在推行法案之时，丘吉尔及其家人遭到一系列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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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9年11月4日，下议院以397票支持、156票反对通过了“人民预算”。即使做出了一些让步，预算案还是保留了提高土地税，以及对收入超过3000英镑（约合今天的30万英镑）者征收附加税等条目。

丘吉尔遭遇袭击

在辩论中，丘吉尔代表阿斯奎斯做出明确表示，上议院如果否决该法案，后果只能是重新进行大选。10天后，一位名叫特丽莎·加内特的妇女参政论者，在布里斯托尔米德思神殿火车站，用马鞭袭击了丘吉尔，尽管他身边围着的都是警探。

《泰晤士报》写道：“他看到鞭子就要落下来，就和那个女人争夺起来。有那么一会儿，搏斗在进行中……”人们听到那个女人发疯似的喊着：“拿去吧，你这个野兽，野兽！”丘吉尔先生从袭击他的人手中夺过了鞭子。

他继续前往科尔斯顿大厅开会，尽管有一些妇女参政论者在会上闹场，不过她们要破坏的是所有自由党政客参加的会议，而不仅仅是针对丘吉尔。加内特因扰乱治安被判处一个月监禁。

《自由主义与社会问题》于11月26日出版。同一天，保守党顽固派领袖——米尔纳勋爵，在谈到预算案时说：“我们有责任阻止它，并谴责其后果。”4天后，克莱门汀在埃克莱斯顿广场的家里为丘吉尔举办了35岁生日聚会。客人中的一位艾舍尔勋爵对他儿子这样讲道：

他家一楼有一间漂亮的双人房，里面全是书……生日蛋糕上插了35支蜡烛。还有一些彩色拉炮。整个晚上他都坐在那儿，头上戴着一顶买彩色拉炮赠送的纸帽子。如果成千上万参加他演讲会的人能看见他现在的样子，一定都会觉得很奇怪

他和她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他握着她的手。我从未见过两个如此相爱的人。如果他下了台，就一分钱都不会有，他就得自行谋生。但是他说，如果你能和你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就是值得的。尽管他讨厌住在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出租屋里，但是，只要能和她还有孩子在一起，他就乐意！

晚宴提前结束，这样大家就可以去上议院观看投票情况了。预算案以350票对75票被否决。两天后，议会解散，必须重新进行大选。投票将于1910年1月14日开始，自由党将会以“选择同伴，还是选择人民”的口号继续斗争。

在竞选期间，丘吉尔迅速出版了《人民的权利》一书，这是他关于上议院改革、预算案、自由贸易和税收的演讲精选集。他积极投入竞选活动，对他最喜欢的那个敌人进行了进一步的冷嘲热讽。

“贝尔福先生当然是一个领导人，他会做他的追随者们让他做的任何事情，”在一次演讲中他对观众这样说道，“只有当他知道他的追随者错了时，他才会做得三心二意。”

印度前总督寇松勋爵，在为奥尔德姆的贵族辩护时，诘问丘吉尔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欠了他父亲点儿什么。几天后丘吉尔在伯恩利回答：“那还用说？我当然欠他的，我的一切都是他给予的。”

议会解散，重新进行大选

但是，世袭议会立法者们的这种辩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认为如果我的父亲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成员，我就永远得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成员，不管伍德斯托克的人怎么看待我。的确，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有些人继承了自己杰出的父亲的衣钵，他们自己也取得了同样甚至更大的成就。

但是，又有多少例子却是相反的情况呢？你几乎可以用手指就能数出子承父业的例子。事实上，寇松勋爵引用的例子还没有他的手指多，但是，想一想那些相反的事例吧，它们虽然常常被体面和仁慈的面纱遮盖，却是数量巨大。

他很清楚，一个人，如果他的父亲很杰出，他自己在生活中也获得成功的例子就很少。

寇松引用了19世纪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的名言：“所有文明都是贵族的杰作。”丘吉尔在谈到他的工人阶级占多数的前选区时说：“他们喜欢奥尔德姆的那种状态，在那里，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子爵不会觉得自己时刻被恭维着……准确地说，是所有文明的辛勤劳动，才使得贵族制度得以维系。”

寇松抱怨丘吉尔，说他的“举止简直就像一个挖泥工人”，牛顿勋爵则说，“温斯顿·丘吉尔那些下层社会的黑话，简直令人作呕”，博福特公爵说，他希望能看到丘吉尔和劳合·乔治两个人“站在20对儿猎犬中间”。

没过多久，丘吉尔就兴高采烈地，把这一切说法汇报给了沃林顿的听众。对这场冲突的报道是如此广泛，以至第二天《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丘吉尔在赛马俱乐部被砍伤，俱乐部的仆人们为他提供了“明显是很不乐意”的服务。

丘吉尔在选举中收到许多名为“老鼠的奖励”的明信片，上面有一张图片，一只小红鼠正在吃一罐蜂蜜，旁边写着“贸易大臣的薪水：每年2000英镑”。各种关于丘吉尔家的恶毒谣言也在四处传播。

弗雷迪·伯肯黑德后来记录了，克莱门汀告诉他的这一时期的情况：“他们身边的气氛恶劣极了。像伦敦德里夫人那样的人恨不得把他们砍死；佩吉·克鲁（侯爵夫人）虽然是自由党人，却也是举止乖张，她告诉克莱门汀，温斯顿与劳合·乔治的交往让她感到尴尬，应该阻止他们的交往；玛戈·阿斯奎斯……则是充满敌意和不友好。”

不过，克莱门汀却可以“把仇恨视为一种恭维”。当她被卷进一场出租车事故中，人行道上以及他们位于埃克莱斯顿广场的家中大厅里，出现了一些血迹时，“立刻就有人传谣说温斯顿有打老婆的习惯”。丘吉尔不再阅读关于他自己的新闻剪报。他到哈罗公学访问时遭到了嘘声攻击。

大选投票从1910年1月14日开始，一直持续到2月10日。1月22日，获得10747票的丘吉尔以微弱优势再次当选邓迪选区议员，工党获得10365票、保守党4552票、联盟党4339票，顽固的禁酒主义者埃德温·斯克林杰1512票。

从全国的选举结果看，票数也非常相近，275名自由党人当选，273名联盟党人当选，82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当选，40名工党人当选。自由党获得288万张选票，工党获得50.5万张选票，联盟党获得313万张选票。

自由党失去了104个席位和1906年所获得的多数党地位，本来7年的任期变成4年。但自由党仍然是最大的党，阿斯奎斯继续留任，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工党的支持下，自由党有足够的票数可以通过“人民预算”。

在最后的结果公布两天后，阿斯奎斯提出让丘吉尔担任爱尔兰首席秘书一职。“至于我自己，我想去海军部，”丘吉尔大胆地回答，“或者到内政部去。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我认为大臣们应该在政府中，担任与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比较相称的职务。”

丘吉尔出任内政大臣

阿斯奎斯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样，35岁的丘吉尔就成为，继1822年罗伯特·皮尔爵士以来，最年轻的内政大臣。他也是（到当时为止）唯一一个进过监狱的内政大臣，更不用说他还从监狱里逃出来过。

1910年2月21日，星期一，丘吉尔就任内政大臣一周后，签署了第一个死刑令。由于每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上绞刑架前，都有最后上诉请求宽大处理的权利，丘吉尔必须审核每一个案件。那天晚上，在晚餐时，他在与伊恩·汉密尔顿的妻子琼交谈时说，很明显，做这样的决定“给他带来了压力”。

涉案男子把一个小孩带到一条小巷里，然后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咙。“想想看，”他相当野蛮地说，“什么样的社会才会迫使一个人做那样的事情。”她认为他正处在一种“情绪敏感、容易激动的状态下——活生生的”。丘吉尔认为就这些案件做出决定是“最痛苦的”。

就像他儿子多年后说的那样：“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直接责任，每一件案子他就会深思熟虑。”在提交给他审核的43起死刑案中，丘吉尔改判了21起缓刑，高于他的前任在过去10年中判决的40%的缓刑率。

他对威尔弗里德·布伦特说，在死刑案中，平均每两周他就要行使一次生杀大权，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几乎所有的谋杀案都是爱情与酒精的结合。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死刑的，他对爱德华·格雷爵士说：“对大多数人——包括所有最优秀的人来说，无期徒刑比死刑更糟糕。”

这反映了他的个人信念，也是军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坚忍的态度。他还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得了不治之症，或是遭受了羞辱”，自杀是可以接受的。他对琼·汉密尔顿说：“我们终究是把死亡看得太重了。”

1909年8月17日，虽然丘吉尔对印度国王的爱并未改变，但是他承认了印度革命领袖——马丹·拉尔·德辛格拉的勇敢。德辛格拉因暗杀前总督副官——中校寇松·威利爵士，而在彭顿维尔监狱被处决，他所推动的这场恐怖活动的目的就是敦促英国退出印度。

“印度现在唯一需要学习的一课，就是学会如何去死。”德辛格拉在上绞刑架前说：“而唯一能教会大家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去死。所以我要去死，以我的殉道为荣。”丘吉尔对威尔弗里德·布伦特说，德辛格拉将会在未来2000年中被人们铭记，就像我们记着雷古拉斯、卡拉克塔克斯和普卢塔克笔下的英雄们一样。

他还引用德辛格拉的遗言，称其为“爱国主义的最好表达”。他认为“如果减刑，那将是对他的一种额外的折磨”。丘吉尔对敌人的勇敢表现出公开的尊重，无论是对帕坦人，对托钵僧，对布尔人，对印度革命者，还是对后来的爱尔兰共和党人迈克尔·柯林斯，以及对德国将军欧文·隆美尔，这是他的天性中极富魅力的一个特点。

多年后，丘吉尔对一名助手说，他在做内政大臣时，“经常神经紧张，忧心忡忡”。他发现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把带来麻烦的所有事项都写在纸上，这样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哪些事情其实仅能算作寻常琐事，还有哪些事情是压根儿就无法补救的。这样一来，需要我们集中精力去处理的，也就只剩下一两件事了”。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内政部已经变成一个杂货箱，适合其他部门处理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放进这里。所以除了轻判和减刑，丘吉尔现在还不得不担心的其他事情包括治安、监狱、缓刑、关于工作条件的规定、酒馆执照和工人的伤害赔偿。

《参考文献》

《伯肯黑德文件》 ，65；

科尔维尔，《边缘》， 444 ；

巴特勒，《英国政治事实》，第 26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