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中国人民银行收到一老人来信，领导震惊：速查绝密1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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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淡定咖啡

编辑|阿荣

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收到了一封来自山西的匿名信。

看完了信件内容，收信人员竟不敢做主处理，赶紧向领导汇报。

领导看了这份信，同样大惊，下令：“去查绝1号档案”

查过档案，还派人专门去寻访那位写信的老人。

写信的人是谁？信上写了什么内容，竟引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如此大费周章？

字痴学子，报国陷害

1904年，马文蔚出生在山西省阳曲县里的一个教书先生的家里，排行老三。

男孩大多天性顽皮，但是马文蔚只要一看到庙宇和牌匾上的字，就立马安静下来，站在凝神端望，用手在空中比划，细细揣摩。

时间长了，村里人都知道马家老三是个字痴，在有碑文的地方一定有他的身影。

马文蔚爱读书，肯钻研，家中的藏书都被他翻遍了，这样一来，他的学习成绩也很好。

后来，马文蔚同时被三所学校录取，这三所学校是：省立一中、省立第一师范、太原国民师范。

马文蔚选择了公费的太原国民师范。

在读师范的这五年中，马文蔚不仅成绩优秀，而且在对于数据的敏锐分析上极有天赋，给当时的校长赵丕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师范毕业后，马文蔚原本去了一所附小教书，但是师范校长赵丕康爱惜他的才华，劝说他去读大学。

在赵校长的建议和推荐下，马文蔚去南京中央大学攻读经济系的课程，和徐向前、薄一波、王世英成了校友。

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马文蔚在阎锡山的驻南京办事处谋到一个职位，担任秘书，后又到国民党的造币厂做过副主任。

由于马文蔚突出的工作成绩，马文蔚被调到国民政府中任职。

他先后在国民政府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四联总处担任金融观察员，期间辗转在国内的各个城市之间，从上海到香港，然后到汉口，最后来到重庆。

马文蔚在给南京国民政府工作期间，做出了大量含金量极高的报告，他的报告里不仅含有专业的知识，还有在各地进行调查时，积累的详实的数据，深入浅出，极具研究价值，受到了金融家孔祥熙的关注。

1942年，在孔祥熙的关照下，马文蔚到信托局当甄核主任。

可是他才干了几个月，就被孔祥熙手下“铭贤派”的诬陷，失去了工作，因为马文蔚太不会变通了。

后来，孔祥熙通过调查，了解到误解了马文蔚，就找到马文蔚，对马文蔚说：

“马先生，我错怪你了，这真是个误会，政府里很需要您这样的栋梁之才，不知道先生可以不可以再回来，我可以安排先生到中央银行当个处长。”

马文蔚听后哈哈一笑说：“院长，承蒙抬爱，我可是再也不敢在你手下做事了。”

一介白衣的马文蔚竟敢顶撞孔祥熙，拒绝高薪的诱惑，在“陪都”重庆一度成为趣闻佳话，广为流传。

马文蔚身为财务人员，但为了可以恪守职业道德而不愿同流合污的性格，引起了我党在重庆做秘密工作的南汉宸的注意。

遇见行长，参与新币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6月，马文蔚拿着介绍信，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报到。

南汉宸一看是薄一波的介绍信，而且来的是是马文蔚，立马就让工作人员告诉他第二天来上班。

因为马文蔚有丰富的业务经验，被安排在中国人民银行做参事和金融研究员，他的办公室就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办公室的对面。

建国后，国家一直在筹划发行第二套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上面的字是董必武和郭沫若题写的，因此国家一直在考虑要不要重新更换货币上的字，但是换什么样的字体，一直都在斟酌挑选中。

南汉宸在重庆市时，就了解到知道马文蔚爱好书法，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的字体既有隶属之韵，又有魏碑的刚劲有力，于是南汉宸就把马文蔚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那是1950年的4月，在南汉宸的办公室里，南汉宸拿出一支毛笔递给马文蔚，马文蔚一看见看见南汉宸手中的毛笔，眼里马上露出了惊喜的眼神。

南汉宸对马文蔚说：“马同志，听说你的毛笔字写得不错，我这里有一支笔，你看看这笔的质量如何？”

马文蔚接过笔，仔仔细细地盯着这支笔，从笔头一直看到笔杆，嘴里不停说道，“好笔，这真是一支好笔，这一定是宫廷里的笔！”

南汉宸哈哈大笑，说：“讲的对，这确实是故宫里的毛笔，要不要用这支笔写几个字，试试手感如何？”

马文蔚当然求之不得，看了南汉宸一眼，说，“好，马上写。”

然后，马文蔚用眼睛看了一下南汉宸，意思是写啥，南汉宸指了指桌子上的那几个字，马文蔚看了一眼，不一会儿就写好了。

南汉宸看来看，用钢笔纸上写了几个大写的圆、角、分、壹、贰、叁、 伍、拾，然后说：“再写这些字。”

听到这话，马文蔚抿着嘴笑了笑，于是认真地写了起来。

可是连续写了好几个，马文蔚都不是太满意，于是马文蔚就和南汉宸说，下班后回家再写几次，挑几个满意的给他。

回家后，马文蔚将家中的虎皮宣纸裁成几个方块，分别又将白天写过的那几个字，又写了几遍，最后挑了一些，交给了南汉宸。

南汉宸在收下了马文蔚的字后，再也没提这回事。

事关国家机密，作为在金融机构工作的人员，两个人都懂自己的职业操守，谁也不会再去深究字的去向，这件事好像就被忘记了。

浩劫受冤，写信澄清

后来的几年里，马文蔚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调动，先后在1951年，到广西桂林金属管理局当计划主任，后又中国人民银行陕西分行任计划科的科员。

直到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时，当马文蔚在新版人民币上看到熟悉的字体时，马文蔚的嘴角开心地上扬了一下。

多年的工作习惯，让马文蔚保持了一向低调的风格，马文蔚没有声张，只是回家后悄悄的加了一个菜。

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马文蔚因为率直的性格，直言不讳的提出了单位工作中的问题，被打成了右派，责令遣送原籍。

1958年，马文蔚携妻带女，头上压着一顶“右派”帽子，回到老家山西省阳曲县黄寨村，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造。

在此后的20年里，马文蔚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在农村里就靠给村民们看病换取些粮食度日。

1978文革结束后，马文蔚终于得到平反。

平反后的马文蔚还是住在乡下，日子依旧清贫。

直到有一天，马文蔚看到了山西日报的一片报道，马文蔚情不自禁的皱了一下眉头，女儿马眉接过报纸一看，原来写的是有关人民币票面上，汉字原创作者的介绍。

马眉了解他的父亲马文蔚的个性，父亲做事一向严谨，不容半点虚假，心里觉得父亲马文蔚一定知道这里边的内情。

在女儿马眉地追问下，马文蔚和女儿说了他和南汉宸之间的故事。

当时有关“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的书写者是谁，有好几个版本。

有的说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写的，还有的说是冀朝鼎写的，还有的说是陈达邦写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三位书写者，虚虚实实，难以分辨。

马眉听完马文蔚的介绍，说，既然报道有误，就要纠正。

但是马文蔚说，这事都过去三十年了，是谁写得并不重要，就随便报纸说吧。

但是马眉觉得要既然是报道就不能失实，要对历史负责。

在马眉的坚持下，父女联笔给中国银行的行长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他知道人民币上中文字的真正作者是谁，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还原事实，清名传扬

央行的行长收到群众的来信后，马上派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到阳曲县调查后，报告情况属实。

但是为了谨慎起见，央行还是派人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制档案管理室，将绝1号档案调出，发现档案里只有几张人民币上汉字的原版，没却有关于字迹的出处记载。

鉴于当事人南汉宸行长在1967年已经去世，失去了人证，决定再去实地走访一下，再次确认究竟是否属实。

于是在收到信件半个月后，金融研究所的陈溶同志和高级工艺美术师张作栋受央行的委派，来到阳曲县，再次找到当时已经是70多岁的马文蔚，邀请老人到银行的办公室亲笔书写。

尽管马文蔚年年事已高，手已发抖，但还是写出来那大家都以熟悉的19个字。

当老人现场写的字和档案袋里字比对后，央行的工作人员非常的激动，一号绝密档案的资料终于完整了。

而马文蔚在看到保留在档案袋里字时，激动地手都有点微微颤抖，口里不停地说:“是它，是它，三十年了。”

1984年9月，央行发文申明，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是马文蔚所写，并且肯定了马文蔚先生对银行建设作出的贡献。

申明中还指出，这些字是在1950年，在南汉宸行长的委托下，写下了“中国人民银行等十九个字”，中国人民银行还给马文蔚颁发了奖状。

同年，在《北京日报上》再次申明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原创是马文蔚先生。

马文蔚对于给他的高度评价，非常谦虚的说，其实都是南汉宸行长的功劳，我只是有幸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流通货币的设计。

在后来发行的第四套和第五套人命币中，继续沿用了马文蔚的字体，只是将“国”和“银”两个字有繁体字改成了简体字。

原来准备请马文蔚先生在写两个简化版的“国”和“银”字，但是马文蔚先生已经80多岁的高龄，手抖不能书写了。

最后就保留了“国”的“口”和“银”的左边部首，里边的尽量模仿马文蔚先生的风格，换成了的简体，但是字体的风格没有改变，大写的“贰”字也换成看简化字，“角”也从繁体字变成现在大家都熟悉的简化字。

马文蔚的“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如今已成为地方银行机构的门口标志。伴随着中国货币在世界上的流通，中国的书法也传到了世界各地。

1988年3月29日，马文蔚先生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如今在山西的阳曲县，可以看到政府为马文蔚先生塑造的雕像，以纪念这位为共和国的金融事业默默付出的前辈。

老一辈克己低调的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