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中国伪史论：中国人种西来说

大家都知道明未清初的“西学中源”说，而相应的在清初从教人士曾一度宣传过一种中国人种西来说。

如《道学家传》“小引”云： 盖上古之时，非无书史可考。然经秦火之后，古儒真传道统，竟多失落。故《鉴》、《史》之所载天地人三氏等以至伏羲，中华典籍，皆无确据可稽。是以究诸西史，幸神师指示，古经尚存，一一详具其内。果见东海西海，同一无二，原同一脉。……未有天地之先，昊天之主宰，无声无臭，于穆不已，以其全能，命阴阳二气、火气水土四元行，开辟乾坤，造成万汇。乃将土化为人祖，男则名曰亚当，女则名厄袜，配为夫妇，以传人类。父子公孙，代代相继，传至第十三代子孙，名号伏羲者，乃始入中华，为首御之君，画地始有民居。从兹至今，朝代年纪，一一可考，于西历参对，符合无差。（ 阮元《畴人传》卷三五）

李祖白的《天学传概》也有类似说法，而论述较为详细。其略云： 天主上帝开辟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引者按：今译为“犹太”），此外东西南北并无人居。当是共事一主，奉一教，纷歧邪说无自而生。其后生齿日繁，散走四遐逖，而大东大西有人之始，其时略同。考之史册，推以历年，在中国为伏羲氏。既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自西徂东，天学固其所怀来也。生长子孙，家传户习，此时此学之在中夏，必倍昌明于今之世矣。延至唐虞，下讫三代，君臣告诫于朝，圣贤垂训于后，往往呼天称帝相警励。夫有所受之也，岂偶然哉？

其见之于《书》曰：“昭受上帝”，“夫其申命用休”；《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鲁论》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中庸》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孟子》曰：“乐天者，保天下”。凡此诸文，何莫非天学之微言法语乎？审是，则中国之教，无先天学者。（杨光先《不得已》）

李祖白（－1665年），中国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天文学家、天主教教徒。

这一中国文明西来说，显然不是中国从教人士的创论，而是来华耶稣会士的大胆假说。它同“西学中源”说一样，都是在利玛窦等人用中国经典附会天主教和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两者的结论恰好相反。

比起“西学中源”说，这一中国文明西来说更加牵强、武断和大胆。它竟以一句“考之史册，推以历年”就断定伏羲为天主的第十三代子孙，中国人为犹太人的苗裔，甚至中国上古君臣告诫、圣贤垂训的都不过是天主教的“天学”，这些结论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对于一贯以华夏为世界中心，文明之所在的中国士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不能容忍。

杨光先（1595-1669）

难怪排教的杨光先（1595-1669）见到此说，就抓住不放。他致书为《天学传概》作序的许之渐说：“祖白无端造此妖言，出自何典？往时利玛窦引中夏之圣贤经传以文饰其邪教，今祖白迳谓中夏之圣经贤传是邪教之法语微言，祖白之罪，可胜诛乎？”同书中还说：“祖白之为书也，尽我大清而如德亚之矣，尽我大清及古先圣帝圣师圣臣而邪教之苗裔矣，尽我历代先圣之圣经贤传而邪教之绪余之矣。岂止于妄而已哉！实欲挟大清之人尽叛大清而从邪教，是率天下无君无父也。”

总之，中国人都是犹太人后裔，这是无君无父的妖言无疑。

李祖白的《天学传概》成为杨光先反教的一个突破口。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赴礼部具投“请诛邪教状”，并附呈《天学传概》等作为证据，终于引起清廷的重视，从而引发了闻名中外的“康熙历狱”。经过一年多的会审，终将汤若望逐出钦天监，李祖白等人则被处斩。后来，杨光先虽以不知历法而致败，但耶稣会士的行径却引起了清廷的疑忌。

所以，在平反“历狱”之后，南怀仁等虽重回钦天监治理历法，但监务大事则为康熙安插的满汉监正所执掌。在康熙为汤若望平反，为李祖白等昭雪之后，利类思（Louis Buglio, 1606-1682）等著《不得已辨》、《崇正必辨》等书，反驳杨光先的《不得已》。其中，虽于历法、天主教义等与杨书百般辩争，但对于“伏羲为天主之苗裔”一说，则不敢认真计较。此后在华教士著书亦未倡言此中国文明西来之说。凡此皆可见此说极易招致中国人的反感，故亦为教士所讳言矣。

然而，由于杨光先的批驳，此一中国文明西来说也不胫而走。后来的学者虽不明论其非（以其不雅驯之故），但王锡阐、王夫之等人极力论证西学原本中国，推尊中学，皆隐然欲辟“中国人西来”说之谬。直到乾嘉年间，钱大昕跋《不得已》，仍推崇道：“其抵耶稣异教，禁人传习，不可谓无功名教。”

阮元等编撰《畴人传》，亦摘录《不得已》中的“日食天象验”一篇（其中有驳斥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言论）于该书杨光先传文之中。钱、阮二人为乾嘉汉学大师，也是当时主张“西学中源”说的著名学者，特别是阮元主编的《畴人传》一书，更是乾嘉时代论述“西学中源”说的代表作。

由此可见，“西学中源”说在涵义上的变化及其流传，与清初耶稣会士和从教人士宣传的“中国文明西来”一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看到，此说由于中西学术之争而产生，同时随着中西之争的发展而变化。当熊明遇等提出“西学中源”说时，其用心是为了淡化中西之争，缩小中西学术的隔阂；然而随着时势的变化，此说又成为清初某些遗民学者借以贬斥甚至抵制西学的思想依据。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康熙中叶以后，康熙皇帝为了熄中西之争，采纳西方科学，也大力提倡和宣扬“西学中源”说，从而使此说成为清代官方钦定的学说。

康熙宣传“西学中源”说对于西方历算学在清代的传播曾经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那种贬斥西学的“西学中源”论又逐渐抬头，成为当时理解和接受西方科学的一大障碍。这两种倾向的“西学中源”论，有联系，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貌同而神异，需要加以区别。当代学者论及此说，每不顾及于此，以为此说把西学东渐引向了恢复中国古法的道路，甚至以为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亦缘于此说之流行。其实，“西学中源”说本身就是随着时代和学风的变化而变化着。其到清末，也是有一些人借此说主张引进西学，同时另有一些人借以贬低和抵制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