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肃王后裔一一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钱玄同

钱玄同，是吴越武肃王钱镠后裔，也是我国＂两弹元勋＂钱三强的父亲。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他1887年9月12日出生于浙江吴兴，父亲曾经在帝都做过官，但因为受不了清代末期官场黑暗就辞官回乡教书。在父亲的教育下，他幼读经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不幸的是他十—岁时父亲逝世，十五岁时母亲又去世，依规制守孝而未能应试。而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是兄嫂。年长他很多的兄嫂很疼爱他并精心培养他。而钱玄同也正因未能如愿参加科举考试，这才得与让他放弃四书五经，去看了与应试无关的《新民丛报》、《清议报》等进步书刊，在他十六岁那年的冬天，读了章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在思想上埋下反封建帝制的种子。他认为章太炎与邹容等进步思想家的主张有理，腐败落后的清王朝非革命进行推翻不可。1904年（光绪三十年），时年18岁，在湖州剪辫，与友共办《湖州白话报》，封面上只写“甲辰年”、不书光绪三十年，以示不遵清代王朝，并表示反对清朝统治的决心。

1905年，便入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冬天又到日本东京去看望伯父钱恂。翌年春季奉伯父之命回上海结婚。这是哥哥早早地为他张罗的一桩婚事，对方是哥哥的朋友徐元钊家的女儿徐婠贞。徐家是远近闻名的诗书传家，徐婠贞的祖父徐树兰曾担任过兵部侍郎，并创立“古越藏书楼”。当时蔡元培还在此处读书4年，遍览群书，学问大增。

钱玄同幼年时因为父母早逝，遭逢不幸，曾也在徐家借住、学习了一段时间，徐元钊对他非常看重，应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徐婠贞也温柔贤淑，漂亮可人，两人门当户对又青梅竹马，钱玄同的大哥便自作主张同意了这门亲事。但是钱玄同并不喜欢徐婠贞，虽然两人一起长大，但她是旧式的封建女子，从小就被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嘴里全是三从四德。钱玄同却接受的新式教育，主张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式婚姻。尽管钱玄同对这段亲事有着各种不满意，可考虑到哥哥的养育之恩，和徐家的对他的恩情，还是心不甘情不愿接受了这件亲事。

新婚之夜，听到外面宾客的欢声笑语，钱玄同心中万分悲痛，他在日记中写道：“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

他心中憧憬那种两情相悦的爱情，却又不得不屈从现实，娶了自己不爱的女人为妻，心里的各种滋味，不能与外人言说。

婚后，钱玄同对妻子很尊重，两人没有太多浓情蜜意，日子过得平淡如水，相敬如宾。曾生有5男1女，虽只3孩长大成人。可贵的是他一生不离婚，不纳妾。这与钱氏家族的家教与他接受新文化的一夫一妻制有关，也与他洁身自律、品行端正有关。

钱玄同在婚后的当年（1906年）9月又求学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课余时间常在＂民报＂社见到章太炎，对于章氏的思想学问极为崇敬，在那里对章氏执弟子礼，并为章氏用小篆体书写《小学答问》，深得章氏好评。翌年《民报》被查禁，他和他的朋友请章氏讲音学和学问，一起听讲者有龚未生、鲁迅兄弟、许季蒹等8人。这时钱玄同和章太炎关系密切，有时就住在章氏寓所中，见到了许多革命党人，电视剧《觉醒年代》展现当时的风云岁月。他在这留学期间，参加过在东京为警醒世人反抗帝制而蹈海自杀的革命志士陈天华，及徐锡麟、秋瑾等革命烈士开的追悼会。曾和章太炎一起办《教育会语杂文》，其宗旨是灌输文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国学意识，也带有提倡民族革命的含意，写的是白话文。

1910年春，钱玄同在日本读了5年后回到自己风雨漂渺的祖国。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1913年秋到北京，曾做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后来做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

1916年，钱玄同目睹袁世凯倒行逆施，妄自称帝，那帮袁贼手下的封建顽固文人将民国初年废除的＂读经＂、封建礼教又抬了出来，还打着所谓＂保存国粹＂的招牌来抵制科学和新知识的输入，钱玄同为此对祖国前途焦急万分，认为那套旧道德旧文章非彻底改革不可。

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了一批有革命新思想的教授如李大钊、刘复、胡适等人，《新青年》是陈独秀等人创办的，后来钱玄同也是同人编辑之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坚决主张以白话为文学的正宗，力主改革我国旧文学，钱玄同积极拥护，并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大量文章，批判了统治我国二千多年孔子那些被帝王利用的封建道德观念。他以记者身份加＂按语＂或与读者通信方式讨论问题，目的是和封建思想作坚决斗争，他那些战斗性很强的杂文在当时确是起到积极作用。

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当年钱玄同为《新青年》约稿，一再催促而成的，从此才使鲁迅写起白话文小说。

钱玄同在论《应用论亟宜改良》一文中提出了不少好主张，如写信应删去无谓的浮文，印刷体应分数种，釆用公元纪年，左行横排等，现在大家都很习惯了，但在100多年前的钱玄同就大力提倡，足见他是有创新改革开放发展意识的人。

＂五四＂运动当天，钱玄同始终参加了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

无庸置疑，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成为倡导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

在学术上钱玄同也是有很大成就。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

1917年（民国六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会长是蔡元培。该会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采用。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的文章，至今也有很多学术价值，在文中他激烈反对作文“用典”即。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 尤为恶劣。”他的专著有《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重论古今文学问题》等等。

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钱玄同拒绝伪教育部的聘书，不肯出来授课，直到1939年1月病逝。钱玄同作为觉醒的知识分子，一直忧国忧民，为推翻封建制度而战斗，为唤醒民众一直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尤其是他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主意识，一直对社会、对钱氏后裔、对家人有着深刻的示范作用和教育意义，正因为有这种民族气节传承，才培养出如钱三强这样的杰出儿子，为祖国的振兴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