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罗稷南问毛主席：如果鲁迅活着现在会怎样？主席：两种结局

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与罗稷南等文学界人士交流时，与鲁迅相关的一问一答成为了到现在人们都津津乐道的“罗毛谈话”主要内容。

罗稷南与毛主席

罗稷南原名陈小航，又叫陈子英，笔名贺非，也曾用笔名尊闻翻译意大利作家范士柏《日本的间谍》，与网上流传的毛主席“老乡”甚远，他实际是云南顺宁人，生于1898年。

如若所陈小航的爱国启蒙，那一定是他的父亲陈宝航，其父支持蔡锷云南起义，并且做出了许多努力。

后来，陈小航一路求学，最终考上了北大。

陈小航虽然只是一个读书人，但其骨子中的中国气概从未有所消弭，在看着国家的乱局之后，他毅然选择弃笔从戎，在十九路军总指挥、抗日名将蔡廷锴身边任发言人和秘书。

“九一八”事变后，陈小航与蔡廷锴随十九路军前往沪宁沿线，就此参与到了淞沪抗战之中。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反蒋派李济深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就在这时候，蔡廷锴派陈小航去苏区瑞金和共产党谈判共同抗日事宜，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陈小航后来改名罗稷南其实也是受了文学作品和战争生活的影响。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刻画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广阔图景，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具有进步意义的人文主义思想。

其主人翁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勇猛无畏，又高又瘦，而他有一匹名叫罗稷南的得力坐骑，数次与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与堂吉诃德配合极为默契，蔡廷锴将军同样又高又瘦，勇猛无畏，两人在很多方面都颇为相似。

正是因为如此，当时军界都把蔡廷锴开玩笑地称作堂吉诃德，而陈小航又常年跟随在蔡廷锴的左右，与其形影相随一起征战沙场。

在《堂吉诃德》的影响下，陈小航觉得自己就像是蔡廷锴麾下的忠心战马，就如同堂吉诃德与他的坐骑一样，于是陈小航为自己取名为罗稷南，其含义与用心从此就可以看出。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罗稷南先生前往上海定居，开启了自己的翻译工作。

1949年7月2日，在北京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罗稷南先生作为代表参加以冯雪峰为团长的南方代表团二团出席。

同年11月13日，上海市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章程，并推选了罗稷南等19位文艺工作者成为执行委员。

罗稷南先生是云南人，在西南地区有其影响，所以1950年毛泽东曾给他写过信，要他回云南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而当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的楚图南，曾委任他担任云南大学校长，他均未应约，而是在上海专心于翻译工作。

就在1957年7月7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那次座谈会上，毛主席就曾当面感谢罗稷南翻译了梅林的《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在上海，罗老和许广平、周建人、马叙伦等多有交往，并在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等进步报刊上写文章，他和唐弢、柯灵等人一起发起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新中国成立后，罗稷南先生的组织关系一直在上海市文联，1952年华东、上海文联调整干部住房时，就分配他夫妇俩住进法华路一幢花园洋房的三楼，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但是罗老不拿政府工资，和巴金一样，生活全靠稿费所得，在文联就只他们两人。

在上海度过晚年的罗稷南先生洁身自好，生活过得平静。

罗稷南先生还是上海市历届人大代表、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

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与罗稷南等文学界人士举行会谈，会上罗稷南对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那么他现在会怎样呢？”

这原本是一个带有一丝闲谈性质的问题，毛主席听后却颇为认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这番对话让在场的人都吃惊不已，彼此都默契地秘而不宣，直到数十年后才被当作是一个尘封的秘密曝光。

上海作协于1958年6月13日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成立了新的书记处，罗稷南先生增选为书记处书记。

在上海，罗稷南先生身兼数职，名义上虽然是自由职业者，无须上下班，可以坐在家里埋头搞翻译，但社会活动仍然频繁，尤其是市人大和文联，免不了需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和会议。

对毛主席十分敬佩的鲁迅

鲁迅晚年正处在我国社会最黑暗和最危急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进行残酷的军事“围”和文化“围”，日本帝国主义日益疯狂地侵略中国。

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鲁迅满怀信心地把希望寄托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据冯雪峰、茅盾回忆，开始，鲁迅对毛主席的了解并不多，但他只要有机会就积极主动地进行了解。

一九三一年，从江西苏区传来中央红军一举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反革命“围”的胜利消息，鲁迅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场就兴奋地对来议事的冯雪峰说：“那国民党天天都在在报纸上大放厥词说朱毛如何如何，这样看来朱毛却是先把他们吓坏了！”

随后，他转而问在场的茅盾：“朱德、毛委员你们认识吗？我只知道南昌暴动有朱德，其他的很不了解。”

茅盾告诉鲁迅，他在“五丰”运动前就认识了毛主席，一九二六年春在广州毛主席还是他的顶头上司，并详细向鲁迅介绍了自己在大革命期间与毛主席共事的情况。

茅盾见鲁迅听得出神，又介绍说：“毛委员是共产党里的大学问家，博闻强记，谈笑风生；他的夫人杨开慧却相反，是个贤淑温柔之人。”

鲁迅听后很感叹地说：“过去只听说毛委员是搞农民运动的，想不到还是个学者，而且已有了家眷。”

接着，鲁迅又关切地问：“不知他有多大岁数了？”茅盾说：“大约比我大两三岁。

之后他又十分感概地向鲁迅介绍：“在广州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个白面书生，谁料到现在竟然能指挥千军万马！”这使鲁迅肃然起敬，现出更加仰慕的神情。

后来，特别是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作为党中央的特使专程赴上海面见鲁迅，并通过鲁迅恢复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

其间冯雪峰与鲁迅作过多次长谈，冯雪峰把几次反“围”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的情况等，一一向鲁迅作了介绍。

鲁迅这一切极感兴趣，每提到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时，他都流露出亲切信任之情。

之后，鲁迅还特地把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请到自己家里，由冯雪峰向她更详细地介绍毛主席领导红军长征一幕幕动人的故事。

一九三六年鲁迅大半时间在病中。

鲁迅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时，他感受到自己跟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亲密关系，于是想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他那因病而略带阴郁的脸色变得晴朗起来。

手上拿着纸烟，横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微笑着从床上起来，在窗前的书桌前站着，半向着坐在书桌旁边的冯雪峰，半向着窗子，一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拿着纸烟的手的手肘，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此时，鲁迅对毛主席及毛主席领导的红军长征的态度和心情，已然很够说明问题的了。

所以，正如茅盾在《茅盾自传》、林志浩在《鲁迅传》写到的，当病中鲁迅得知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即与茅盾通过史沫特莱托人经巴黎转莫斯科，向陕北毛主席、朱德发出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

在电报中他赞扬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并充满激情地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当鲁迅完全认识到毛主席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后，他对毛主席等共产党人的崇敬，进而发展到给予力所能及的具体实际的关怀和帮助了。

鲁迅了解到毛主席在延安缺书看时，他就把自己的著作《呐喊》、《彷徨》和一些旧小说，辗转托人送到陕北。

后来，鲁迅编辑的瞿秋白文集《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了，他在第一批要赠送的人员清单上写着“内三”即内地陕北党中央所在地三本，他具体向送书人交其中皮脊面的一本是送给“M”（毛主席的代称）的。

鲁迅对陕北生活艰苦，又严重缺盐等问题也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他特地用稿费请冯雪峰从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地购买了火腿、肉松等食品，由周文、徐汉尧交给王林带往陕北保安。

毛泽东见到鲁迅转送来的食品时，沉思了一阵，高兴地大笑起来，十分感激而风趣地说：“可以大嚼一顿了”。

千里巡招送火腿，可见鲁迅对毛主席等共产党人是何等的崇敬和关怀。

鲁迅对毛主席的崇敬更表现在他对毛主席的主张的拥护和捍卫上。

据冯雪峰回忆，在鲁迅知道毛主席最初就坚持而且实行了对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后，他常常谈到红军，几次这样说：“要革命，就要有军队，我也倒是一向就这样想的。”

说这样话的时候，鲁迅的心情非常明显地表明他拥护和赞赏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主席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鲁迅表示坚决拥护，他在《答徐懋痛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鲁迅又对托洛茨基派对毛泽东一致抗日主张的攻击，公开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予以坚决有力的反击：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高超当然是值得世人敬佩的，但若是这高超被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那么这高超就毫无疑问要从圣坛上跌落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尘埃里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也就在鲁迅的同一封信中，他对毛主席等共产党人大加赞赏，说他们是“那切切实实，脚踏实地，为千千万万国人生存而流血的奋斗者。”

这不仅流露出鲁迅对毛泽东的敬仰之心，而且说明鲁迅是在与毛泽东肩并肩地向着敌人英勇地战斗了。

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息息相通

鲁迅也是毛主席很信赖和评价最高的人。

毛主席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十分关注鲁迅，一九三三年秋，冯雪峰从上海刚调到中央苏区工作，毛泽东即约冯雪峰谈话，了解鲁迅的情况。

一次，毛泽东亲自来到冯雪峰住处，一见面就跟他说今晚来的目的就是想一起聊聊鲁迅。

他通过冯雪峰全面了解了苦斗在上海的鲁迅的思想、工作、生活和健康状况，之后面露遗憾地对冯雪峰感叹了一句：“五四时期我在北京时，当时见过不少从事新文学的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鲁迅没有机会见”。

当他听说，“有个日本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

毛主席先是哈哈大笑，然后用赞赏的口气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以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当冯雪峰告诉毛主席，鲁迅读了他的《西江月·井冈山》等诗词后，认为诗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主席听了又开怀大笑。

毛主席还很重视通过读鲁迅著作来了解和认识鲁迅，因此他对鲁迅有很全面很深刻的认识。

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就系统地论述了鲁迅，认为鲁迅不仅是优秀的作家，而且是杰出的革命家：

“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毛主席还从三个方面概括了鲁迅精神，并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

一九四零年一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了更高更全面的评价，他将鲁迅比作了文化新军中一名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还盛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中的一员猛将，也是主将，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他称赞：“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大家以鲁迅作为榜样，学习他的精神，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九五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

“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

“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于讲话，认真做好工作，把鲁迅和马克思并提，足见毛泽东对鲁迅的信赖和崇敬。

当然，毛主席也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给周扬的信中，指出过鲁迅因未曾经历过农民斗争，对农民看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一面等不足，这说明毛泽东对鲁迅的研究和认识，不仅十分全面，而且非常深刻。

也正是对鲁迅的了解深刻，毛泽东才能在1957年的谈话中说出鲁迅要不就是在狱中继续奋斗，要不就会闭口不谈。

因为他深知，鲁迅去世后的中国局势一度十分复杂，而他是有风骨的人，不会轻易向他不认同的人及事物低头，但鲁迅一旦真心钦佩一个人，就会尽全力配合。

《2017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18.01

《无限的信赖-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06

《雪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01

《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