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后北宋亡，残存宗室建立南宋小朝廷，“恢复”的情绪蔓延

宋代三百余年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长足发展的时代，却也是边患频仍，遭受屈辱较多的时代。

从公元十世纪到公元十三世纪，中国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崛起，辽、西夏、金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吸取中原的先进经验，成长为与宋朝相颉颃的强邻，自两汉以来由汉族政权“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局面被打破了。

宋代“守内虚外”的军事防御策略和“重文轻武”的取士观念，使得隋唐以来，开边连战皆捷的精锐之师消失了；这直接导致终宋一世，其在与外族争衡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是以国人常有“弱宋”之喟叹。

金兴起之后，对当时己病入膏肓、衰朽不堪的北宋发动了连年的军事进攻，以靖康二年（1127年）“靖康之变”为节点，北宋灭亡，宋残存宗室南渡，建立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

自此宋金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对峙状态，一直到金朝灭亡，这期间主要经历了数次和战，如绍兴和议、隆兴北伐、隆兴和议等等。

自“靖康之变”以来，两京失陷，二帝蒙尘，神州有陆沉之危，社稷有倾覆之险。高宗虽然南渡，建立了南宋朝廷延续宋祚。

但是在故宋衣冠士人的记忆深处，中原故土的沦丧，东京梦华的昔日光荣，温文尔雅的旧日记忆，是难以仓促之间磨灭掉的。

伤心之余，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态度上，宋人再也不可能重拾唐代对夷狄爱之如一的那种包容的价值观念，他们重拾孔子在《春秋》中“严夷夏之防”的主张，认为汉族政权跟异族政权终究是水火不容的，通过武力斗争，恢复故土，驱逐夷狄是合乎伯王大略的应有之义。

同时，由于南宋政权先后被秦桧，汤思退，史弥远等投降派把持过，爱国志士往往报国无门，他们有的借诗文以讽喻现实，排解烦闷；有的潜心著述，研究经国方略；也有的直言上书，勇于反抗主和派的卖国政策。

同时南宋的君王，往往也对宋金关系中自身的屈辱地位不满，故而从孝宗朝开始，“恢复”成为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热词，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恢复”一词在宋以前早已使用，比如唐人在安史之乱后会说恢复两京；又比如周世宗给南唐后主李煜的国书有言“恢复内地”，但是具体到宋朝，“恢复”一词，不仅仅具有了收复失地的含义，更有着强烈的华夷之辨的色彩。

北宋前期与辽虽然摩擦不断，但自澶渊之盟之后，两国边境相对安定达数百年之久。

直到西夏建立，频频在西北燃起战事，才给北宋边境造成了严重的边患，士大夫的“华夷意识”也随之逐渐坚固。

以至于当辽式微之时，北宋迫不及待地与凶悍的“金”缔结海上之盟，最终引狼入室，遭遇靖康奇变。

由此，宋人的华夷有别情绪达到了顶峰，在南宋人的言辞里，主张重华夷之别，报靖康之仇的议论并不少见。

如在绍兴八年的一封奏议里，胡诠这样陈述反对和议的理由，他说：

“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此膝一屈而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将和议之论与国运直接相联系，可见时人对处理民族关系之看重。

陈亮在自己的文章里每论及世仇金国，情绪都会非常激动，有诗文曾言道“复仇自是平生志，勿为儒臣鬓发苍”，甚至于把抗金复仇当做一生的功业抱负，可见其执念之深重。

就连理学宗师朱熹一谈到夷狄，也会神色庄重，语气沉痛地表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以上足可见严华夷之大防的意识，在不少南宋士人心中早已是固若磐石，难以摇动。

有鉴于此，南宋人对于“恢复”之事尤为上心，在他们看来，“恢复”事业不仅仅可以收复失地，关键可以救民于水火，将遭受野蛮人统治的华夏故民从“披发左衽”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而宣示正统，恢复王业。

也就是说，夷夏之防的大义突破了以往狭窄儒家经义的束缚，成为能够影响政治决策的一种舆论声势。

所以宋人关于各种“恢复”事迹的记载可谓比比皆是。

如周密《齐东野语》言“寿皇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伲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寝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

讲的就是韩侘胄因为听闻前代孝宗锐意进取，志在恢复的事迹，意图籍此捞取政治资本的史实。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条事迹“淳熙中，黄河决入汴。梁宋间欢言，谓之‘天水’来。天水，国姓也，遗民以为恢复之兆”。

范成大在出使金国途中，发现中原汉人对故宋眷恋尤其深刻“男子髡顶，村落间多不复巾，而父老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老妪跪拜者尤多”。

近人陈登原先生在其扛鼎之作《国史旧闻》中更是专辟一节，用来叙述吕祖谦、陆九渊、陈亮、叶适、真德秀等名儒力主恢复的言谈事迹。

宋儒于“恢复”之事辞锋之锐，不由得使他感叹道：“上下百五十年，宋竟无日不见胁于外族，而宋人固亦无时不言恢复”。

此外，以“恢复”为主旨的中兴爱国诗词弥漫着南宋诗坛，南宋人用慷慨激昂的诗句抒发着对国家统一事业的支持，对山河分裂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忠臣义士的向往。

比较知名的如陆游临终时的《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诗人临死所不能释怀的，仍然是故土家园未复，国家没能振兴，这是何等的爱国情怀！又如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作者借古讽今，用孙权、刘裕事迹批评朝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中原。

同时又对准备不足贸然出兵的北伐心存忧虑，特别是以不久前的“隆兴北伐”为前车之鉴，希望此时正在进行的“开禧北伐”，可以得到妥善筹谋，并在结尾抒发了自己老当益壮的豪情壮志，以至于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在《词品》当中说“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

又如刘过《西江月·堂上谋臣樽俎》一词，则完全是一阙战前的动员令，作者用极大地热情讴歌开禧北伐，并殷切地祝愿南宋恢复事业可以籍此底定。

南宋中兴诗人们用自己的优秀作品，共同谱写了一腔只属于那个独特时代的爱国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