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失踪14年，1949年儿子被省委书记叫去谈话，才知：父亲是特工

前言

1949年，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的梁明德，无意间听说自己失散了14年的儿子已经参加了革命，而且现在就在安徽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梁明德喜出望外，连忙联系自己的老战友——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拜托他帮自己找一下儿子。

曾希圣与梁明德多年的革命友谊，自然会全力相助，于是就格外留意安徽省青年团的干部们，后来曾希圣为了加快效率，就在一次会议后，特意将省团委书记项南叫过去，请他也帮帮忙。

项南找了许久，发现了不少姓梁的干部，但是无法确认究竟是哪一个，所以他只好再次去找曾希圣要一些细节信息，谁知通过这次谈话，曾希圣无意间发现，自己要找到的人竟近在眼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梁明德与项南之间又有什么样曲折的故事呢？

项南找项南

1949年新中国成立，曾为共产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梁明德，如今也在东北人民政府继续为党和人民发光发热。

但是梁明德心中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心结，那就是自己的儿子项德崇。1935年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儿子，当初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原因，梁明德辗转多地，久而久之，他就和自己的妻儿失去了联系。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局势逐渐安定下来了，梁明德才得以空出时间来去打听家人的消息。

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调查，还真让梁明德找到了儿子的线索。当听说儿子在安徽省青年团工作的时候，梁明德就立刻联系了自己的老朋友曾希圣，请他帮自己找一下儿子。

曾希圣得知消息后，便立刻开始着手调查。找人这种事毕竟人多力量大，所以在一次会议之后，曾希圣就专门把省团委书记项南留了下来，让他也多留意留意，看有没有哪个干部像梁明德的孩子。

项南回去之后就开始排查青年团中的梁姓干部，但是由于曾希圣说得实在是太笼统了，这么多姓梁的，项南也无法确定究竟哪一个才是要找的人，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去找曾希圣。

曾希圣这才讲出一些细节。他告诉项南拜托自己帮忙的战友叫梁明德，是个福建人，以前还在上海地下党工作过，项南一听这经历总感觉有些耳熟，便说自己也是福建人，以前也在上海念过书。

听到这儿曾希圣还觉得没什么，便随口问他以前在上海的时候住在哪儿，以及家人的情况。

项南道：

“我家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生意人，跑买卖。”

曾希圣听到这个地名时才有些惊讶，因为这个地方曾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点，项南家怎么可能会住在哪儿呢？

项南也不太清楚，因为他当时还小，他只记得他家是永安公司大老板的住所，至于什么地下党，他一无所知。

曾希圣又问了几个问题，项南都不太能回答上来，只是模模糊糊有个大概。其实这种情况他并不是第一次遇见，之前也遇到过。

项南是1941年投身革命运动的，1943年时，组织要求所有干部的身份信息都得明确，但项南偏偏什么都说不明白，尤其是自己的家庭情况，父亲的职业以及家庭的经济来源。

这让审干人员犯了难，可项南的确是什么都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生意人，但是具体做的是什么生意，他没问，父亲也没说过，而且父亲已经失踪了多年，就算自己想找他问也无从问起。

项南的表现让审干人员有了一个怀疑——他父亲不会是地下党吧？

项南实在是不清楚，又不敢随便下定论，所以只能含糊应付。后来还是区党委负责人替他解了围，他才安全度过了那次审查。

如今曾希圣问他的和当初审干人员问的基本差不多，所以项南也只能模模糊糊说个大概。

但是随着谈话的深入，曾希圣越来越觉得项南很熟悉，他想起来当年梁明德在上海地下党的时候，自己也曾乔装打扮去过他们家，于是便试探地问项南以前在家可曾见过一个“胡子叔叔”？

项南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当年的确有一个胡子叔叔经常会来家里，而且对项南也很好，会带他出去玩，所以项南印象十分深刻。

说到这儿，曾希圣便已经确认了，自己要找的人正是项南，而他也是梁明德苦寻多年的儿子！

曾希圣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问项南：

“你仔细瞧瞧，我像谁？”

项南思索良久，突然眼前一亮：

“胡子叔叔！”

至此，这桩“项南找项南”的戏剧性事件，才算真相大白，项南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真的是中共红色特工！

项南原名项德崇，1935年他才16岁，那时和父亲分开之后，他并不知道此后二人会失散这么多年，看着逐渐严峻的国内形势，项德崇冥冥之中和自己的父亲做了同样的选择。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项德崇毅然投身革命，当时为了方便起见，项德崇给自己改名项南，1941年，他成为了一名干部，自此便已为革命奉献为己任，直到曾希圣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至于项南的父亲梁明德为何姓梁不姓项，这就要从梁明德的革命历程说起了。

特科“红队”出身 竭力惩治叛徒

梁明德的原名其实叫项与年，参加了革命后，才给自己改名叫做梁明德。

1925年项与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国外组织华侨工人运动，直到1927年才回国。

当时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正需要人才，于是项与年就加入了中央特科的“红队”。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取情报、拯救被俘党员，以及惩治叛徒。项与年所在的“红队”正是中央特科惩治叛徒的机构。

1929年，我党的彭湃、杨殷等人因为叛徒白鑫告密导致被捕，当时特务还装模作样地将白鑫也抓走，但是被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杨登瀛识破。

杨登瀛是中共埋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一条暗线，直接和陈赓联系，当陈赓从杨登瀛处得知白鑫已经叛变时，便立即派人前去救彭湃等人。

“红队”本来的计划是劫囚车，特科队员们化作各路人士隐藏在人群之中，只等押解彭湃等人的队伍到来，就拦住囚车救人。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武器送来的太迟了，特科队员们还是没能及时救下彭湃四人，最终四位烈士英勇就义。

周恩来同志和陈赓同志对于彭湃等人的牺牲痛心疾首，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白鑫，中央特科自然也不能放过。

周恩来同志下令将叛徒白鑫正法，而执行这次任务的主要人员之一就是项与年。

当时我党放出消息，假称可以让白鑫戴罪立功，以此引诱他出来，但是白鑫并未上钩，于是项与年等人便找到了白鑫的藏身之处——国民党员范争波家。

项与年等特科队员提前在范争波家附近埋伏了几天，直到有一天白鑫和范家四兄弟一起出门，项与年才有了诛杀叛徒的机会。

当时白鑫从范争波家出来，准备乘车离开，他们刚一离开家门，还没上车，特科队员们便迅速开枪，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项与年几人在这里埋伏了多日，终于不负所托，击杀了叛徒白鑫，完成了任务，给了彭湃等烈士一个交代。

1931年顾顺章叛变，整个上海地下党系统受到严重打击，中央特科的大部分领导也不得已撤离上海，不过项与年仍留在了上海继续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

那时国民党有一位叫做莫雄的将领，曾是蒋介石的同事，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自从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逐渐违背了孙先生的初衷，莫雄对于蒋介石的行为一直不敢苟同。

后来莫雄发现共产党的理念和作为都是为了人民着想，其发展方向也与孙中山先生当初的愿景十分相似，于是便逐渐倾向共产党，还在1930年表示过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克农十分欢迎莫雄的加入，但是从长远角度考虑，李克农还是建议莫雄暂时留在国民党，因为他在国民党的资历很老，如果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情报，可以暗中与我党联系。

莫雄十分认同李克农的想法，并表示以后会尽力帮助共产党。

事实证明，让莫雄留在国民党是非常正确的决定。1934年，莫雄就曾为党中央提供了重要情报，而项与年更是在此次情报传递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挽救党于生死存亡之际。

冒死传递情报 挽救中央红军

1933年，莫雄被任命为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当时国民党多处要职都是由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担任，而已经更名为梁明德的项与年也潜伏在国民党中，担任情报参谋。

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项与年利用莫雄的关系潜伏到了特务头目康泽身边，然后便一直在等待机会，将对我党有利的情报传出去。

那时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多次对共产党实施“围剿”行动，1934年10月，经过了前四次“围剿”的失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共产党展开第五次“围剿”，而其布置的计划便是“铁桶计划”。

这次军事会议莫雄也参与了。当他得知蒋介石调派如此之多的兵力围攻共产党时，便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会议一结束，他就将开会所获得的所有信息，以及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和安排全部传递给了项与年。

项与年看着蒋介石如此周密的部署，光是计划安排就打印了整整一本，若是只用电报传送，恐怕来不及，他思虑再三，决定亲自冒险跑一趟，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

为了掩护情报，项与年用特殊的药水将情报主要内容编成密码，记在四本字典上，然后乔装打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星夜疾驰，前往中央苏区。

这一路上还有不少国民党士兵搜查，项与年为了掩盖行踪，只好趁天黑的时候赶路，等他马不停蹄地来到中央苏区外围时，才发现敌人的部署竟如此之快。

国民党在中央苏区附近的每个地方都设置了岗哨和关卡，项与年这个大个人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哨兵，若是和哨兵正面遇见，这身行头打扮肯定会露馅。

千钧一发之际，项与年狠心用石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顿时他口中血流不止，脸上也肿了起来，他将自己打扮得十分邋遢，活像一个叫花子。

为了更像叫花子一些，项与年还专门去乞讨了一些食物，然后将情报藏在食物中，做好一切准备之后，才去过岗哨。

那些哨兵见项与年衣衫褴褛，面部肿胀，便不想多搜身，只让他赶紧离开。

就这样，项与年穿过了冲冲封锁，终于到达了中央苏区。

当周恩来同志见到项与年的时候，甚至认不出这是自己的老部下，项与年带来了的那份绝密情报也很快送到了中央军委，没多久之后，莫雄的电报也发来了，那是情报的简化版，而项与年带来的这份显然更加全面，对于共产党来说也更加有利。

得知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之后，我党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实施战略转移，并于1934年10月开始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项与年这次对中央红军的贡献有目共睹，就连毛主席后来谈及此事，都说项与年功不可没。

将情报送到之后，项与年和红军部队一起长征，期间他奉命去上海执行一次特殊任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与自己的儿子项德崇匆匆见面之后分离，父子二人这一别，便是十四年。

项与年离开上海之后就去了南京，谁知刚到南京就被国民党拘捕了，幸而他这一路上都没有暴露身份，即便是被捕，他也始终说自己只是一个过路人，后来趁着看管人员松懈，项与年就趁机跑了出来。

不久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紧接着解放战争打响，一直到1949年，项与年才在曾希圣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儿子项德崇。

彼时父子二人都为了革命事业更改了名字，项与年更是连姓都改了，所以才有了那阴差阳错的一幕。

曾希圣知道项南的身份后就立刻和梁明德联系，1953年，项南去北京参加会议，梁明德也转专程赶来和儿子相见，这对阔别了近20年父子才又相见。

此后父子二人依旧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福建龙岩病逝，享年84岁。

结语

项与年为了党和国家，多次不顾性命深入龙潭虎穴，他为我党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所有人铭记与尊敬。

新中国成立后，项与年也未有过一丝松懈，他深入群众，以群众的利益为主，为群众谋福利，他将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捐给国家，用以发展水电，他心系百姓，心系国家，其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不仅在当时赢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以后也必将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