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蒋介石的心腹向周恩来托孤，总理：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

素有“文胆”之称，被蒋介石誉为“当代完人”的陈布雷，自1927年被蒋介石相中，成为他的高级幕僚起，直到1948年自杀身亡，在这长达21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都是蒋介石最为信任的心腹。

1947年，国共和平谈判宣布破裂后，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也即将返回延安。陈布雷得知这件事后当即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两人交谈了三个多小时，陈布雷才起身告辞。

临走前，周恩来紧紧地握着陈布雷的双手，说：“你的事我去办，你就放心吧！再见。”陈布雷挥手告别，坐上小汽车。谁曾想1年后，周恩来却收到陈布雷自杀身亡的消息，一时间感慨万千。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心腹，他为何要找周恩来帮忙？他请周恩来帮的是什么事？结果如何？

成为蒋介石的心腹

陈布雷1890年出生在浙江慈溪，和蒋介石是老乡。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满腔热血的陈布雷当即投入到反对封建王朝、拥护孙中山先生、拥护民主革命的斗争当中。由于陈布雷擅长写作，因此他便用犀利的文字写成《谈鄂》并出版，振奋了广大群众。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他的演讲稿是用英文起草的，为了能尽快发表，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负责翻译成中文。王宠惠对英文也一窍不通，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陈布雷，陈布雷成功将英文稿翻译成中文，并刊登在《天铎报》，成为独家新闻。

1920年，陈布雷来到上海工作，在《商报》担任主编。孙中山先生曾赞扬说：“《商报》是真正的党报！”陈布雷的文章和国民党不谋而合，和共产党的主张也相同，因此共产党领导人萧楚女等都推崇过他的文章。

1927年是陈布雷命运转折的一年，这年他在大哥的推荐下和潘公展一起去南昌赴蒋介石的邀请，随后在蒋介石、陈果夫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陈布雷和蒋介石的结缘，一切都靠他的堂兄陈屺怀。

陈屺怀之前是蒋介石的秘书，但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他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于是陈屺怀便推荐了比自己小18岁的弟弟陈布雷。

陈布雷和蒋介石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刚好遇上蒋介石急需演讲稿，陈布雷便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发挥其所长写下著名的《告黄埔同学书》。也正是因为如此，蒋介石对陈布雷的第一印象很好。

1927年4月，陈布雷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来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长，同时还兼任复旦大学国文科新闻组的教授，主要向大家讲授《社论作法》。

在蒋介石被桂系联合何应钦逼迫下野的时候，陈布雷也辞去了自己在国民党内部所担任的职务，前往上海创办《新生命周刊》。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陈布雷一边办报，一边游山玩水，还策划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一次约会的地点。不久后，蒋介石恢复职位，陈布雷也再次被拉回蒋介石的身边。

1928年，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了十分重要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祭告孙总理》，也正是有这篇文章，蒋介石被捧上了孙中山先生合法继承人的位置。1929年，陈布雷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从此成为蒋介石的心腹。

陈布雷本来只打算当蒋介石的私人秘书，用自己擅长的文字服务于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但当他得到蒋介石的一次次提携后，却在政治上越陷越深。

1931年，当蒋介石再次被迫下野的时候，陈布雷为了和他共进退，毅然决然地辞去身上的职务，重新回到上海报界；1933年，蒋介石急召陈布雷去南昌，并要求他当自己的顾问；1934年4月，陈布雷告别浙江教育局，转而到蒋介石的身边工作，每天就是帮蒋介石修改演讲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随即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陈布雷为了替蒋介石善后，便编写了著名的《西安半月记》，美化了蒋介石在大众心中的心想。与此同时，陈布雷也十分生气自己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也很生气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但他没有办法，只能在日记中诉说自己的纠结。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布雷奉蒋介石的命令为他写了许多慷慨激昂的稿子，这些稿子也给蒋介石带了不少好名声。比如说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的演讲稿《最后的关头》中，气宇轩昂的语言感染了不少群众。

从1936年开始，陈布雷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等职务。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察觉到蒋介石还有发动内战的想法，但他没有制止，而是坚持跟随蒋介石，他还曾戏言自己“就像是出嫁的女人，从一而终”。

陈布雷虽然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他品行清高，从不和其他官员贪污腐败，也十分敬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文人。比如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曾因写了反对蒋介石的激烈文章而被国民党通缉，随后流亡日本。在抗战国共合作期间，郭沫若想要回国，陈布雷知道后连忙说服蒋介石，这才令郭沫若得以安全回国。

陈布雷长时间为蒋介石起草文件，拟定政策等，因此被人称为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首席侍从，紧跟蒋介石身后，专心帮助他处理党政方面的机要文件。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矛盾摆出的情报，只要经过陈布雷的整理，很快就变得条例分明。

然而陈布雷身为蒋介石的心腹和亲信，他的女儿、女婿以及儿子，却纷纷投入共产党的怀抱。

女儿却跨进了共产党的“门槛”

陈琏是陈布雷最小的女儿，本应疼爱有加，但她的幼年却是格外悲惨的。陈布雷和妻子杨品仙结婚后伉俪情深，6年间连续生下3男2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生小女儿陈琏的时候，杨品仙由于生育过密，气血亏竭而血崩昏了过去，后来又得了“产褥热”，没坚持几天就去世了。

陈布雷得知爱妻去世后痛不欲生，认为陈琏是克星，便打算将其溺死在痰盂里。幸好被陈布雷的岳母发现，但此时的陈布雷早已失去理智，竟然将陈琏扔出窗外，还好被窗外的篾棚接住了。从这以后，陈琏就有了“怜儿”这个名字。

陈琏的名字是她上小学后，陈布雷取的，一来表示回心转意，认为孩子可怜；二来和陈琏的姐姐陈绣的名字相对应。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陈琏积极投身到宣传抗日的热潮当中。在此期间，陈琏不断给浙江民间刊物《战时生活》撰写稿件，这件杂志的很多撰稿人都是共产党员，比如说张爱萍、杜国痒等等。陈琏经常阅读《战时生活》，因此思想也发生巨大的改变。

1938年，陈琏考入女子高中部读书，她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向县委传递国民党的内部消息。

1939年7月，陈琏经人介绍加入共产党。令人意外的是，高中毕业的陈琏没有考取近在咫尺的中央大学，而是报考了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因为那里有冯友兰、闻一多等著名教授。

这天，陈琏来到陈布雷的办公室向他告别：“父亲，我要去西南联大上学了，特意来向您告别。”陈布雷点点头，说：“怜儿，你报考的什么系？”

陈琏说：“是地质系。”陈布雷十分满意地说：“这就对了，虽然爸爸在政治这条路越走越远，但我不希望我的子女们也走这条路。你们还很年轻，好好学习技术就行了，不要卷入政治中……”

陈琏急忙说：“爸爸，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我是爱国的！”陈布雷苦笑道：“怜儿，爸爸之前也是爱国的，爱国我不反对，但我不希望你参加任何反对政府的活动，知道吗？”

“父亲！前方战士在浴血奋战，在和侵略的日军战斗，但后方的官员又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勾心斗角，在发国难财！汪精卫现在变成汉奸了，青年人关心国家大事怎么反而被你说成是反政府呢？”陈琏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绪格外激动。

“这……这……”陈布雷一时无言，随后说：“怜儿，我不反对你追求进步，但你也要为为父的处境考虑啊……”

陈琏望着父亲那花白的头发，叹了一口气说：“我不会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也会保持清白的家风。”陈布雷陷入了沉思……

陈布雷托周恩来寻女

1941年1月，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残忍杀害新四军战士，扣留新四军的军长叶挺，一边封锁消息，歪曲事实。当陈琏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气愤，随即将抄写的中共南方局散发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贴在校园内部，一时间激起全校师生的义愤。

特务分子知道这件事后，连忙派人调查始作俑者，连特务头子康泽都专门从重庆赶到昆明，准备兴师问罪，殊不知陈琏等人早已离开了学校。陈琏等学生在袁永熙的带领下分散隐蔽到各个地区，准备在农村打游击。

在陈琏的人生道路上，这是她第一次面对战斗的考验。尽管是第一次，但她却丝毫不紧张，反而冷静的回到宿舍收拾床铺，然后给姐姐写下所谓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便“消失”了。

陈琏失踪的消息令陈布雷十分不安，就在这个时候陈琇将妹妹写的信交给父亲。陈布雷反复阅读，认为女儿一定是去延安了，便委托他的侄子，同时也是郭沫若的秘书翁泽永想办法从中共方面寻找。

这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到重庆郭沫若的住处，翁泽永借助这个机会将陈布雷找女儿的事情告诉给他们。此时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经被我党击退，形势渐渐开始缓和。周恩来听后紧皱眉头，许久后才说：“这件事我了解了，一会我就派人去调查，如果真的在我们那里的话，是可以问得到的。”

周恩来当即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延安方面发去电报，但令人意外的是全都回复陈琏没有去抗日根据地。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给翁泽永，并请他转告给陈布雷：“既然陈琏没有在前方，也没有去延安的话，很有可能是隐藏起来了，要么就是被你们的特务给抓住了，大家再去找找吧。”

陈布雷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感激，连连说道：“太感谢了，真是太感谢了！”

几天后，陈布雷在昆明和重庆的报纸上都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怜儿，见字速速回家，父示。”

那么此时陈琏究竟在哪里呢？她跟随袁永熙离开昆明后，来到石屏县高级师范附中当一名英语老师。没想到不久后一个意外发生了，随着新学期的开始，石屏县也分配了不少老师，其中就有联大的毕业生。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陈琏等人只好辞职，辗转来到附近的村落。由于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只好吃包伙，读书报。

1942年春节前后，袁永熙利用寒假时间来到重庆，随后向中共南方局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袁永熙先是通过沈钧儒的侄女和邓颖超接上头，然后再以指定暗号搭乘周恩来的汽车和邓颖超见面。

刚见面，袁永熙就将联大疏散的党员名单和隐蔽的地点汇报给邓颖超。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邓颖超连忙向袁永熙询问陈琏的下落：“你知道陈琏在哪里吗？”

袁永熙说：“她现在在宜良农村，不过由于没有找到工作掩护身份，所以一直躲在家里。”邓颖超听后摇摇头，说：“这样太危险了，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久后，党组织将陈琏接回重庆，“失踪”近一年的女儿终于回到陈布雷的身边，他喜出望外，干瘪的脸上也浮现出难得的笑容。

陈布雷向周恩来“托孤”

重庆谈判失败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怂恿和飞机大炮的支援下，铁了心要和我党打内战。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先后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必须在3月5日前全部撤回延安，并宣布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完全破裂。

陈布雷得知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即将离开南京的消息后，好几天都神情忧郁，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天晚上，陈布雷叫上侍从副官居亦侨坐上汽车，先是在紫金山下绕了好几圈，然后来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

进入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后，陈布雷对居亦侨说：“你现在楼下等着，我去去就回。”然后径直走向周恩来的办公室。

在国共和谈期间，陈布雷虽然不是正式的和谈代表，但他身为侍从室主任，也经常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参与和谈，也因此和周恩来有过多次接触。

陈布雷十分欣赏周恩来的学识、风度和人品，再加上周恩来曾帮他找过女儿，因此陈布雷对周恩来的印象很好。与此同时，尽管陈布雷对蒋介石忠心不二，但周恩来却十分欣赏他的品格。

陈布雷在周恩来的办公室坐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半夜时分才缓缓离开。他和周恩来一起走下楼，当走到楼前花园旁的时候，两人又停下来继续交谈。大约谈了半个小时左右，陈布雷才正式向周恩来告辞。

临别之际，周恩来和陈布雷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周恩来则坚定地说：“你的事我去办，你就放心吧。”陈布雷也说：“希望周先生能再来，再来南京。”

在回去的路上，居亦侨用诧异的眼神看向陈布雷，他虽然知道陈布雷和周恩来有私交，但却想不通陈布雷此行的目的。陈布雷察觉到居亦侨的目光，便说：“我这次来不是为了公事，而是为了私事。”

若干年后，居亦侨才知道原来陈布雷这天晚上找周恩来托孤的，他是为了儿女的事情，希望周恩来能够多多照顾他们。

1947年8月，两情相悦的陈琏和袁永熙结婚了，但幸福的日子还没维持多久，他们两个就双双入狱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9月6日，30多名穿着便衣的特务奉命逮捕陈琏和袁永熙。其实特务们并不了解陈琏和袁永熙的身份，只是从一个叛徒口中得知北平地下电台的一个负责人姓袁，随后又在他的身上搜到了袁永熙的名片，这才认定袁永熙是共产党。

陈琏和袁永熙被抓后，敌人对他们采取了诈供的办法。尽管两人没有狱中斗争的经验，但他们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事业，誓死不向国民党低头。不管敌人如何威逼利诱，陈琏和袁永熙都没有说话，这也导致敌人一无所获。

由于特务们无法确定陈琏夫妇的真实身份，但也不能轻易释放他们，于是便决定借助这个机会给陈布雷一个难堪，将他的女儿、女婿押去南京，看他会怎么办。

陈布雷早就知道女儿女婿被抓，但他表面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经过数月的沉默后，陈布雷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知道蒋介石要自己表态，于是便给蒋介石写去一封信，信中大致意思是因女儿有“通共”的嫌疑，现已将他们押到南京，如果真有此事的话，不必考虑他们之间的父女关系，秉公处理就好。

蒋介石收到陈布雷这封“大义灭亲”的信件后，当即吩咐手下的人去调查清楚。

1947年年末的一天，蒋介石在府邸设下，宴席结束后，他特意将陈布雷留下，然后说：“布雷，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你女儿女婿的事情我也派人调查清楚了。”

蒋介石说完便不再说话，而是看向陈布雷，陈布雷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也不开口，只是点点头。蒋介石见状笑着说：“布雷不用这么紧张，你的女婿是‘民青’，不是共产党……”

陈布雷毕竟跟了蒋介石这么多年，自然也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于是连忙保释女儿女婿。不久后，陈琏和袁永熙被保释出狱。

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陈布雷亲眼看着自己曾参与建立的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他感慨万千，心中也升起失望之情。作为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陈布雷选择了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诤谏。

陈布雷从内心深处讨厌内战，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认为饱受八年抗战苦难的同胞应该休息，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停止内战，但却被蒋介石批评为“书生误国”。

陈布雷不满蒋家、宋家、孔家和陈家贪污腐败，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让他拿出藏匿的美金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百姓生活。谁曾想陈布雷的建议不仅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他也因此被蒋介石记恨。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对于父亲的死，陈琏在悲痛之余更多的是惋惜。尽管她背叛了这个家庭，恨父亲走上一条和人民为敌的道路，但他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她在内心深处还是爱着自己父亲的。

不久后，袁永熙和陈琏趁着护送陈布雷灵柩去杭州安葬的机会，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顺利进入解放区。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袁永熙和陈琏跟随党组织进入北平，共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请陈琏在一次会议上说说自己的父亲，陈琏是这样说的：

“父亲一生都抱着一个心愿，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但他却没能实现自己的初衷，反而做了旧社会的殉葬品。是错误的意识，让我父亲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