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工作人员为毛主席借电影，邵逸夫惊出一身冷汗，律师：怕什么

1972年，香港，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内，创始人邵逸夫先生正端坐在办公室内苦思冥想，脑子里乱糟糟的。

原来，他的邵氏公司接受了一项“棘手”的业务：挑一些优质的港产电影影像带，经由广州送到北京。

然而，邵逸夫听闻此事之后，竟然惊出了一身冷汗。

对此，邵逸夫身边的律师朋友特意安慰道：“怕什么，尼克松都到北京了，我们不妨以电影为纽带，拉进与北京方面的关系呢？”

听罢自己律师朋友的劝说后，邵逸夫下定决心，同意将公司出品的电影借给大陆。

于是，一批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影像带被整理包装好后，经由内地文化部门的转运，顺利运到了北京。

那么，彼时的北京为何要向邵逸夫先生借电影，这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寻影之路

上世纪70年代后，昔日身体健朗的毛主席也在时间的侵蚀下，开始出现了各种疾病！

长年累月的伏案工作，导致他的视力严重下降，只要是长时间用眼的活动，譬如读书和看报，对主席而言都是巨大的痛苦。

但毛泽东嗜书如命，要是不能看书，对他而言又是一个莫大的折磨。

为了满足主席的阅读需求，同时也能更方便地照顾主席的日常生活起居，党中央特意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为主席提供生活上的便利。

首先，行动小组从印刷部门入手，和出版社的同志们一道成了一个“大字本组”。

“大字本组”，顾名思义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经过特别注释之后，排成“大号字”后再进行编辑出版。

这种“大号字”版本的书籍有效解决了毛主席的看书问题，印刷厂还特意为毛主席翻制了一批新的字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席的眼病愈发严重，尤其在患上白内障后，医生多次嘱托毛主席不要过度用眼，要适当减少读书看报的时间。

可毛主席当时年届八旬，平日除了读书看报就没有其他爱好！为了解放主席的双眼，行动小组决定从另一个方向入手，寻找其他适合主席的消遣方式。

众所周知，毛主席一向热爱电影艺术，对镜头语言也是颇有研究。建国后，为了扩大视野，了解海外的文娱产业，毛泽东看了一批来自海外的优秀电影，诸如《基督山复仇记》、《苏伊士》等。

而当时，恰值香港电影发展的巅峰时期！

武侠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为电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土壤，以李小龙为代表的香港功夫片红极一时，以金庸、古龙、梁羽生、黄易等人创作的武侠小说成为古装电影的绝佳剧本。

而在一众出品电影的公司中，由邵逸夫创办的邵氏兄弟公司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邵氏出品也成为了当时香港电影行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因此，行动小组考虑到毛主席已经观赏过很多外国电影，也是时候换换口味了。于是，华国锋找了在文化部负责分管电影的刘庆棠，让他想想办法，弄点香港电影到北京来。

但在当时，大陆和香港的文化交流几乎为零，别说电影了，就是连本香港出品的连环画都没见过。

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去找香港电影，那可真是难上加难。于是，刘庆棠动身前往广东，希望能在这个离香港最近的地方碰碰运气。

来到广东后，刘庆棠就立刻前往广州军区的驻地，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的韦国清。

韦国清见老友不远万里从北京前来，必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在得知刘庆棠的来意后，韦国清也愣了一下：“老刘，我是主管军政的，对文化产业是一窍不通，你找我可是找错人了，算了，你先别急着离开，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突然刘庆棠灵光一闪：“对了！电影是文化产业，文化人跟文化人肯定是有交流的。国清，你带我引荐几个广州文化界的人呗，以前他们经常去外面搞文化交流，肯定有什么合适的路子。”

“文化界！新华社的同志们行不行，毕竟都是用笔杆子的，正好咱们新华社在香港有分社，叫一个同志回来问问不就行了。”

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是梁威林，已经在香港工作了14年之久，对该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发展水平有深刻的认识。

说干就干，韦国清拨通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电话，让梁威林回来一趟，有“重要任务”要下达给他。

接到韦国清的电话后，梁威林立刻动身，从港返粤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往韦国清所在的军区驻地，商量搞几部香港电影的事宜。

梁威林一听，拍了一下大腿，说道：“你们早说啊，邵逸夫公司的律师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我找他就可以了。”

事不宜迟，梁威林连忙赶回香港，找来了自己认识的那位律师朋友，拜托他问邵逸夫先生借几部电影过来。

邵逸夫得知北京方面要借自己公司出品的电影，心中不免七上八下。

但同时，这又是一次绝佳的内地香港的交流机会，很有可能借此打开两地文化沟通的大门，两方顾虑下，邵逸夫不知自己该怎办比较好。

就在邵逸夫为难之际，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之时，律师朋友出面打了一针“强心剂”。

“你看，基辛格尼克松这样的美国政界大拿都访华了，中美都破冰了，你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万一我们这文化的纽带建立起来了，邵氏的电影能进入内地了，那将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

有了律师朋友的“背书”，邵逸夫坚定将电影借给大陆的决心，于是从公司库房中精心挑选了几部在香港地区颇具票房号召力的电影，将其打包整理后，通过律师交给了粱威林。

毛主席与李小龙

拿到邵氏出品的电影后，粱威林立刻将其交给了刘庆棠，一条陆港之间的文化纽带就此建立起来。

很快，电影被送到了北京，在这一批被挑选出来的电影中，除了邵氏公司的主打武侠片，还有三部李小龙在港期间拍摄的功夫片，分别是《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

相较于邵氏出品的武侠片，毛主席对李小龙的电影青睐有加，在那段时间里，毛主席有时候为了看李小龙的电影忘记看文件。

当时，借来的香港电影，毛泽东一般要看十几天，断断续续地看，每次看个几分钟。而只有李小龙的电影，主席要看整整一个月，而且是反复观看。

为什么毛主席会热衷于李小龙的功夫片呢，结合主席的革命经历和这几部电影的主体剧情，我们能从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猛龙过江》是由李小龙自导自演的一部功夫片，这部电影的剧情其实很简单，讲述了一个来自香港乡下青年，受叔父所托前往意大利罗马协助一家中餐馆的餐厅经理。

餐馆经常受到一伙意大利黑手党的威胁，逼其出卖餐馆的地皮，并常常派遣地痞流氓对餐馆进行骚扰。

而李小龙在本片就扮演一个救世主一般的角色，面对当地黑手党的威胁，他凭借一声高强的武艺和顽强的斗志将敌人杀败，歼灭了这个为害一方的犯罪团伙。

《精武门》讲述的是清末武术大师霍元甲被日本人暗害而死后，其徒弟陈真从日本归来后为师报仇的故事。

和剧中不同的是，历史上的陈真只是霍元甲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徒弟，电影结合民间传说和多位民国时期的知名人物。

是由性格上不畏强权、敢想敢做的陈其美；以及陈公哲等具有真功夫的无数大师，糅合而成的一个电影人物。

在影片中，由李小龙饰演的陈真孤身一人闯入日本道馆与一众日本高手较量，最终亲手解决了杀师仇人。

其中他踢碎“东亚病夫”牌匾的那一段剧情更是成为名垂青史的电影桥段，象征着夺回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而在《唐山大兄》中，讲述了在清末民初时期前往海外务工的劳工群体，面对工厂主无理和血腥的欺压，最终忍无可忍，奋起反抗，讨回了工友们的血债。

其实以现代电影的视角来看，这三部电影的剧情都非常简单，拍摄手法也比较普通，没有复杂的镜头语言，但他就是能成为毛主席这样伟人心中的佳作，无非是其中的内涵和思想性。

这三部电影无一例外，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和当时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也不无关系。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早已失去了“天朝上国”的名号，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

列强借此打压中国人的心性，试图让国人变成精神上的行尸走肉，“东亚病夫”这种极具侮辱性的称号由此出现。

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饱受欺凌的中国人终于站了起来，凭借在朝鲜战场，日内瓦会议上，以及各路外交场合的出众表现，早年间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也渐渐抬起了曾经被欺压的头颅。

不仅如此，在伟人毛泽东的带领下，全球各地的穷苦人民纷纷举起了手里的镰刀和锤头，无产阶级革命之势犹如燎原之火一般。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影视作品也开始向下延伸，描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属于基层人民的史诗，也频繁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大荧幕上。

而李小龙饰演的这些角色，无一例外都是武艺高强，心地善良的底层百姓，是属于群众之中的英雄，而他所对抗的，都是诸如黑社会，民族敌人这类罪大恶极的暴徒。

因此，李小龙的电影符合毛主席心中对英雄人物的想象，他在看李小龙的电影时，看到他暴打那些恶徒之时，年近耄耋的他不由的为其欢呼，一边鼓掌一边喊道：“打得好，打得好。”

可以说，观影是毛主席晚年除读书看报之外为数不多的放松方式，给他老人家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

结语

但是1975年后，由于周总理、朱老总的相继离世，毛主席感到更加的孤独与寂寞了！

在情绪低沉的情况下，病魔还在不断侵袭着老人家的身体。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因病逝世，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国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