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邓子恢认错遗失的孩子，妻子提议换回来，邓子恢：没必要

前言：

1949年，邓子恢和林伯渠终于在组织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遗失多年的孩子。

邓子恢

但在多年后，邓子恢发现林伯渠的儿子与自己长得非常相像，妻子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当年可能是认错了，妻子想要换回来，邓子恢却说：“没必要，都是革命的后代，不要换了！”

“你是红军留下来的儿子”

范宜德从小到大都对自己的生日无比纠结，母亲说他是1934年出生的，至于10月的多少日期，她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每当他要刨根问底地的时候，母亲总是用其他话语转移注意力。

九岁那年，范宜德进入了学堂。他记得那时家里非常贫寒，一年到头也攒不下粮食，父母总是将最好的留给他。父母一辈子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几个，但非常希望他能够通过上学发展出点名堂。

所以，尽管家中贫寒，父母还是将他供进了学校。他记得学费是一担谷子，那相当于他们一家半年的粮食。父亲当时在做米粉生意，每天没有天亮就起床干活，天微微亮站在街上叫卖。无论冬夏冷暖，感冒生病，一天都没有落下。

范宜德心疼父母，哭着说“我不上学堂了。”对此父亲总是说：“学费的事情无须你担心，你只管念书就行。”范宜德将这些话记在了心里，从此心无旁骛，专心念起了书。他的成绩在同龄孩子中是顶尖，别人直夸他聪明，他父母脸上好像也沾了光。

可11岁那年，父亲的突然离世给范宜德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他想要通过读书来搞出点名堂的愿望也彻底破灭。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母亲常年病着，范宜德实在不忍她操劳，于是自作主张退了学。母亲知道后，非常痛心，但也无可奈何。

没有生活来源，范宜德就去了一家鞋厂学艺，当上了童工。那段经历记忆犹新，范宜德每天都要早上5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老板倒尿盆、刷马桶，然后就要上山砍柴、挑水，一整天都不能停歇。

生活条件也极其的差，不仅吃不饱，晚上也睡不安稳。和他一样年纪当童工的还有很多，大家都挤在一起睡觉，冬天有时候连被子都盖不上，夏天的时候又会被蚊子叮咬，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范宜德说：“到那里就是一个免费的劳动力，哪里能学得了手艺？”可他回去也帮不上母亲的忙，也只能继续待在鞋厂当童工。就这样，范宜德在鞋厂干了好几年杂活。

有一次，范宜德因为个子小还没有扁担和水桶高，当他用力挑水上台阶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被绊倒了，狠狠地冲台阶上摔了下去，疼得他好几天都没办法下地。他的母亲非常心疼，决定让他回家，死活都不愿意让他继续留下来。

万幸的是，在他母亲的照料下，范宜德恢复得还算快，并没有留下后遗症。

1949年，会昌解放，全国人民都在一片欢庆之中，范宜德却发现自己的母亲满面愁容。他担心地问母亲怎么了，母亲只是摇摇头，叹了口气返回了房中。范宜德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第二天，范宜德刚要出门，就被屋里的母亲喊住：“宜德，我有事跟你说。”母亲表情凝重，像是要跟他商量什么大事，范宜德感到一阵担心，他正襟危坐等待母亲接下来的话。

母亲缓缓靠在椅子上，眼底微微乌青双眼微红，她伸出苍老的双手握住范宜德的，用颤抖的声音说：“孩子，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说，无论我说了什么，你都不太激动。”

范宜德点点头，母亲这才微微起唇将十几年前一场分离死别的故事说了出来。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前，党中央决定为了不影响行动，只有部分红军家属可以跟随，孩子都要留下。邓子恢同志的爱人黄秀香刚刚生下一个儿子，交给了战友林伯渠的夫人范乐春抚养，就匆匆离开了。

此时，范乐春也刚刚生下了一个男婴，她将两个孩子用布包裹着，深夜骑着一匹骏马从瑞金赶到了会昌。范乐春的堂兄范美宏和郭发仔夫妇就在会昌居住，范乐春恳求他们一定要将两个孩子养大成人，日后定来寻找。

收养孩子的范美宏实在养不起两个孩子，于是就将其中一个身体较好的孩子送给了一对无儿无女的赖兆枝和满姑夫妇，并取名为赖平亚。而范美宏留下了一个身体较差的孩子，取名叫范宜德。

范宜德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他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想到，为供自己上学而操劳过世的父亲范美宏竟是自己的养父，而母亲郭发仔是自己的养母。

郭发仔说：“你是红军的儿子。如今会昌解放，你的亲生父母如果还在世的话，他们一定回来寻你的。到时候，你就跟他们去吧！”

母亲的话就像一道道惊雷，深深刺激着范宜德，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是红军的儿子。亲生父母还活着吗？会来找他吗？范宜德也不清楚。

“都是革命的后代，不要换了！”

1949年，会昌解放。自从范宜德从母亲口中得知自己竟是红军的孩子，他就一直在脑海中想象着亲生父母的样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自己的母亲。

而在武汉工作的邓子恢，在听说江西解放的消息后，更加思念失散多年的儿子。他写信给驻扎在赣州的老乡陈仁麟，希望他能帮忙寻找一下他和林伯渠的孩子。

林伯渠

除了一封信，邓子恢还提供了一些线索，并将自己的照片寄了过去作为参考。其实，他早在日本投降后就拜托人找过孩子，但收养孩子的老乡不敢确定来认孩子的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特务，没有人愿意透露孩子的信息，所以想要寻找的难度变得非常大。

一天，会昌县人民政府来了一位手提公文包的军人。军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和一张照片说：“我是受上级指示，来这里寻求政府的帮助的。林伯渠同志和邓子恢同志曾在会昌县失散了两个孩子，还希望政府能帮忙寻找。”

几天后，政府工作人员就根据邓子恢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范宜德的家。范宜德起初并不想走，可他的母亲却说：“你走吧！你的亲生父母肯定非常想你，不要挂念我，我很好。”在母亲的劝说下，范宜德只能跟随工作人员走了。

根据范宜德母亲的指认，工作人员又找到了另一个男孩，赖平亚。

赖平亚当初被无儿无女的赖兆枝夫妇收养后，也是当做掌上宝宠着。无奈家境贫困，也只能让5岁的赖平亚去放羊，但山路崎岖，赖平亚没有站稳跌下山坡，摔坏了一条腿。赖兆枝夫妇非常心疼儿子，带上他四处求医，虽然腿伤治好了，但走起路来总是有点跛脚。

范宜德和赖亚萍被一同送到了武汉，邓子恢和现任夫人陈兰热情地招待着两个孩子。邓子恢问工作人员：“这两个孩子哪个姓邓？”此时，征战沙场的首长此时也变得局促，小心地打问着。工作人员指着赖平亚说：“首长，他就是您的孩子，范宜德是林伯渠首长的儿子。”

邓子恢高兴地一把将赖平亚抱入怀中，失而复得的心情难以形容。当天晚上，邓子恢就把这个喜讯发电给中央政治局的林伯渠。林伯渠听到此消息，高兴地一晚上都没有合眼。

邓子恢

当时，邓子恢的夫人陈兰就觉得范宜德长得更像邓老，要求先为孩子们做血性化验，但是邓子恢却没有同意。邓子恢说：“平亚从小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小小年纪就跛了脚，就算他不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也会将他养下去的。这件事，你谁也不要提。”

邓子恢坚持人认赖平亚为自己的儿子，并改名为邓苏生。

1950年，范宜德被送到了北京，林伯渠和夫人朱明看到范宜德十分瘦弱，饿得营养不良。十几岁的小伙子看上去像个学龄前的孩子，林伯渠很是心疼，摸着范宜德的头怜爱地说：“孩子，你受苦了。我就是你的父亲。”

范宜德看向林伯渠身边的夫人朱明问：“您是我的妈妈吗？”朱明心疼地说：“我不是你的妈妈，你的亲生妈妈叫范乐春，她已经在战争年代去世了。”原来，当初黄秀香将孩子送走后，就壮烈牺牲了，而范乐春也患上了肺病，不久就去世了。

“但是我可以成为你的好妈妈，照顾你的。”朱明温柔地对范宜德说。范宜德乖巧地点了点头。虽然范宜德瘦弱，但长得十分精干，林伯渠很是喜欢，就为他改名为林秉苏。

1953年，邓子恢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家从武汉搬进了中南海，林秉苏也跟着林伯渠在中南海居住，多年不见的两家人又住在了一起。

而两个孩子每当放学回来，都会聚在一起在中央领导所就餐的食堂吃饭，时间长了，中南海的领导人都认识了这两个孩子。但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一下就看到了问题。

一天，朱德看着跑来跑去林秉苏越看越像邓子恢，便问邓子恢：“你们两家是不是认错了，秉苏跟你就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接着，朱德又打趣地问林秉苏：“你是谁家的崽呀？”

朱德

晚上，邓子恢的夫人提议将两个孩子换回来，邓子恢却说：“没必要，都是革命的后代，不要换了！”邓子恢是一个无私的共产党员，对于林秉苏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他觉得并不重要，只要孩子过得好就行。

“她是农民的女儿”

邓子恢并没有为谁是自己的儿子这件事上心，但为了找出真相，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会昌进行再次核查。工作人员找到林秉苏的养母郭发仔再一次询问，这才弄明白了真相。

原来，郭发仔和丈夫范美宏送走赖平亚后，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堂妹，为了安抚范乐春的英灵，所以他们就约定将范宜德说成是林伯渠的儿子。

或许邓子恢心里也清楚到底谁才是自己的儿子，然而他并没有产生过换儿子的想法。

1954年正月初一，全国上下沉浸在过年的欢庆热闹的氛围中，每家每户都团圆地坐在一起吃着年夜饭。林伯渠带着林秉苏去了邓子恢的家中，林秉苏礼貌地向邓子恢拜年：“邓叔叔，过年好！”

邓子恢高兴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塞到林秉苏的手中说：“秉苏是个好孩子，林老教育得很不错。”林伯渠谦虚地说：“哪里哪里。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情要与你商量。”林伯渠将邓子恢拉过一旁神秘地说。

“什么事？”林伯渠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拇指不停地按压着食指，似乎有些不知如何张口。邓子恢见状也严肃起来。

“中央办公厅的人昨天来我家说了一些情况。秉苏确实是你的孩子，苏生是我的孩子。”邓子恢似乎早就知道了此事，并未作声。林伯渠又说：“我今天来，就是希望能够将两个孩子的情况向他们说明，看看他们的意思。”

邓子恢

邓子恢完全明白林伯渠的意思，点了点头，将屋里正在用饭的邓苏生也叫了出来，几人手拉手走进了客厅。林伯渠看着两个年纪相仿的小伙子说：“你们今天都20了吧！都长成大人了。”

林伯渠感叹地说道：“时间过得好快呀，居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我和邓老要给你们讲明一个历史情况，之后需要你们自行选择。”

两个孩子互相看向对方，不明所以。林伯渠又说：“经过重新核查，林秉苏你应该是邓老的儿子。邓苏生你是我的孩子。”这个事实来得实在太突然，两个孩子有些反应不过来。

林伯渠

看到两个孩子的反应，邓子恢紧接着说：“今天给你们说清楚，是想让你们有知情权，也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与心愿。如今你们已经长大，有自主选择的自由，你们想跟谁就跟着谁，姓名只不过是一个符号，改不改由你们！”

“但是你们不能忘记生养你们的父母，要永远记住他们。作为革命者来讲，我们的责任是把你们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是党的后代，是红军的后代，不是私有财产，都是人民大众的子女！”

这一番话后，林秉苏和邓苏生面面相觑，都在心底暗暗下定了决心。真相大白了，所有人都认为两个孩子将会认祖归宗改名字，但两个孩子谁也没有这样做，只是回到了亲生父亲的身边。

林伯渠同子女、孙子女及亲属合影

邓子恢和林伯渠两家在中南海生活了很长时间，感情也非常坚固，再加上两个孩子有剪不断的关系存在，两家大人对这两个孩子都非常疼爱，视如己出，并没有因为身世而引起争端。

1957年，高中毕业后，林秉苏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邓子恢却希望他能够学农业。但当林秉苏收到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邓子恢也并没有说什么。

当时林秉苏并没有能明白邓子恢的良苦用心，只知道父亲是一个非常热爱农民的军人。他经常能看到父亲接济过去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民群众，对于那些来北京的，父亲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接到家里来住。

1960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很多人都吃不上饱饭。邓子恢带领着全家参观在北京展出的四川泥塑《收租院》。林秉苏记得非常清楚，当父亲路过一个插着草标的女孩雕像时，竟掉下了眼泪。

邓子恢

之后，邓子恢对家人说：“中国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爱护他们、珍惜他们。”这时，林秉苏才明白了当年父亲让他选农业为专业的良苦用心。

在邓子恢的影响下，林秉苏明白了许多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渐渐将父亲的精神领悟明白，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邓瑞生。父亲说的没错，名字是一个符号，而“邓瑞生”这个名字就是他对父亲精神的延续。

大学毕业后，邓瑞生把一个名叫高松秀的同学领回了家，自豪地对邓子恢说：“爸爸，您和林老经常对我们讲‘干部子弟不要老搞在一起，这样会脱离群众的，要和工农结合！’我今天就给您带回一个儿媳妇，她是农民的女儿！”

邓瑞生和林苏生

尽管邓瑞生是领导干部的后代，但一直过得普通百姓的生活，他完美继承了父亲的精神，将发展农业作为了人生的头等大事。直到退休后，也依然要尽自己所能地做一些事情，他是这样说的：“我想参加扶贫工作，还想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