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国民党特务将被执行死刑，忽然大喊：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

1953年7月20日，荣县的老百姓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放下手里的活计，有的人甚至徒步走了十几里路赶来，就是为了见证一个曾经在渣滓洞监狱干过看守的“恶魔”的死期来临。

提起渣滓洞这三个字，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原本只是位于重庆郊外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煤窑，但国民党人为了掩人耳目迫害我党忠诚的战士们，将这处隐蔽的煤窑改成了监狱，在这所监狱呆过的人里，就有大名鼎鼎的“江姐”江竹筠和“小萝卜头”一家。

而在这种地方做看守、做国民党的走狗的人，他们的手上十有八九都沾着那些无辜同志们的鲜血，荣县的老百姓对于这个“恶魔”的厌恶与痛恨可想而知，他们要代替那些枉死在敌人手中的烈士们见证天理昭彰、血债血偿的这一刻！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一件事发生了。

一般情况下，那些曾经干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的人，面对群众的愤怒时都会表现得唯唯诺诺，不敢说任何话，只是脸色惨白地跪着等待惩处，但这个名叫黄茂才的国民党特务却突然抬起头，大喊：“我是冤枉的，我不是什么杀人凶手，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情！”

这话一出口，周围一片哗然，甚至有人觉得这个犯人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否则他怎么敢为了活命撒这种谎？

面对眼前这个曾参与迫害共产党人的犯人，在场执行人员的内心当然是深恶痛绝的，但他们必须要依法办事，而不是仅仅凭借自己的喜恶就判处一个人死刑，既然犯人不服，那就查。

如果查出这件事另有隐情，就能避免一个无辜的人蒙受不白之冤，如果查出黄茂才果然做了恶事，也可以让他死得心服口服！

因此，执行人员当场改判，对黄茂才的死刑判决变为无期徒刑，暂时押送到劳改队服刑，并安排人手调查他当众喊冤的这件事。

在事情彻底查清楚之前，谁也不会想到，在渣滓洞监狱的那群虎狼一般凶恶地看守里，竟然真的藏着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党办事的勇士，而他就是在刑场上大喊冤枉的黄茂才。

1942年，黄茂才17岁。

他比那个年代的很多人都幸运，他有机会念完中学，认识一些字，明白一些道理，当时他刚好遇见国民党抓壮丁，那些士兵只要看见年纪性别合适的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带走。

黄茂才哪懂什么打仗，他就是个普通的小老百姓，所以为了躲避灾祸，黄茂才跑到成都，并顺利联络上了自己的老乡刘重威。

刘重威是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的副处长，他了解过黄茂才的情况后，就安排了一个打杂的活给他，虽然赚不到什么钱，但好歹不至于饿死。

后来由于黄茂才踏实肯干，而且念过书、写得一手好字，就被提拔成了公署少尉文书。

但到了1948年，黄茂才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上级一个安排改变了他的命运，但如果黄茂才站在人生的尽头朝回看，相信他永远不会后悔自己接受安排，去往一个“人间炼狱”。

那个地方，就是渣滓洞监狱。

到达渣滓洞的第一天，黄茂才就遭遇了两次训话：

先是看守所的所长李磊，后是“犯人”管理组长徐贵林。

两个人谈话的内容大同小异，除了要黄茂才提高警惕好好工作外，就是说监狱里的“犯人”。

李磊和徐贵林告诉黄茂才，这些人都是一些大奸大恶之辈，他们干的坏事、害死的人数不胜数，而且他们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邪恶一面。

他们要求黄茂才少和这些人聊天相处，也不要对这些人心慈手软，该打就打，该抽就抽。

黄茂才嘴上虽然答应了，但并没有按照李、徐两人的命令动不动虐打那些“犯人”，因为他有眼睛，也有耳朵，在他看来，比起那些“犯人”，动刑时的渣滓洞看守看起来更像是恶魔。

而且，当时国民党为了确保监狱里的看守都是忠心耿耿替自己办事，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爱国青年训导大队”，妄图给所有人洗脑，让他们认为国民党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但是之前也说过，黄茂才之所以会投奔自己的老乡，就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强行征兵。

他在十几岁大的时候就见识过了在国民党压迫下的老百姓过着怎样水深火热的生活，也见识过负责抓壮丁的国民党士兵是如何凶恶。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国民党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黄茂才怎么能相信？

况且，黄茂才在和那些“犯人”的接触中惊讶地发现，这些人不仅念过书，而且道德感、正义感极其强烈，哪怕身陷囹圄，他们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积极乐观地面对一切，仿佛他们只要心中有信仰，无论人在哪里都是为解放而战斗的战士。

黄茂才在心里暗暗钦佩这些人的气节，但碍于李磊和徐贵林的监视，他不敢表露出自己对“犯人们”的同情。

黄茂才在渣滓洞监狱里才呆了一个月，就发现了一些不对劲，那就是被送进监狱里的人实在太多了，甚至有一天内新增加十几个“犯人”的情况。

他用脚趾头想都能猜到，正常情况下一个地方不会突然出现这么多“作奸犯科”的人，国民党绝对是搞些莫须有的罪名，抓了好人进来。

1948年6月，这一天刚好是黄茂才值班，国民党的特务又押送了两个“犯人”进来登记。

这两个人分别是一男一女，黄茂才一开始没搭话，直到女人在登记自己的籍贯时写下“四川内江白马庙”这几个字时，他才忍不住笑着说：“哎呀，那你可是我的半个老乡。”

这个女人名叫曾紫霞，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曾紫霞又是惊讶、又是警惕地抬起头，因为她没想到在这种地方竟然会有“敌人”对自己和颜悦色地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谨慎地问：“你是哪里人？”

黄茂才看她愿意接话，也提起了劲，讲：“我是荣县杨佳人，老家刚好挨着内江呢。”他看了看曾紫霞与她的同伴，犹豫了一下，轻声说：“以后你如果需要帮忙，可以找我。”

黄茂才说出这句话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这也足以看出，他虽然是渣滓洞的看守，但完全是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为国民党做事，也就不像其他看守一样对国民党“忠心耿耿”。

作为贫农出生的人，黄茂才的骨子里有着劳动人民特有的珍贵品质，他朴实、憨直，人也热心，富有正义感，因此徐贵林和李磊多留了几个心眼，总是会盯着黄茂才的一举一动，免得他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坏了他们的事。

曾紫霞与黄茂才因为是同乡，所以比起别人总要更亲切一些。

闲聊时，曾紫霞时不时会询问黄茂才过去经历，而黄茂才也没有半点遮掩、如实回答，当听到曾紫霞讲一些革命的道理时，黄茂才都听得非常认真，并且频频点头，表达自己的认同。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黄茂才在点名的时候发觉曾紫霞往自己的兜里塞了一张纸条，他隐约意识到这张纸条上的内容，也意识到以曾紫霞为首的革命人士向他伸出了友善的双手。

黄茂才按捺下激动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寝室才展开了那张小纸条，上面有一句话：

“多为人民多做好事”。

他答应了曾紫霞的请求，利用自己的看守的身份，给狱中的同志提供便利，如果国民党的人交给他一些残忍的任务，比如对“犯人”用刑，他也会暗中留情，尽量让同志们好过一些。

时间大概过了半个月，特务带着一名“女囚”进入渣滓洞，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姐江竹筠。

黄茂才回忆自己与江姐的初遇时说：

“她个子不高，穿着浅蓝色旗袍，手里拎着一个白色手包，头发剪短了，只到了肩膀那里。”

当时黄茂才更多的注意力都在江竹筠登记的信息上，因为她填写的地址是自贡大山铺，黄茂才一看见就笑了起来，他友善地打招呼，说：“没想到，在这里还遇见了家乡人呢！”

江竹筠只把穿着特务服装的黄茂才当成敌人，她轻蔑地瞥过去一眼，冷冷回答：

“哦，你也是自贡人。”

黄茂才忙不迭点头，说：“对，我是自贡荣县人，你如果需要什么，可以直接和我说。”

江竹筠微微皱眉，疑惑地看着眼前热心的黄茂才，并且拒绝了对方要帮忙打扫牢房的请求。

江竹筠还以为这是国民党想出来的什么狡猾办法，故意向自己示好、软化自己，直到她被转到女室和曾紫霞关押在一起后，才确定了黄茂才是可以争取的。

但在江竹筠转到女室之前，她的坚韧与顽强已经让黄茂才折服。

在短短的几天里，由于特务们认定江竹筠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所以用尽了各种手段折磨虐待她，江竹筠被打得浑身是血，却依旧倔强地高昂着头颅，不肯在酷刑下对敌人低头。

参与刑讯的一个特务班长对黄茂才说：

“这个女人真是个硬骨头。你是不知道，徐处长要从她嘴里问出东西，她不说，就施以重刑，她还不说，徐处长气得暴跳如雷，要脱光她的衣服侮辱她，结果这个女人竟然一点都不怕，还大骂徐处长，说：‘你如果侮辱我，就等于侮辱你的母亲、姐妹和女儿。’徐处长被气得要死，但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江姐在狱中受到的折磨，用语言根本无法描述，如果一定要形容她的痛苦，那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哪怕是这种情况，她依旧死守党的一切信息，没有屈服于敌人。

甚至在与曾紫霞见面后，重伤未愈的她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了解各位同志包括黄茂才的情况，研究应对敌人的策略。

在以江姐为首的狱中同志们的积极争取下，本来就向往共产党的黄茂才接下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帮助狱中的同志带一封信给党组织。

江竹筠温和地说：

“你不用担心，表面上你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一般不会怀疑你，你想进出一些地方也比较方便，另外，送信的时候改化名，就算事情败露，也不会怀疑到你头上的。”

黄茂才一时之间没有出声，他在思考自己同意帮助江姐他们之后要承担的后果。

如果被徐贵林和李磊发现了不对劲，自己肯定是难逃一死的。

然而，仅仅只是思虑片刻，他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做出了决断：一条命而已。

到了第三天，彻底做好牺牲准备的黄茂才在放风时来到了江竹筠和曾紫霞的身边，他只问了一句话：“你们的信写好了没有。”

这句话只有几个字，听起来轻如鸿毛，它实际的意义却重如泰山。

曾紫霞凝视着黄茂才，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信件偷偷塞进他的手中，并小声地嘱托：“你一定要小心，这件事不能出任何差错。”

黄茂才坚定地回答：“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按照你们的要求把信件送到收信人的手上。”

拿到书信后的第二天就是黄茂才轮休的时候，他依旧穿上了那件国民党的军服，走出渣滓洞看守所的大门以及沿路的关卡。

那些国民党士兵看见这身衣服，都把黄茂才当成自己人，只是简单地询问两句就放他通过。

而那时候，黄茂才的身上其实就藏着曾紫霞托他传递的密信。

黄茂才一路来到了重庆市中山一路协和里4号，这个地方非常偏僻，屋子的大门也紧锁着，他再三确认地址后敲响了大门，没过多长时间，一个年轻的姑娘就出来开门了。

她一看见黄茂才穿着的衣服，眼神里就多了几分警惕，问：“你找什么人？”

黄茂才说：“我找旷淑华。”姑娘眉头一皱，立刻回答：“她人不在。”

黄茂才赶紧表明身份：“是曾紫霞让我来的，她有一封信要我转交给旷淑华。”

听到这里，姑娘原本紧绷的表情松动了一些，她说：“哦，那你把信给我吧，我替你转交。”

黄茂才不放心地说：“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让旷淑华收到。”

姑娘点了点头，承诺：“你放心好了，由我转交给她，一定会为你带到。”

见她这么坚持，黄茂才又不能在这里久留，他再次确认了门牌就是曾紫霞提到的那一户，趁着周围没人飞快地掏了信出来，塞进那个姑娘手中。

之后，他小声嘱托她一定要把信带到，得到对方的肯定答复后才离开了。

黄茂才回到监狱后，不放心地和曾紫霞说了送信时的这段小插曲，没想到曾紫霞笑着对他说：“她就是旷淑华，同志，你办得很好。”

就这样，表面上是渣滓洞看守的黄茂才成了一名“联络员”，只要狱中的同志们有什么需要传递的消息，黄茂才都会尽可能办到。

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新华日报》社记者陈作仪提出希望黄茂才带一些外面的报纸进来，方便大家了解解放战争目前的进展。

这时，黄茂才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下来，在外边买了报纸后夹在点名册里偷偷传递给陈作仪。

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是黄茂才将解放军胜利的好消息带给了这些顽强与敌人抗争的同志们。

到了1949年春节前，黄茂才为狱友们带了一封极其重要的信件，信上写明了一个重大好消息：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平津战役正在战斗之中。

江竹筠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她颤声说：“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

为了庆祝正面战场上的胜利，江竹筠和狱中党组织决定趁着春节热热闹闹举办一场联欢活动，这当然需要黄茂才的帮助。

黄茂才也沉浸在喜悦中，他立刻跑去查看值日表，确定李磊和徐贵林这两个人会在正月初一那天带孩子们进城玩，而其他特务都会回家过年后，大家决定将联欢会定在正月初一这天。

当天早上八点，黄茂才打开了牢房的狱门，同志们聚在一起互送礼物，传唱革命歌曲，这场大联欢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发觉特务回来，大家才匆匆结束并进行善后。

但狱友们高昂的歌声还是被敌人听到了，李磊收到消息后，直接把黄茂才叫到了办公室，质问他为什么把“犯人”都放出来，还允许他们唱革命歌曲，但黄茂才面对质问，沉稳地解释自己只是看春节难得，放“犯人”到院坝里，但绝对没有任何人唱革命歌曲。

李磊没有证据，只好警告他：“下次你再犯这种错误，一定脑袋落地！”

但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李磊对黄茂才已经不像之前那样信任了。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重宣布新中国成立，聚集在重庆市的国民党特务着急忙慌地开始遣散那些不可靠的人，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黄茂才。

恰好这时候，黄茂才收到了老家的书信，信中表示黄茂才的母亲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希望他能够回家一趟尽尽孝道。

黄茂才知道老母亲那边一定希望自己回去，但渣滓洞的同志们也需要自己，他犹豫着把情况告诉了江竹筠。

江竹筠安慰他说：

“你回去是应该的，正好我这里有一封信，是给我的儿子彭云的，麻烦你帮我带给谭竹安。”

这封就是著名的“示儿信”，同时也是江姐的绝笔信。

信上除了表明自己将儿子托付给谭竹安，以及鼓励儿子彭云继续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外，最后一句写的是“来友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

简短的一句话，足够证明江竹筠已经把黄茂才当成我党可信赖的同志与忠实盟友，而不是凶残没有人性的刽子手。

11月18日，黄茂才回到了渣滓洞，同时得到了最让他痛心的一个消息：

包括江姐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已经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

黄茂才甚至没能见到江姐最后一面，也不能为她送行。在谈到这段往事的时候，黄茂才依旧忍不住流泪，他颤抖着低声说：“江姐是一个真正不怕死的共产党员，真是视死如归啊！”

后来，因做过渣滓洞看守而被老百姓误解的黄茂才也在重要见证人曾紫霞的证明、联合调查组得到调查下澄清了自己的身份，他始终是一颗红心，向着党、向着人民、向着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