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如何镇住威胁中国的赫鲁晓夫？陈毅轰的他面红耳赤

1959年国庆前夕，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率团访华。

如果考虑两国两党之间的渊源关系，这次访问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应有之义。

然而或许只有亲历者才能有所预感，这将是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访华，而且由于此前种种龃龉，这次最后的访问也难免不欢而散。

此后风云急变、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直到赫鲁晓夫下台成了“特殊养老金领取者”的多年之后，在个人回忆录中仍然对此耿耿于怀。

那么，1959年的时候，赫鲁晓夫访华，是如何被毛主席镇住威胁？又是如何被陈毅轰的面红耳赤？

场面不太好看

1958年这个年份，通常被认为是中苏关系急转直下的转折点。

在那两年之内，赫鲁晓夫曾经两度访问中国，一次低调一次公开。

但从这两次访问的欢迎场面里，已经多少透露出了某种不寻常的气氛。

身为资深汉学家、又担任了多年外交官员的费德林，就曾经记述过自己作为随行人员、跟从赫鲁晓夫访华时亲历的细节。

时值1958年7月31日，一架来自西北方向的飞机，盘旋降速后降落在北京郊区南苑机场。

飞机着陆后，舱门按部就班地打开，赫鲁晓夫及其随行人员鱼贯走下舷梯。

北京的七八月正值秋高气爽、阳光灿烂，但是在此刻的南苑机场，既没有欢迎词也没有鲜花口号，更没有长长的、写着“牢不可破的友谊”的红布条幅。

无论是在停机坪上，还是在随后贵宾车队驰过的道路两侧，都看不到手拿彩旗表达欢迎的群众，也不再能听到“苏联和中国永久是兄弟”的歌声。

作为随行团队的一员，费德林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认为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两国间的裂痕正在逐渐扩大，曾经的兄弟同志情谊也变成隔阂与敌对，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惋惜和痛心的事。

赫鲁晓夫的个人回忆录中，并没有特别提到1958年的这次访问，但对1959年国庆前夕访华的细节却连篇累牍地写了不少，而且还是在不同的事件章节中多次提及。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并不指望会得到像1954年初访北京时那种兄弟般善意的接待，双方之间那种温暖亲切的感情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寒气，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

从1958年到1959年，短短也就一年多年时间，实在发生了太多的事。

苏联先是谋求在中国领土上建设长波电台，后又提出要共同建立海军联合舰队，这两个设想都严重地侵犯伤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因此遭到严辞拒绝未获同意。

到了1959年，前有赫鲁晓夫出访美国，后有苏联在立场上偏袒，两国之间的默契与协作日益消退，再难回到当初的局面。

访问中国之前

对于此次北京之行即将面对的人，赫鲁晓夫并非全无了解；甚至可以说，从许多年前开始，他就已经初次明白了这个人的行事风格。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正为其第一个五年计划请求苏联给予经济和技术援助时，斯大林曾经或明或暗地表露出对中国各种资源的兴趣。

这其中包括不经意提起的金矿和钻石矿、作为战略物资意义重大的生橡胶，甚至也包括了用餐时偶然心血来潮留意到的菠萝罐头。

那么怎样获得这些资源或者产品呢？

斯大林的想法简单直接：划出一块区域来，由苏联去建厂或者联合建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生产了。

然而毛主席显然并不接受这样的计划，对于每一次要求，他都审慎明确地回复：建厂可以，但必须由中国自己来。

请苏联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贷款，由我们中国自己来建厂，等到顺利地产出产品之后，再以产品来抵偿贷款。

赫鲁晓夫掌权之后，曾经将此类行为归为斯大林“严重的错误”之一，认为正是这些针对中国资源的开发意向和操作方式，开启了来自中国的敌对种子和反苏情绪。

以中苏关系为主要研究课题的美国学者A·D·洛乌在其著作《龙与熊》中认为，考察赫鲁晓夫的种种言论，实际上过多地把中苏争端的责任推到了其他人头上。

其实赫鲁晓夫自己，对中国也早早地表露出了戒心。

1954年首次访华以后，赫鲁晓夫便表示“和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1955年与西德就建交问题进行会谈时，他对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提及中国那令人不安的“六亿人口”，甚至毫不掩饰地说：“帮助我们，帮我们对付中国”。

“惊动世界的13天”

虽然赫鲁晓夫对于中国的态度早有预想，但是这一次他也并不认为自己毫无底气。

在1958年之前，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在国内地位不够稳固需要支持，国际上也需要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

可是到了1958年，他对国内的局面控制比以前更为得心应手，苏联在导弹领域又大有进展。

此一时彼一时，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

而且，相对当时还仍处于一穷二白状态的中国而言，苏联人事实上仍旧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哥。

赫鲁晓夫当然清楚中国不会喜欢他向西方国家频频伸出橄榄枝的行为，站在尼赫鲁那边也必然招致中国不满，但是既然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即使访华之行不会受到和五年前一样热忱的欢迎，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从1958年开始，他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系运作上下了不少功夫，也确实得到了效果和反馈。

他接见来自欧美国家的农场主、公司老板、社会活动家，并逐步推动促成了在纽约举办苏联博览会、在莫斯科举办美国展览会的协议。

那一年9月12日，苏联火箭飞抵月球表面。

三天之后，赫鲁晓夫乘坐的图-114飞机史无前例地降落在美国本土。

当天的《真理报》刊出了一幅图画，背景是飞上月球的火箭以及“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前景则是一架图-114飞机，机身上写着“莫斯科—华盛顿”字样。

赫鲁晓夫这次访美被苏联称为"惊动世界的13天”。

在那段时间里，赫鲁晓夫的一举一动可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

尽管也有人认为赫鲁晓夫过于直爽、幽默得近乎粗鲁，但这种个性却未必就不受美国公民的好评；而且，访美确实对苏联国内乃至整个世界的局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缓和，丘吉尔85岁生日时收到了赫鲁晓夫发来的贺电，丘吉尔的反应是又惊又喜。

意大利总统吉.格隆基正式访问了莫斯科，苏法之间的交流也逐渐频繁。

假如1960年5月初那颗防空导弹没有把美国U2侦察机打下来的话，后面还有一系列的计划正在按部就班地等待实施。

按照预期，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谈将在5月中旬举行，再过一个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正式访问苏联。

不过在1959年这个时间点上，谁都不能预知美国侦察机会如此肆无忌惮，也没有人能预料到那颗导弹的飞行轨迹。

通过当时的一系列操作，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外的影响力大大增加，说话的声音也更加强硬；这一切都为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华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针锋相对

总之一句话，赫鲁晓夫抵达北京时，是带着“刚刚完成访美，载誉而归”的光环来的。

冷战多年的美苏关系似乎出现了一点转机，这个动向说是举世瞩目也一点都不夸张。

虽然美国也有政治家不停呼吁“不要关注赫鲁晓夫”，不要给他一点眼神，但实际上，民众的兴趣点是诚实的，媒体的嗅觉也是诚实的。

赫鲁晓夫访美期间，来自30多个国家的近2000名记者赶着跑去采访，人数之多刷新了美国新闻界记录。

要知道，两年前伊丽莎白女王访美，也只有1400名记者跟随采访。

他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个名叫“戴维营”的别墅长谈三天，这也是后来他常常把“戴维营精神”挂在口头的原因。

以结果而论，戴维营会谈并没有达成多少有建设性的共识，除了确定四国首脑会议计划和艾森豪威尔访苏计划之外，几乎连公报都没什么内容可写。

赫鲁晓夫本人认为这次访问“既没成果、也有成果”、“体现了道义的巨大胜利”。

当他听见翻译员传达说艾森豪威尔用英语称呼他为“我的朋友”，他感到发自内心的由衷高兴。

一些西方媒体也认为，虽然大家都极为关心的德国和柏林问题并没有谈出个什么结论，但这是缓和紧张局势的良好开端。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赫鲁晓夫几乎言必称“戴维营精神”，说这将成为战后局势的重要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

实际上在美国那边，对此事的态度可以说是根本不在一根弦上。

副总统尼克松直接放话“不接受苏联人所谓的和平共处”。

至于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其回忆录《缔造和平》中也写了，“后来大谈戴维营精神，但这是一个我从未用过也从未认为恰当的词儿。”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赫鲁晓夫当时的态度未免过于乐观。

丘吉尔曾评价说，他“真是过分频繁地指望两步就越过深渊”。

积极高调地靠近美国，同时又在中印争端问题上看似两不相帮实则和稀泥，这些立场都增强了来自中方的不信任感与戒备感。

A·D·洛乌对此作出评论：北京并不打算掩饰他们对赫鲁晓夫访美以及其他政策做法的不满。

旧的分歧既没有解决也没有就此搁置，新的分歧却还在不断产生，会谈冷场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国庆庆典的间隙，赫鲁晓夫忽然对着毛主席说了一句：“我们是不是把核专家撤回去！”

而毛主席听到这样看似试探、实际隐含要挟的话语，也只是轻描淡写回了一句“那样也好，自己试试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实际上早在1958年，关于电台和舰队的争论已经将双方分歧逐渐摆上了桌面。

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的可能性，对于毛主席来说并不是个多大的意外。

1959年这一次，赫鲁晓夫需要直接面对面交锋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陈毅。

“中国方面决定让陈毅来对付我”

不同于很早就总揽外事工作的周总理，陈毅元帅正式走马上任外交部长，是从1958年2月才开始的事。

众所周知，他在战争年代是司令员，建国之后授衔元帅。

从军队转到外交战线，陈毅自己在心理上是深怀“绠短汲深之惧”的。

枪林弹雨都闯出来的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他怕的是自己说话“太有破坏性”，有时候情绪一上头，说话冲口而出。

要是自家同志之间尚有解释余地，放到外交场合一旦言论出事，那就是必然是大事且难以挽回。

不过不论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对他从事外交工作都充满信心。

毛主席还认为，这种“临事而惧”的心理是他的一大优点。

这一次会面，赫鲁晓夫就真的领教到了什么叫做“说话的破坏性”。

双方会面之初，又一次提到了位于焦点绕不过去的联合舰队问题。

赫鲁晓夫声称这是一场误会，原因是“某些政府部门”，是苏方尤金大使传错了话。

陈毅却并没有顺水推舟给个台阶，而是当面与他进行事实对证，令赫鲁晓夫一时语塞。

双方的交锋并没有就此结束。

赫鲁晓夫为中印边界问题花费了口舌和精力，他要求中国和尼克鲁搞好团结。

“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马上顶了一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迁就主义。

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极不愉快，陈毅随即列举了5月9日塔斯社的声明，明确指出，苏联采取的就是偏袒印度的立场。

在国庆前夕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赫鲁晓夫频频摆出“老子党”的派头。

几天后的正式会谈现场，赫鲁晓夫又出言指责炮击金马的做法，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

陈毅这一次也同样没有后退，他重申那是中国自己的领土，炮击金门是也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并质问：你难道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来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对此无话可答，便说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听你的；然而要论党内职务，自己是第一书记，陈毅只是政治局委员，应该陈毅来服从。

陈毅回答，你是第一书记这没错，但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最终，这一场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当晚天安门的庆祝活动赫鲁晓夫也没有参加。

直到多年后，赫鲁晓夫写回忆录写到这段旧事，还特别强调“中国方面决定让陈毅来对付我”。

他认为陈毅表现粗暴无礼，直接将会谈气氛变得紧张激烈，并怀疑这究竟是出于个人性格，还是“某种有意的政治动机”。

几年后，陈毅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重申了著名的“我们不做卫星国”态度，这句话很快登上了各国报纸的通栏大标题。

在另一次与日本友人的谈话中，他也提到“不能一味跟着赫鲁晓夫走”。

如果紧跟赫鲁晓夫走，那当然会有好处，他会授你勋章、给你援助，称呼你为“亲爱的同志”……但是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原则，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权利，不能沉迷于这些好处当中。

影响深远，余波未平

1959年国庆庆典结束后，赫鲁晓夫兴致不高地回了苏联。

这次会谈双方没有共识、没有协议、没有公报，赫鲁晓夫已经完全明白了中国不会亦步亦趋听从指令。

次年夏天，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所有1390名援华专家、撕毁343项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

撤人撤图纸，留下了一大批建设到一半的项目现场，中苏关系从此一去不回。

陈毅身为外交部长，对这种雪上加霜的做法十分愤慨，他说“这算什么马列主义！”就算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这样。

那几年间，其他国家的局面也在发生改变。

1960年，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革命正逐渐转化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

美国政治家中不止一人宣称，美国既不能也不应容忍共产主义制度在西半球存在。

美国动手制裁古巴，并实际支持古巴侨民支队推翻卡斯特罗；相反地，苏联则加强了对古巴的经济与政治援助。

而中印这边，印度的挑衅摩擦不断，并酿成了1962年的中印自卫反击战。

中苏两边对对方的外交政策都提出了批评，最终汇聚成1963年的公开论战。

苏南和解、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争端等问题，都成了进一步分歧和激烈论战的焦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实弹爆炸。

周总理说：“就把这当作我们向赫鲁晓夫告别的礼炮吧！”他这样说是事出有因的，就在两天之前，赫鲁晓夫刚刚“退休”了。

这或许也是一种冥冥中的巧合吧。

参考材料：

《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俄）尼·费德林；新华出版社

《赫鲁晓夫政治生涯》；（苏）罗伊·梅德韦杰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赫鲁晓夫回忆录》；（苏）赫鲁晓夫；东方出版社

《蜜月的结束——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前后》；张树德；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