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辩证法做少数人决策的7个例子

研究毛主席，独家原创观点：

决策二：

1935年底，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为何于次年春就着急进行东征呢？

叶帅：“长征到达陕北，有人主张先巩固再发展，不同意东征。毛主席则主张发展中求巩固。巩固再发展 这是一般的原则。但是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陕北的条件，必须在发展中求巩固， 否则就无法巩固，更谈不上发展。毛主席是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的。”

以辩证法“胜利”和“壮大”相生相成的视角，单纯的巩固是不现实的，必须用“胜利”来实现巩固+壮大。

利害分析法的结果是：

1）先巩固再发展。

2）避战休养生息。

决策三：

毛主席：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

以辩证法“普及”+“知识”两者相生相成的关系，单纯的提高，是困难的，因为需要教训、需要反面例子，才能真正提高。

利害分析法的结果是：

1）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啃书本。

2）结果因为实践不够，知识就停留在书本上，容易变成纯粹的教条主义，难以结合实际。

决策四:

制订策略。

1）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2）对敌人越狠，对自己人越和。

3）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4）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这是从辩证法“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原理，以一面为手段，以达到实现另一面。

相应竞争策略，也可以由辩证法得到：

1）对于竞争对手用“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这个策略，我方就可以使用“ 以团结求斗争，则斗争存”策略，意思就是尽量地去团结对手，因此对手内部就分裂了，就发生内斗，甚至走向消亡了。

毛主席：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

2）对于竞争对手用“对敌人愈狠，对自己人则愈和”，我方就使“对敌人愈和，对自己人则愈狠”，这就是相应的“优待俘虏”策略的辩证法根据。

3）对于竞争对手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方就使“战略上重视敌人，战术上轻视敌人”，即以战略取胜，而不管对手用什么战术。

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绝不会与我作战”的特点，提出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役方针。

要求四野改变此前“近距离包围迂回”战法，不再单纯以攻对攻，而是正面出击牵制、两翼战略迂回，“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使敌失去战场自由，陷入被动境地。

这就是战略上重视，无视对手战术的策略。

决策五：

不取金、马。

这是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来决策，如果当时攻不下湾湾，如果取了金、马，就有可能走向难以统一。这就是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道理。

反之，如果不取金、马，则当时机成熟时，就可以先取金、马，再趁势取湾湾，也就是现在的不统一，有利于以后的统一。

即是要留下“金、马这块多米诺初始骨牌”。

利害分析法的结果是：

必取之，“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决策六：

四渡赤水中“鼓新场之争”。

在国军的包围圈中，镇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王家烈部起先就在遵义被红军打爆，此时看起来无疑就是包围的突破口，所以红军高层几乎一致同意打打鼓新场，除了一个人。

用辩证法分析，主要矛盾在老蒋，关键还在于在老蒋这儿打出漏洞，而不在地方军阀，那不应该再树一面的敌。

而且考虑到“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如果地方军阀的战力突然发扬出来，那便不一定打得下，其结果就是两面树敌了。

比如

毛主席：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

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

这和四渡赤水中的“鼓新场之争”似乎是同构同理的。

利害分析法的结果是：

哪个突破口较弱，就打哪个。

决策七：

解放初不取HK。

这也是防止“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必须留个口子，以备后患。

从辩证法出发，就可以做更加致密的决策和准备。

毛主席：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

利害分析法的结果是：

夺回，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

用辩证法做预言

1）戴高乐经常为法国的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因此，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政局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

2）毛主席不这样看。他力排众议，断言：戴高乐上台将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使欧洲摆脱美国。

3）历史的发展很快就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这是基于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的原理，而又有所发现、判断和确认，才能做出这样肯定的预言。

所以，

毛主席：“比如我吧，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懂得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用辩证法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用辩证法，这个作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