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抚顺老农写信寄给叶剑英，牵扯出了43年前遗留的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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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距离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四十载有余，一位年过八十的农村老夫坐在一张破旧板凳上，消瘦的背佝偻着，正全神贯注地写一封很长的信。

他的眼睛已经不如年轻时清明，拿笔也需要另一种手扶着才能勉强稳定住颤抖的笔尖。

他写得很慢、很艰难，但落笔的字句里藏着震撼人心的坚毅与果敢，信里提到的每一个人名、做的每一件事都立体且完整地还原了一件重大的历史真相。

在他埋头写作的桌边，正放着一张被翻阅过的报纸，正面朝上的那一页印着最近叶剑英视察西安，访问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的报道。

上面叶剑英的照片和老人一样，满布皱纹不再年轻。老人年轻时见过他，甚至还见过周恩来，他们两人曾在张公馆对老人谈过话。

而他坚持数月也要写完的信，就是要寄给当初与自己交谈过的叶剑英同志。

随后一叠长达6000字的长信一封一封地从他落户的基层派出所，一路送到了叶剑英委员长的手里。

每封信的结尾都落着老人的名字——王玉瓒。

拿到信的叶委员长当然记得当初那位英勇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他翻看着王玉瓒的信件感慨万千，立即把它交给辽宁省委书记调查，并批示要“速办”、“催办”。

为此还专门委托了一位副书记负责监督这件事的进展，表示一定要在王玉瓒生前将此事办妥。

叶剑英委员长的命令一下达，负责调查的几位同志日夜兼程，三个月内共走 了8700公里，查证了22个线索，证实了老人写的信里没有一句假话。

信上的每一个还活着的人被问及王玉瓒都赞不绝口，夸他是位老实、仗义的士兵与将领。

他们共同经历了同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并在其中扮演了不同作用的角色：有负责开抢的步兵连士兵、负责搜索的手枪排班长......

参与到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名有姓，他们以不同的视角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在调查员的整理下，那些细节汇聚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磅礴、英勇的历史绘卷。

——西安事变。

西安捉蒋求抗日

西安事变，这件被历史反复重提、纪念的重要事件，直到1981年才将真正的始末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对他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修正。

但对王玉瓒等一众亲历者来说，这是一个被蒙尘真相终于能大白于天的大事。他们活着在座谈会上、纪念活动上亲口向大家讲述那段真正的历史。

作为一众革命群像的主角，王玉瓒记住了当初和他一起发动事变的每一位参与者。

他是张学良最看重的下属将领，在张学良下达挟蒋命令后，西安事变由他亲自指挥执行，最后圆满完成获得成功，为全国全民抗战掀开了序幕。

1936年10月23日，正是日寇入侵我国的关键时刻，学生们与民众的抗日游行愈发激烈。

而国民党代表的蒋介石却不顾祖国安危多次督令张学良与杨虎城进剿在北上与日军正面作战的中央红军。

面对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监督两军剿共，张学良在某次晚宴上对蒋介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强调全民族联合抗日的重要性。

东北军大将在晚宴上情真意切的“哭谏”，蒋介石不为所动地摇头既粉碎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幻想，也寒了全体东北军对蒋联合抗日的期盼。

张将军的哭谏都没有让蒋介石同意抗日的消息立即在全军传达，士兵与军官们在底下对蒋表示出了强烈的怨恨与不满，并安静等待张学良的下一步指示。

作为东北军第一营的上校营长，王玉瓒此时正独自一人在蒋介石居住的华清池二道门外驻守。

那是12月11日下午4点多的时候，张学良从蒋介石的住处走出来。他脸色极其不好，看到王玉瓒就招手喊：

“王营长，同我去趟城里！”

正值壮年的王玉瓒立即整顿出列，一声“——是！”便坐上三轮摩托，跟在张学良的汽车后面，去往城里的张公馆。

他随张学良下了车走进张公馆的大门，却在张学良房门外的院子里停下来了。直到收到张学良进一步的指示，王玉瓒才同张学良一起进了屋。

空荡的客厅只有张学良与王玉瓒两人，张学良仔仔细细看了王玉瓒几眼，开门见山地说：

“我命令你去把蒋委员长请进城里来，记住要抓活的，绝不能打死他。”

张学良表情平静，仿佛真的只是在邀请蒋委员到城里来。但最后那句“绝不能打死他”的重音，让王玉瓒瞬间明白了张学良的意图，王玉瓒坚定地表示道：

“蒋委员的卫队只有二三十人，华清池二道门内驻守的宪兵不过几十人，我用步、骑两个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去包围，保证能活捉！”

听到王玉瓒的回答，张学良露出满意的神色，他对王玉瓒安排起这次行动的事宜：

“你们一营是华清池的守卫营，理应优先行动。但过程中也要与其他几营相互协助，具体实施计划去找谭海副官，他会告诉你。”

讲到这里，张学良缓缓抬起头与王玉瓒对视，他目光深邃，语气沉重地说道：

“明天，你我是生是死都说不准，要有思想准备，千万做好行动部署。”

话音刚落，军长于学忠快步走了进来，神色焦急地询问张学良：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吗！”

张学良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即回答，他继续对王玉瓒嘱咐细节：

“让大家把黄色的军服统一换成蓝色，以便行动当天能与蒋介石的警卫连区别。”

嘱咐完一切，张学良拍了拍王玉瓒的肩膀，示意他立即去与谭海副官汇合。随后便与军长于学忠沟通起来。

在王玉瓒离开客厅之际，他无意间从张学良与于学忠的交流中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西北军将领杨虎城。

但王玉瓒没有多想，这场事变如同已经启动，开始运转的巨大机械，他是运作在其中的一颗螺丝，固定住了关键的两环。

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他应该先扮演好、完成好属于他自己的角色与任务。

王玉瓒退出客厅后，立刻找到了同在张公馆等待的谭海，他将张学良的话全部转告给他，谭海手一扬对王玉瓒鼓舞道：

“好！我们明天拂晓就行动，先换衣服吧！”

谭海让侍卫将蓝色的军装取过来，王玉瓒换完衣服并没有立刻赶赴一营所在的华清池，在征得谭海同意后，他在副官的办公室里呆了一夜。

原因很简单，一营驻扎的地方与蒋的警卫连相隔太近，提前发布命令极有可能走漏风声让蒋有时间逃跑，他决定在天快亮时向大家传达指令。

于是当夜，王玉瓒在谭海的办公室里坐了一夜，他一边在脑海里推演这行动过程中会遇到的阻碍，一边开着窗等着天黑，无心休息。

12日凌晨两点，王玉瓒乘着三轮摩托离开了张公馆，他火速赶到了十里铺把一营骑兵连得连长摇醒，命令他立刻包围蒋所在的华清池，逮捕一切外逃人员。

连长邵兴基刚刚轮岗睡下，好不容易熟睡就被营长叫醒，心情难免烦躁正准备开口问，一听到王玉瓒口里关于“捉蒋”的命令立刻从床上跳起来。

他草草披上军装和王玉瓒一同出了住处，二人赶着即将落下的月亮去往各自驻守的岗位。

王玉瓒赶往灞桥镇了，命令一营排长金万普带领全体手枪排战士随自己迅速赶往华清池，执行“捉蒋”任务。

当王玉瓒终于到达事变地点华清池时，天已有要亮的迹象。他已经与第二营营长孙铭九约定，当有三声枪声响起时，立刻派出一个连赶赴华清池助战。

负责守卫华清池的步兵连连长王世民、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三人也已经集合完毕，事变只差临门一脚。

一切安排妥当后，一营营长王玉瓒带领着步兵连连长与三位排长，以及步兵连全体战士，潜入了清华池的第一扇门。

第一扇驻守的是排长马体玉的士兵，刚收到捉蒋命令的他们立刻配合王玉瓒的“捉蒋”行动。

他们急忙从口袋里拿出子弹，哗啦哗啦地往枪里装。为了防止被蒋的侍卫察觉，王玉瓒阻止那些还在装子弹的战士，小声地对排长马体玉说：

“等我枪响，再动作。”

凌晨四点，天边拂晓。王玉瓒终于举起手枪，对二道门内来回走动的蒋方侍卫连开三枪。

随着那位侍卫的倒下，步兵连全体战士开始进攻，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

不远处在第二营待命的王协一一听到枪声立刻带上50位战士火速向清华池处赶去增援。

西安事变就此开始。

听到第一声枪响的蒋介石的侍卫长立刻从屋里跑出来，对王玉瓒一行人大喊：

“什么事！什么事！”

没有人回答他，王玉瓒根本没时间与他周旋，果断开枪将他放倒。

护卫长被对面一言不发地放倒，剩下地几十名护卫立刻察觉到变故，凭借着屋内的门窗作掩护，开枪反击。

一场棘手的枪战在清华池上演，耽误的每一分钟都为蒋介石的逃跑争取了时间。

步兵连全体战士在园内与蒋方士兵火拼，奋勇地向屋内进攻。而王玉瓒与连长王世民踩着廊柱地阴影与步兵连战士的掩护，一路潜进了蒋介石的住处。

二人到时，蒋介石居住的房间门半开着。他们飞步闯进蒋介石的卧室，但整个房间已空无一人。

蒋介石趁着交战的空档，跑了。

猜不到蒋介石跑去哪的王玉瓒一时间心急如焚，他看向了蒋介石卧室杯子里还泡着的假牙，以及挂在衣架上蒋介石白天穿过的军大衣与帽子。

王玉瓒知道蒋介石才跑没多久，但是清华园那么大，一旦蒋介石利于搜索时间溜出去，或者向外界通风报信，西安事变就会立刻破产。

张学良从城里打来电话，得知当前形势后，并没有在电话的一头指责王玉瓒，他用冷静到可怕的语气告诉王玉瓒：

“捉不到蒋介石，将以叛逆论罪。”

张学良在电话里简短的发言让形势更加严峻，王玉瓒悬着的心立刻落入冰窟。

让他恐惧地不是军事法庭上的判罪论处，而是西安事变若是失败了，东北军心心念念的家乡是不是再也不能从日本人手里收回来了。

王玉瓒立刻下令让卫队第一营全体士兵彻搜清华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留下线索的地方。

转机立刻出现，第一营手枪排的石志忠战士在3号房后的城墙下发现了蒋介石穿的一只鞋。

看来蒋介石是越墙跑往清华池后面的骊山了。王玉瓒立刻根据形势下达新的指令：

卫队第一营全体战士从骊山左侧上山搜查，孙铭九率领的第二营战士则从右侧上山搜查。

最后发现蒋介石的是第一营手枪排的两位士兵，班长刘允政与战士翟德俊。

他们二人从骊山左侧上山，路过一处杂草丛生的大石头，班长刘允政为保险起见，命战士翟德俊向大石头附近的草丛内开枪。

枪声刚落，甚至没有打中任何东西，杂草丛里立刻站起了三个人，两位蒋方的贴身侍卫，以及躲在他们身后的蒋介石。

时间正好停在12日的凌晨六点，刘允政班长带人将蒋介石架下山，随后王玉瓒率第一营撤出华清池，亲自将蒋介石请到了张学良等待着的西安城里。

结论昭雪沐党恩

以上便是由王玉瓒率张学良指令，在西安清华池的捉蒋始末。里面每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都是王玉瓒在信里提到的，实打实的真人。

在后来的调查与走访过后，证实他既没有编造，也没有夸大自己的功绩。相反他记住了当时参与西安事变每一个重要的人。

大到副官、营长，小到班长、士兵，以及每一个连队的安排与调动，他将他亲历过的西安事变写在信里，为后人还原了一段真正的历史：

西安事变，不仅仅是书上干巴巴几句由少数高级将领发动的军变，也是从最高的将领开始，自上而下，来自底层每一个士兵的反抗精神。

如果不是军队里每一个士兵对联合抗战的强烈呼声，对抗击日寇收付东北家乡强烈愿景，西安事变抓捕蒋介石的计划不一定会成功。

事变里每一个当时的士兵收到捉蒋抗日的指令，没有哪个因为畏惧蒋介石的势力而犹豫或退缩，大家都积极的参与到这场反蒋的军变中。

一众来自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与将领，因为日寇的进犯，国破家亡的危机，不愿意与共产党刀剑相向，他们扛住各军阀赶赴西安的压力，与共产党呼吁起一个口号：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最后在张学良与杨虎城的挟持下，蒋介石终于低头，用领袖人格作担保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往后国共两党数次谈判，蒋介石终于公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愿意与中共达成第二次合作，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负责这次西安事变捉蒋任务的王玉瓒也通过这次事件，获得了张学良奖赏的5000元，并被晋升为上校团长。

但这次事件中的分歧并不是不存在，据王玉瓒回忆，捉到蒋介石后，大家对蒋的处置问题有很大的争议。

包括王玉瓒在内的很大一部分士兵与军官都拒绝和平谈判，表示不能让蒋介石离开西安，重回旧部领导军权。

张学良与部下七八个军官商议、讨论、争执了很久都没有改变大家要处决蒋介石的想法。

直到隔天张学良通知王玉瓒以及其他几位反对和平谈判的军官到张公馆开会。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会议，会议上张学良请来了中共的副主席与参谋长，也就是周恩来同志与叶剑英同志。

王玉瓒便是在次会议上结识这两位中共领导人的，那时的他并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自己会再一次与其中一位有联系，当时的他只关心对蒋的处置与抗日的局势。

正值严冬，周恩来在会上穿着灰色的棉衣，面容有些消瘦，这让他的表情多了一抹坚毅。

王玉瓒就坐在周恩来的斜对面，演讲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在台上讲话的周恩来。据王玉瓒晚年会议，周恩来的眉眼很重很黑，说话时双眼看过来特别有神。

也正是周恩来在会上向大家强调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句句有理有据，大家才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同意解放蒋介石，西安事变这才得以和平解决。

1979年，当晚年的王玉瓒再次回忆当初的那一幕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人间了。

他用干枯地手将花费几个月写成的描绘西安事变全貌的信件一一打包，寄给当年在会上的叶剑英同志。

两位年过八十的老人，通过这封信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在会议上大家对国破家亡的激愤与帮扶。

关于王玉瓒为什么要重提当年那件旧事，并在晚年克服万难也要写下这封内容详尽信，是因为建国后有人钻了历史的空子，扭曲了真正的历史真相。

例如原本并未执行捉蒋任务的第二营营长孙铭九在解放战争结束后，刻意抹去第一营全体战士的功绩，谎称是自己受张学良的口令带头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

使当时社会上关于西安事变捉蒋过程出现各种版本与错误宣传的影视作品，当初那些真正在其中拼上性命的战士在张冠李戴、众说纷纭的言论中被遗忘。

最后在叶剑英同志的督查下，王玉瓒讲述的关于西安事变真正的历史经过终于被证实，那些被遗忘的战士被找回，一个个名字跨越几十后被重提。

中央在他们的姓名旁边批下“有功”、“爱国”、“正义”等字眼。那些还活着的战士被邀请到西安事变纪念活动参与演讲，宣传历史与精神。

在往后每一届的纪念会上，这些战士与亲历者的身影越来越少，随着一个接一个呼吸的停止，当年在清华池奋勇进攻的少年最后变成了一座墓碑和一个名字。

最后只能留下在西安事变纪念会上徘徊不去的后代子女、留下享受和平不用打仗的我们。

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将士在西安为全中国拉开了抗战的序幕，沐浴在先辈胜利下的后辈也应接力将这功绩与精神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