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美国解密苏联崩溃前细节：老布什曾和戈尔巴乔夫秘密通话

“作为‘第五纵队’代言人，戈尔巴乔夫亲手埋葬了苏联！”

2010年，俄罗斯社科局研究员奥希波夫将戈尔巴乔夫视作苏联解体的“真凶”。

这一隐秘的言论不胫而走，许多俄罗斯人纷纷附和道：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七年，是苏联共产党走向衰亡、苏联走向解体的最后时期。”

“这一时期，苏共困境重重、危机不断，党内政治生活开展得也十分混乱，戈尔巴乔夫难辞其咎！”

或许是乐得落井下石，美国安委会在2011年公布了苏联解体时的绝密档案，而其中的内容给了许多想要复兴苏联的人当头一棒！

原来，这份半公开的文件记载着美国总统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的秘密通话，两人称呼亲昵但地位分明——言辞之中，戈尔巴乔夫尽显卑微。

那么，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究竟说了什么？在戈尔巴乔夫的任内，苏联的崩溃是否是一个早已写好的“剧本”呢？

（戈尔巴乔夫）

一、针锋相对的美苏，竟有秘密通话？

1991年5月的一个深夜，一通改变着苏联命运的跨洋电话在克里姆林宫里“叮铃”作响，美国公布的解密档案没有记载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表情，但从两人暧昧的称呼中，可见两人的心情大好。

“亲爱的乔治”——这是两人的第一句话，也是戈尔巴乔夫对老布什的称呼；

随后，两人甚至没有寒暄，戈尔巴乔夫就迅速地想要老布什能够知晓自己在苏联所作的“努力”，活像一个卑微求存的“小员工”。

老布什似乎早已习惯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扭捏作态，在听其絮叨结束之后，畅快地说道：

“我明白，米哈伊尔！你和九个加盟国签署了新条约，我对你不吝表扬！”

这一事件实际上发生于当年的4月23日。

（戈尔巴乔夫）

当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9个加盟国签订了《９+１联合声明》。

《９+１联合声明》规定，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可以自行决定国家大事。

更为重要的是，《９＋１联合声明》承认新的联盟是主权共和国的联盟，强调联盟共和国条约的生效必须经过所有缔约国的同意。

这表明宪法的权威已被推翻——苏维埃两院决定苏联大事的规定被取消，苏联与各联盟共和国的关系从联邦转变为邦联，苏共中央的权利被进一步削弱，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

之后，“8·19事件”爆发，打破了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的三大势力相互制约的局面。

而这只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份小小的“业绩”。

细细翻阅公布的解密档案似乎不难窥探，自戈尔巴乔夫入主克林姆林宫之日起，“员工”戈尔巴乔夫就一直在贯彻执行“老板”美国总统的命令。

（戈尔巴乔夫）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就此开始了为期6年的“越改越烂”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向美国人表明了忠心——在当年4月召开的全会中，戈尔巴乔夫不屑地表示：

“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苏联现在的发展，需要实行根本性变革！”

与此同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进行自由化改革”、“和平发展”等被尘封于土的理念见诸报端。

但是，戈尔巴乔夫觉得这还不够，他又将目光投向了作为国家支柱之一的党内行政机构。

戈尔巴乔夫无疑是找了一个很好的幌子：

在他上任之前，赫鲁晓夫就痛批道：

“在斯大林模式下，党内行政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但是党内领导干部总是通过增设新的机构解决现存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

因此，行政机构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

借用俄罗斯社科院某研究员的话而言：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借整顿‘党内行政机构’之名暗中使坏，无疑是掩人耳目最好的办法。”

戈尔巴乔夫一边表示“自己抛弃了苏联过去用人唯亲的做法，批判了自斯大林时期以来苏联行政体制内存在的不合理的干部任职与晋升制度”，一边“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抽出了一些他认为有用的内容。”

攻击马克思主义，这显然是在动摇苏联的立国之本！

之后，戈尔巴乔夫变本加厉：

他一方面攻击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打着“吸收一切先进思想”的口号，宣称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人的价值主张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

这就不难怪俄罗斯社科院将其称为“西方世界的代言人”了！

除此之外，在赫鲁晓夫之后，戈尔巴乔夫继续积极地鼓吹“全民国家”理论。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不仅将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扩大化，而且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造成人民群众与政治分离的根源。

普京曾遗憾地表示：

“这种错误的思想逐渐在苏共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得党内思想混乱，大批党员失去信念，纷纷退党。”

自此之后，苏联陷入了严重的政治信任危机，进而导致苏联社会不稳定性、不和谐因素明显增多。

二、亲手为苏联掘墓：戈尔巴乔夫治下倾颓的苏联

在戈尔巴乔夫抨击马克思主义之后，苏联民众对改革的彻底失望由个体行为演变为集体行为，社会集体抗议行为彼此起伏，不仅民族冲突不断、工人屡次罢工、同时整个社会情绪激情化。

首先，民族问题成为了苏联崩溃的导火索。

（戈尔巴乔夫）

在苏联，民族矛盾问题一直都有存在。然而，戈尔巴乔夫在执政之时并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

苏联史学家甚至认为他是“刻意忽略民族问题，故意向西方靠拢”。

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曾深明大义地说道：

“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戈尔巴乔夫推行的错误改革政策，使苏联民族问题、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直至1990年，民族矛盾愈演愈烈，从波罗的海三国、南高加索三国到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

这些民族化的典型事件就是1986年12月爆发的“阿拉木图事件”：

“在哈萨克人看来，他们和莫斯科的关系，已经不是苏共地方支部和苏共中央的关系，而是哈萨克共产党人和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关系，是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真理报》关于阿拉木图事件评论中也只是认为：

这是“民族闭关自守以及民族自高自大”的表现，并没有对民族矛盾问题、政治信任危机问题做出深层次的剖析。

（戈尔巴乔夫）

与此同时，伴随着各加盟国独立呼声的日益高涨，不仅俄罗斯民族主义不断增强，“民族平等”的理念也深入人心。

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与戈尔巴乔夫的不作为息息相关，叶利钦甚至说：“戈尔巴乔夫就是（民族问题）的直接责任人！”

但戈尔巴乔夫的“懒惰”远不止于此，他似乎忘记了初心，忘记了人民。

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本应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没有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最终被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所取代，叶利钦等人被冠以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的“美誉”。

自1989年开始，激进改革派不断煽动煤矿工人罢工闹事，抑或组织工人集体游行示威。

同年的第一次煤矿工人罢工主要有库兹巴斯煤矿工人罢工、顿巴斯煤矿工人罢工、沃尔库塔煤矿工人罢工等，这次罢工是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事件，总共有50多万名矿工参加。

（叶利钦）

大规模的煤矿工人罢工“标志着过去那种由共产党领导的苏共-政府-社会团体-劳动集体一套组织体系发生动摇”。

这次罢工事件的政治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矿工自己建立了独立的工会，苏共面临政治信任危机，激进派的影响力提升；二是揭开了1991年矿工政治罢工的序幕。

1989年矿工罢工的目的大都只是为了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只是一场经济罢工，不是政治罢工。

然而，苏联政府的大部分承诺并没有兑现，结果导致在1991年的罢工事件中，矿工的关注点转移到了政治体制，认为只有变革现行政治体制才能改善自己经济状况。

与此同时，激进派借此壮大自身力量，利用矿工对苏共的不信任，通过大众传媒的鼓动性宣传和积极与矿工接触，进而获得了矿工及其他工人的信任和支持。

（苏联）

而苏共、官方工会组织和企业管理者在1991年的罢工事件中失去了对矿工的控制，戈尔巴乔夫迅速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政府的威信已降到新的低点……对戈尔巴乔夫的部长会议表示信任的人数不到8%。”

总之，工人对现实极度不满，极度不信任党和政府，说明党和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信任危机。

这样一来，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两面夹击，不仅重创苏联的经济，更是彻底地击垮了人民的信仰。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人民原有政治信仰发生彻底崩溃，进而导致人民在思想上产生了对现有社会制度变革的要求，整个社会政治情绪激进化特征明显：

一是人民要求不仅效仿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如“1990年社会学调查资料显示，32%的人主张模仿美国模式，32%的人主张模仿日本模式，17%的人主张模仿德国模式，11%的人主张模仿瑞典模式，只有4%的人主张中国方式”；

（苏联国徽）

二是人民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支持率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据1988年至1990年三次“风云人物”的调查显示，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由55%下跌到19%，而叶利钦的支持率由4%上升到32%。

三是由社会情绪化引起的激情化行为不断，自1990年开始，一系列象征共产主义的政治符号和政治标记被破坏，如一系列列宁和其他社会政治活动家塑像、纪念碑在一夜间被推倒或被砸碎，十月革命纪念建筑物、卫国战争纪念碑等与苏联历史相关联的其他纪念碑、战士墓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苏联国旗、国会和国歌都遭受嘲弄和凌辱；

一系列象征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成就的历史事件和以历史人物命名的街道、城市出现更名高潮，如卡马河畔切尔内恢复其旧称。

总之，戈尔巴乔夫时期民众情绪不断激化，苏联加速崩溃——这正中美国人和戈尔巴乔夫的下怀。

（老布什）

与此同时，这位“美国代言人”不仅致力于“安内”，还一直向西方世界示好，似乎苏联解体是其与美国人共同设计的剧本一般。

三、戈尔巴乔夫的示好：美国的代言人？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为了争夺世界霸主地位，苏联大力支持军事建设。长期的军备竞赛不仅拖垮了苏联经济，而且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至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认为，“苏联国内改革要继续推进，就必须要创造一个更为缓和的国际环境”。

在争取国际无核会议中，戈尔巴乔夫指出：

“当今形势下，苏联的国内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外交政策，正因为如此，苏联需要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这是苏联“巨人”第一次向美国低头。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再次强调，人类面临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各国应该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尤其是核竞赛；各国应该在和平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不强求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

翌年，戈尔巴乔夫认为，当今时代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这一过渡时代也是“核时代”。

在这一时代，美苏双方都拥有核武器，一旦两国发生冲突，世界爆发核战争，人类就会毁灭，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从来没有胜利者，因此，各国不应该发动核战争来达到任何政治、经济目的；在核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绝对安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基于这一现实，戈尔巴乔夫要求苏联不仅要重新制定对外政策方针，而且要加强同各国的联系。

在苏共二十七大中，戈尔巴乔夫强调了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冲突的必要性。

1986年，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中，美苏双方就消除中程导弹、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交换了意见。

（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发表了著名的言论：“苏联的发展需要美国的支持，美国的发展也需要苏联的支持”——苏联彻底地承认了自己远非绝对的霸主。

自此之后，戈尔巴乔夫坚定信念改善美苏关系，以便最终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翌年12月，戈尔巴乔夫做了关于访问美国的报告，报告指出，美苏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交流很重要，美国领导人也是为自己的国家与人民谋福利。

因此，在长期的交流中寻找双方共同的利益来减少摩擦是有可能的。

这正是这一份报告，拉开了其与老布什私密通话的序章。

这样看来，这国际上，苏美关系愈发向好。但这掩饰的是苏联国内的动荡——前文所述的民族问题、工人问题、社会矛盾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并愈演愈烈。

这种危局一直持续到1991年。

（苏联海报）

当年4月24日的早晨，戈尔巴乔夫与智囊团商讨苏联共产党的存亡问题，大多数参会人员提议解散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张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的职务。

戈尔巴乔夫最初极力反对这一意见，但迫于形势，其还是发表了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公开声明。

但是，戈尔巴乔夫竟在最后关头反戈一击！

他在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不作为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因此，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将停止在一切国家机构的活动。

除此之外，他解散了中央委员会，允许各加盟共和国自行决定发展道路。

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改革表明苏联共产党彻底丧失了执政地位，由此也引起了东欧各国社会制度的变化，在政治上，各加盟国实行议会制，鼓励多党制；在经济上，否认了公有制，推行私有化改革。

而各加盟国不顾本国国情，盲目进行改革的做法导致社会生产力大幅度下降，社会失业率与就业率相差较大，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导致社会出现通货膨胀。

（戈尔巴乔夫）

在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日益加大的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下，戈尔巴乔夫最终在1991年12月25日宣布终止苏联总统权利的行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彻底解体。

这对于戈尔巴乔夫和美国而言，似乎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结语：

很多史学家认为，戈尔巴乔夫与美国私通已久！

在以往，研究学者认为，是其性格上的软弱使其无法在苏共党内政治生活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力挽狂澜。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曾评价道：

“戈尔巴乔夫性格软弱、优柔寡断、遇到事情无法作出迅速和有力的决断，总是犹犹豫豫、左思右想、踯躅不前。”

“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左右摇摆不定。无法对地方党组织实行起有力的引导，无法在党内树立起真正的绝对权威。”

然而，如今的学界却又不一样的观点，“西方代言人”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最新标签：

“戈尔巴乔夫故意在党内独断专行，大搞权力斗争促使了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恶化。”

“戈尔巴乔夫装作性格软弱、自以为是，丝毫听不进去他人的意见和建议，故意错过几次改善党内政治生活状况的适当时机。”

随着美国档案的解密，这一说法无疑得到了佐证。

如今，戈尔巴乔夫溘然长逝，但可以预见的是，关于其的争论仍将难休，“盖棺定论”仍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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