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对秘书说：林彪在战争年代犯了十个错误，我必须向毛主席汇报

1969年10月20日上午10时15分，陈毅和妻子张茜，带着秘书石国宝、警卫员宫恒征、司机李继元，一行5人，轻装简从，乘火车离开了北京，前往石家庄。

陈毅到达石家庄后，住在市内桥西招待所。

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对陈毅很冷淡，什么情况也不向他介绍；同时与中央的联系也隔断了，再也看不到中央文件，连自己订阅的《国际共运》等报刊也被扣在北京。

按照省革委会的安排，陈毅每周三天半去石家庄铁路大厂参加工人活动，空闲时间就和妻子一块儿学习马克思著作和《毛泽东选集》。

一晃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到了1970年7月，陈毅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铁路大厂里的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止痛之类的药，服后不见效。

张茜看到一天比一天消瘦的陈毅，痛在心里。她和陈毅商量，本想向中央军委报告，要求回京治病，可是因为要参加中央九届二中全会而拖了下来。

没想到，这一拖就是整整一年！

不久，陈毅从石家庄与华北地区各省负责人一起抱病飞抵庐山，去参加从8月23日至9月6日的中央九届二中全会。

直到10月26日，陈毅才住进医院。

陈毅住院56天，未查出什么问题，而是手术前诊断为盲肠炎，这显然是明显的误诊；手术过程中发现结肠癌，又仓促改变手术方案等，都耽误了治疗。

后来医院感到对陈毅的治疗检查重视不够，主动写了个检查。

陈毅逝世后，有一种传言说，医生在手术时故意留下部分肿瘤不切除干净。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

医生们动手术时，发现是结肠癌后，尽最大可能清除了癌变部分。但因临时改变手术方案，以致未能清除干净，这是可能的。

陈毅手术后，因心脏病发，采取特护，禁止探视。

大约过了一周，刀口基本愈合，心脏病好转，才允许进病房探视。

有一天下午，秘书杜易到病房去探视，这是他第一次到医院去看陈毅。躺在病床上的陈毅虽然术后身体很虚弱，但精神还好。

他撩开自己的衣服，让杜秘书看到，颇为乐观地对他说：“你看，刀口已经结疤了。是肠梗阻，不要紧，动了手术就会好的。”

“肠梗阻”这个名词是医生给他讲的。因为在手术之后，医生们为了避免给病人精神上造成突然的打击，没有告诉他是癌症。

但是，治疗癌症又需要患者积极配合，不能总是瞒着。为此，医护人员还动了一番脑筋。

他们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使病人逐渐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树立癌症可以治疗的信心。

办法是，护士到他的病房值班时，拿着有关治疗癌症的杂志去，装作自己阅读。临走时，故意把杂志“遗忘”在病房，让病人自己去翻阅。

过了一段时间，为了使病人能配合治疗，医生同陈毅讲明了病情。

陈毅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几分。不要紧，是癌症就把它切除，再长出来再切除，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于下一步的治疗，陈毅充分信任医生。他对医生们说：“癌病变部分已经切除，还要怎么治，你们自己治吧！可拿我作个实验，找出经验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伤口愈合较好。陈毅的精神状态甚好。秘书们每次去病房探望时，他总是要问问有什么消息，还要求每天送《参考消息》给他翻阅。

陈毅一生乐观豁达，平易近人，他的老战友、老同事等都爱称他为“陈老总”。

大约在陈毅手术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工作一整夜后准备休息。他闭上干涩的双眼，不多会儿又睁开了。

突然，周恩来眼睛一亮，拿起了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北京市区普通住户的电话。

“你是吴桓兴院长吗？我是周恩来，陈老总得了结肠癌，已经做了手术，我想让陈总转到你的医院治疗，你看行吗？”

“可以。我们医院住院条件差，治疗条件还不错，可以采取门诊治疗，我亲自为陈老总诊疗。”搁下电话，周恩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刻，他多么希望吴桓兴院长能在陈毅身上创造奇迹！

受周恩来委托为陈毅治疗，吴桓兴感到既荣幸又责任重大。他下定决心，要拿出最好的技术和最佳的方案，竭尽全力为陈毅好好治疗。

为此，他查阅了陈毅在医院的全部病历，认真研究病历所记载的所有有价值的检查结果。可是，当他发现病历首页记录着“两年体重下降20多公斤”，这是患癌症的重要症状，可是从病历中却找不到专家会诊的记录时，吴院长感到震惊，他愤愤地叹息：陈老总的病被耽误了！算一算，足足耽误了81天。

吴院长计算“耽误81天”，只是按陈毅10月26日住进医院的那天算起，先住院56天做体检，后来回家25天。其实，陈毅的病被耽误治疗何止81天！

1982年冬，吴桓兴老院长回忆给陈毅治疗的往事时，仍怀着十分哀痛惋惜的心情说：“陈老总的病归纳成一句话，确实是耽误了。陈总去世后，按照叶剑英元帅的指示，我们在301医院开了讨论会，凡是参加治疗、护理和抢救陈老总的医生、护上大部分都参与了，详细分析了病史和治疗过程，再次察看了彻灌肠的片子。认为如果当时再仔细一点是可以及早发现癌病变症状的。”

虽然身患重病，但陈毅依然积极参加中央的各项活动。1971年9月20日，军委办公厅通知陈毅，21日上午到三座门会议室开会。尔后，连续几天，陈毅抱病参加了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

在会议厅里，王震第一个抢先发言，陈毅陡然插断了王震的发言，说：“王胡子，还是让我来讲，算我们两个人的！”

陈毅拿出在医院里写的几行提纲，满腔义愤，慷慨激昂，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周恩来提出给发言人录音的建议，陈毅坚决赞成：“我希望把录音保存下来，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都可以参考……口说无凭，录音为证。”

陈毅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个癌症患者，又作了3万字的发言，整整讲了一个上午。

话刚讲毕，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鼻腔里涌了出来，经过这次竭尽全力的殊死搏斗，陈毅躺下了，从此再也没有下过床。

9月29日，秘书杜易到医院去看陈毅，一进病房，他发现陈毅正在伏案改稿。

见秘书进来，陈毅放下手中的笔，对他说：“有一件事是绝密的，按规定不能向下传，现在，中央已决定扩大传达范围，过一两天你也会听到传达。今天同你先说一下，还要你帮我做点什么。”

“我知道保密，要我帮助做什么？”

“近几天中央召开老同志座谈会，我在会上发了言，会议秘书处把我的两次发言速记稿整理好了送来，要我修改定稿。在座谈会上口头说说，觉得言犹未尽，等稿子整理出来，还真不少。你看，这么厚厚一沓，修改起来还真费劲。我的精力不行了，你能不能帮我整理一下？”

“当然可以，在文字方面作些整理修饰不成问题，但历史上的某些问题，我不了解，不太好办。”

陈老总想了一下说：“是呀，我在座谈会上讲的都是历史上的问题，这类问题应该力求准确无误，有些事你不晓得，是不太好办。现在我在养病，没有别的事，有的是时间，还是我自己费点劲慢慢修改吧！”

9月30日，陈老总向医院请假回家过国庆节。

上午他在新居前永康胡同20号院内散步时对秘书说：“我昨晚考虑了一下，那个长稿子等我修改好送中央，还要好些时间，而中央和毛主席希望早日看到这样的材料。所以我想还是先搞儿条简明扼要的材料送上去。下午，你来帮我。”

30日下午，陈毅同秘书一起，开始工作。

陈毅说：“林彪在战争年代犯了十个错误，我必须要向中央和毛主席做汇报。为了慎重起见，我口述，你记下来，然后，再一条一条琢磨修改，力求在文字上表达得正确无误。你看行吗？”秘书点头同意。

于是，陈老总开始讲第一条，他十分激动地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

然后，他放慢声调，叙述事情经过：“1927年南昌起义受挫后，朱老总率领2000多人，转移到江西大余，进行整编，准备继续战斗。这时此人悲观动摇，其中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的一些军官，包括林彪，企图逃跑。”

“当时林彪任第73团7连连长，我是第73团指导员（党代表）。林彪带了一批黄埔大学毕业的军官来找我。他说，现在部队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或其他地方去搞。”

“其他的人也附和道。他们还劝我也走。林彪还对我说，你也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搞过队伍，还不如一起走。”

“我明确地对他们说，我不走。现在我手里有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我还对他们说，你们要走你们走，但要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

“革命军人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要挺得住，经得起考验，个人牺牲，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带枪逃跑最可耻！其他几个连长被我劝阻了，但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

“在部队离开大余的那天，他伙同儿个动摇分子，一路向梅关方向逃跑。在逃跑的路上，他发现地主武装团队在关口上把守得很紧，对形迹可疑的人不仅要搜查、盘问，还要抢物打人，甚至枪杀。林彪害怕了，感到走投无路，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我当时批评了他，但对他回来还是表示欢迎，还让他回连队当连长。林彪当连长时，经常发牢骚，埋怨当连长时间长，没有得到提拔。过后不久，在提干时，有人提议要林彪当团长，我知道林彪的品质不好，不同意。后来，因为战争打得很残酷，红军伤亡很大，部队要不断补充扩大，才把林彪提任为营长，后来又因为第28团团长王尔琢牺牲，才把林彪提任为团长。”

陈毅讲完后问秘书记下来没有，秘书说已经记下了。

陈老总说这一段先放下，等一会儿再作文字上的修饰，现在再讲第二条。

陈老总又开腔了：“林彪在打仗中曾畏缩不前。那是1928年1月，林彪已经是第28团团长了。敌人进攻大余县，林彪带领第28团畏缩后退。”

“毛委员（当时对毛主席叫毛委员）看到后，责问林彪为什么不抵抗，令林彪返回第28团，挡住敌人。林彪强调部队已退下来，面有难色。毛委员坚决地说，撤下来了也要拉回去。我也对林彪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林彪就是蹲着不动。”

“这时我拦住了一个刚退下来的排长，命令他带部队冲上去抵抗，以掩护大部队撤退。我说，毛委员还在这里，你们就这么怕死！幸好这个排长带着部队冲上去作战，才挡住了敌人的攻势。”

接着，陈老总还讲了一个问题：“林彪任连长时，把连队伙食费120块银元交给他的勤务员（他的表弟）。后来，勤务员带钱逃跑，连队里的伙食费没有了，团长要处分林彪，是我给他说的情。”

“那个勤务员后来被我们的部队抓来，林彪不仅不处分他，还让他背驳壳枪，同他形影不离，亲热得很。”

“还有，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受了伤，我交代林彪要好好照顾。部队急行军后，我找何挺颖找不到，问林彪何党代表在哪里？林彪若无其事地说：丢了。”

陈老总一口气说了十条，两个人一个说，一个记，不清楚的再念再改，字斟句酌，从下午一直搞到傍晚，初步搞完。

1971年10月，陈毅的病情基本稳定，继续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在医院里，他仍然时刻关心国内外大事，每天都要翻阅儿本《参考资料》。

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投票，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秘书得到消息后，立即去医院向他汇报。

陈老总听到联合国大会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好消息，非常高兴。

他说：“好呀！斗了20多年，总算有个结果。这证明我国执行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团结亚非拉人民的外交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陈老总继续说道：“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希望早日结束运动，集中力量抓经济，要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是靠国家大人口多，而是要靠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力量强，在国际上说话才有分量，才能在安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正当人们为陈毅病情稳定而高兴，并盼望他能早日出院的时候，自11月6日起，陈毅的病情突然恶化。

1972年1月6日深夜23时55分，陈毅的心脏停止跳动，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