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四岁到七岁（1929—1932年）时，跟随母亲到父亲工作的河北磁县一个煤矿（即后来的峰峰煤矿）的所在地生活。矿区，前不靠村，后不着店，是父亲教我小学的启蒙课程。父亲是天津北洋工学院的毕业生。家里人和亲戚都说他有学问，为人正派。但他平时很严肃，我很怕他。我开始能够记事的时候，他已经常年不在天津。只是在矿区的这三年，我与他在一起生活。这三年，他也只是每天在上班前用一小时教我。他下班回家，有时我都睡下了。他中午有时回家吃饭，但不经常。1932年我和母亲回到天津，又常年见不到他了。不过，这短短三年，父亲除了教我识字，学加减乘除和背九九歌之外，还有三项“基本功”使我终身受益。回想自己能在学术领域生存，不能不庆幸是因为打好了最基础的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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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国方块字的“笔顺”。认生字，父亲都要讲这个字的笔顺；写生字，他都严格监督我按笔顺书写。慢慢地，我也就掌握了规律。这使自己写出来的字比较规范，不仅自己容易记牢，旁人也容易识别。后来慢慢体会到，中国的方块字是要“写”出来，而不是“画”出来的。当然，从甲骨文到钟鼎，再到小篆，好像画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不过后来就都是“写”的了。写，自己体会，能写出华夏文字的韵味和灵性，更能在书写过程中孕育、激发自己的情感。近二十年，写作基本都用计算机输入，极少提笔书写了。但有几十年的写字底子，我好像对方块字的亲切感依然如故。弄不清楚，现在的小孩子写字的工夫越来越少了，通过经年累月的“写”来感悟方块字魅力的锻炼过程越来越短了，这样的缺憾，是否会由其他的途径得到弥补呢？
二是注音符号和拼音。拼音识字，自古以来叫“反切”，是文人的基本功。但在反切里，声母是一个中文字，用者要从这个字分辨出它所代表的声母；韵母也是一个中文字，用者要从这个字分辨出它所代表的韵母；然后声母、韵母相拼，以确定目标字的读音。但这种要家学底子厚，资质特别聪慧的人才能掌握，小孩子极难掌握。我父亲应该会反切，因为他懂得拼音的要领。但是他跳过了反切，直接教我注音符号和拼音。注音符号那时刚刚面世没有几年，现在台湾依然使用。这个体系是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读音，明确无误。用注音符号和拼音识字，小孩极易掌握。父亲非常重视这一基本技能，极其严格地督促我学习它、掌握它。记得韵母中有一个“ㄠ（读ao）”，在连读中，我会读、会写，单独提出来时，却总也记不准它应该读什么。反复多次，父亲发怒了，让我独自在一间屋里，把这个“ㄠ”大声读一百遍。当时自己觉得很委屈，读着读着，就边哭边读了。后来，两位姐姐总用这件事打趣我，说我是在学猫叫。不过，注音符号和拼音，我学得确实比较扎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广汉语拼音时，由于我有注音符号的底子，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我的同龄人，不少没有学过注音符号，往往难以突破汉语拼音关，以致后来在计算机汉字输入上遇到了“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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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查字典。那时小学生用的字典已经都采用了注音符号。读音没有问题了，难处在于熟悉“部首”。那时的部首基本是延用《康熙字典》的部首分类。今天字典的部首主要是根据“形”，而古典的部首设计，不仅根据形，似乎还根据字的原来含义。比如“珏”字是指合在一起的两块玉。它的“王”字偏旁，在文字的构成中实际是省略了一个“、” 的“玉”字。这个部首，那时称为“窄玉”“斜玉”，查这个部首要在五画中而不是在四画中寻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学时虽然费力，但这对于理解中国的方块字应该说是基本功。我在这方面的基本功，好像到中学乃至以后的岁月中也还在继续充实。比如，后来我又自学了有关汉字构成的“六书”；也有时翻阅《说文解字》，了解部首演化的源流。由于不是小时候学的，根底不牢。但就是这样的底子，也有助于提高自己阅读古籍的能力，并在查阅古代“类书” 方面有了一把基本的钥匙。
本文节选自《黄达学术自传》。该书分为六个部分：一是进入学术领域之前，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方面对作者的影响，作者身上一些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一些逻辑思维能力，一些兴趣爱好从小就已经形成。二是进入了陌生又一辈子奋力打拼的领域——金融学科领域，而反复研读《资本论》为作者研究金融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独立思考，立足实际，在金融学深入研究之后，在很多方面有着困惑，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但作者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国情，独立分析，颇有建树。四是为改革献策，为引进助力。作者对自己的建言献策、著书立作的来龙去脉进行阐述。五是回归学科建设，探索学科源流。作者对“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学科教育的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六是放不下的心愿——在货币金融学科的建设中，东方文化精髓怎样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编辑|毛一飞
校对|罗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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