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 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如是评价雍正。
雍正亲题勤政牌匾
雍正即位后，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
雍正即位之初，政治混乱，吏治废弛，贪污腐败之风盛行。为了安稳政治局面，铲除弊端，雍正决心在全国上下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亏空运动。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雍正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设立养廉银等制度，设立会考府等，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
雍正皇帝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钱粮亏空严重的情况，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敕令在短期内分年带征。经过一番铁腕整治，大清政局在短时间内便得到显著改善，贪官污吏们也大为收敛。
雍正为了维护自身的皇权统治，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一是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二是晋封允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三是将允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西大通西北)。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但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任川陕总督，一心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胤禛即位后，年羹尧备受宠幸，屡次升迁，被授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等职，而且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为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雍正日渐感受到那令人窒息的威胁，终于动了杀机。雍正三年(公元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众臣子纷纷进表称贺。年羹尧也上表，但字体潦草，并将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干”。雍正以此为借口，认定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揣摩透雍正心思的大臣也趁机弹劾年羹尧，于是年羹尧被罗织了九十二条大罪。雍正还是给年羹尧以最后的尊严，令其自裁，其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处境十分凄凉。
年羹尧因为结党营私多年，于是雍正在打倒年羹尧后开始着手追查年羹尧的党羽。很不幸，汪景祺和钱名世撞枪口上了。
年羹尧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拜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随即将自己心血之作《西征随笔》二卷献给年羹尧。年羹尧自裁后，《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在首页题字:“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雍正愤恨之余，便以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之罪，将汪景祺处斩并枭首示众，其妻儿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被革职并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钱名世是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颇有交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钱名世赋诗八首赠之,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钱名世在第二句诗后特意加注解说:“公(年羹尧)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钱名世诗中居然对年羹尧如此褒奖，甚至把年羹尧比做召伯姬奭，这还了得？
气愤至极的雍正便以此给钱名世定上“曲尽谄媚，颂扬奸恶”的罪名,将其革职查办，驱逐回原籍，并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名教罪人”的意思是破坏封建名分礼教的人。
钱名世
雍正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钱名世离京之时，雍正敕命朝中自大学士、九卿以下官员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过目后，交付钱名世，命其辑成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让天下士子人人得以知晓。而且，该书编辑出版的费用还全部由钱名世自行承担。
雍正送给钱名世的“两件大礼”，不啻唾其面、椎其心、夺其义，对读书人来说，这比结果了生命还要难受。所以，马屁不能拍过头。
隆科多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也是雍正的重臣，且隆科多因传遗诏，使雍正得以登基，可谓功不可没。但是，隆科多居功自傲、擅权结党，已对雍正的皇权产生威胁。隆科多还自比诸葛亮，宣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以示康熙对其的信任和器重。
隆科多
但是，隆科多的飞扬跋扈，已使雍正日益不满。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被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敕令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公元1728年，隆科多于禁所郁郁而终。
查嗣庭
同样，被当做隆科多的党羽，查嗣庭也难逃厄运。
查嗣庭是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后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查嗣庭出了:“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为主题。“次题”也有两道:《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雍正便以此为借口，说查嗣庭不尊君为“元首”,有辱君威，便以“腹诽朝政，谤讪君上”为由定其罪。查嗣庭被判处凌迟处死。直到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五月结案时，查嗣庭虽冤死狱中，却仍被戮尸枭示。查氏之子十六岁以上的被处斩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查嗣庭的二哥查嗣傈及其诸子均流放三千里。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河南巡抚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经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予处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他们结党营私，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又将他们全部革职。
“以论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楠之狱始。自兹以往，非惟时事不敢论议，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读矣。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前闻也。”《清野史大观》如是评价陆生楠案。陆生楠枉死，而同案的谢济世则侥幸被赦免，捡回一条小命。
陆生楠是吴县知县，被引见为工部主事。但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在讽刺自己。于是下旨将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疏弹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雍正得奏后，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随后，将“罪大恶极，情无可追”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被处死刑。
这些案件的产生，使雍正帝认识到当朝的科甲士人之间不但存在着很严重的请托、庇护的现象，而且还有人对当朝的统治政策和自己的统治方针心存不满。于是便以打击科甲朋党为名，对科甲士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当然在祸患存在时，使用一些非常手段，确实能巩固强权与缓和政局。雍正帝还是大有可取之处，在清除朋党的同时，不拘一格地任用许多贤能之人，如李卫、张廷玉、田文镜、鄂尔泰等，这也为乾隆时期的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