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倌
毛主席晚年,虽然体弱多病,但始终牢牢掌控着中央党政军最高权力。
1974年年底,毛主席远离北京,身在长沙,对于北京的情况却明察秋毫。
根据毛主席的委托,周恩来身在医院,心系天下,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发动机”,不知疲倦地超负荷日夜工作着。在审阅了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他致信中央政治局,要求增加老干部的名额。
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指示下,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1974年11月下旬,邓小平组织写作班子,抓紧起草工作。为了使周恩来能够顺利完成作《政府工作报告》的重任,邓小平建议。并报毛主席同意,决定把《政府工作报告》限定在5000字以内。邓小平亲自草拟了三段,每一段一千几百个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虚的东西能少能免得尽量减。
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十分感慨地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五千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周恩来以他一贯的事必躬亲,逐字逐句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对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由于事关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些人手里,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到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前途。
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最后确定,让曾经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部长。而对于文化部部长、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的领导人选,则可作一些让步。
当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形成初步意见后,周恩来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议定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2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信毛主席,汇报预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负责人选。叶剑英在信中写道:“今晚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总参谋部领导班子的名单,仅呈如下,请予批示”,“总参谋长邓小平同志,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张才千、向仲华、彭绍辉、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八位同志”。
毛主席收到叶剑英的请示后,进行了圈阅——即在来文的“毛主席”三个字上画一个圆圈,中央在公文处理中,称之为“圈阅”,表示“同意”的意思。
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和人事安排问题基本成熟后,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先后飞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方案。
当天,毛主席会见了他们。
12月24日,毛主席与周恩来、王洪文继续谈话。毛主席说: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
周恩来表示,拥护毛主席意见,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主席还要求王洪文就近段时间工作中所犯主要错误写一份检讨。王洪文于第二天写了一份,但不知为何没有交给毛主席,却带回了北京。
12月25日,毛主席与周恩来、王洪文再次谈话。
12月26日,是毛主席81岁诞辰。这天,毛主席让王洪文到韶山看一看。中午,毛主席吃了一点长寿面,喝了一口家乡的“芙蓉酒”。晚上,毛主席与周恩来单独长谈,毛主席主要谈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个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主席上述谈话和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的谈话,具有同样的理论意义。当时毛主席谈道:“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什么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构成毛主席晚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了广泛传达、学习和贯彻。这表明,毛主席这位81岁的革命家,尽管年老体衰,重病在身,仍在孜孜不倦地为达到他理想中完美的社会制度进行着艰辛的理论探索。
在这次彻夜长谈中,毛主席与周恩来还谈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对现任中央每位负责人的优缺点的分析评价等重大问题。
毛主席与周恩来,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促膝长谈,不觉东方之既白……
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停留的5天中。毛主席多次与他们谈话。
在谈到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时,毛主席提出了明确的看法。12月27日,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停留了5天后,飞回北京。毛主席在长沙一直住到1975年2月3日,共在长沙休养114天。
毛主席和周恩来在长沙的一系列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1974年12月的长沙之行,完全实现周恩来的预期愿望和目的,使周恩来心情极为愉快。
周恩来从长沙飞回北京后,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意见,紧张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决策。
12月28日,周恩来召开由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贯彻落实毛主席长沙谈话的问题。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虽然尚未履行正式手续。但毛主席说了让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就可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这次会后,周恩来批告王洪文,将毛主席审定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份名单(草案)印发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
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主席长沙谈话内容和毛主席的各项指示。到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意见,并通过了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预定人选名单。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同邓小平和李先念谈话。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3日,周恩来主持由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等问题。
1月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送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
根据毛主席在长沙的决策,经过周恩来的精心运筹,依靠党和人民的力量,“众志成城”,中共中央政治局挫败了“四人帮”妄图阻挠中央任命邓小平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图谋。
1975年一开始,中共中央1月5日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特殊时期,毛主席选择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意义深远,非同寻常。
这说明,毛主席对此事具有深谋远虑,具有郑重考虑,具有长远战略思维。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研究四届人大准备工作的会议。全会讨论了关于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四届人大讨论。
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标志着邓小平在离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8年多以后,不仅重新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而且从原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上升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和更加重要的作用。
全会还批准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会议期间,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作者简介:史倌,高校历史老师,历史研究员。长期耕耘于党史、军史、战争史。欢迎广大历史爱好者交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