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没有传国玺，传国玉玺流何方？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秦始皇统一华夏后，打算天下万世一系并传之于无穷，命人将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雕琢成方圆四寸、以螭虎为纽的玉玺，又命丞相李斯篆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由玉工孙寿刻于玉玺之上，此玉玺便是被后世帝王当作神物的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代替周朝的“九鼎”作为天子的象征，问世之后就被视为王朝正统的标志、合法性的证明，并逐渐被后世帝王所神化，没有这枚玉玺就老觉得屁股下的皇位不踏实，而拿到这枚玉玺的人顿时会产生称帝的野心。

围绕着传国玉玺引出了一幕幕传奇故事。

颠沛流离的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问世后便被束之高阁，实际处理政务时皇帝并不使用，另做“天子六玺”来办公。

秦始皇想传之万世，却二世而亡。刘邦先入咸阳，秦王子婴降于道左，将传国玉玺献给汉高帝刘邦，由秦传至汉。

前文说过，传国玉玺被视为王朝正统的标志和合法性的证明。所以到王莽篡汉时，他第一时间就是向孝元王太后逼索玉玺，为自己篡汉登基为帝增加合法性。太后大怒，掷玉玺于地，摔崩一角；王莽命人以黄金镶补，虽手艺精巧却也留下缺角之痕。

王莽败亡后，传国玉玺落入更始帝刘玄手中；刘玄被赤眉军打败，玉玺又落入刘盆子之手；赤眉军兵败后，玉玺归于汉光武帝刘秀，转了一圈后再次回归大汉。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各路诸侯讨伐董卓。董卓见关东军势盛，毁洛阳而迁都长安，玉玺于此遗失。后孙坚率军进入洛阳后，于城南甄官井中意外捞出传国玉玺。袁术以孙坚妻小为要挟，获得了玉玺，如前文所述，顿时生出了称帝的野心。但也有人认为孙坚发现传国玉玺一事是子虚乌有。

袁术败亡后，玉玺被曹操得到，此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得到玉玺后更是如虎添翼、天命所归，并由汉至曹魏，再由曹魏传至西晋。

袁术见“玺”眼开

扑朔迷离的传国玉玺

西晋之后，玉玺的下落便逐渐扑朔迷离起来。永嘉之乱后，晋怀帝被俘虏，传国玉玺被前赵刘聪获得，石勒灭前赵取得玉玺，又传至后赵，继之是冉闵的冉魏。

前文提到传国玉玺乃王朝正统的标志，西晋之后玉玺落入前赵刘氏和后赵石氏手中，因此刘、石二氏以玉玺不在晋而讥笑晋帝为“白板天子”，晋朝深感羞耻。

冉闵篡位后赵，将玉玺置于邺城。闵死国乱，其子求救于东晋，将玉玺送至东晋，此后便从北方流传于南朝。上述流传路径也只是一种说法，南北朝期间，传国玉玺已实难考证，遗失、损毁都有可能，甚至说此时秦制传国玺已消亡亦非过言。

按照前述路径，隋朝平灭江南后，传国玉玺应为其所承袭。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萧皇后携玉玺逃入漠北突厥处。唐贞观四年（630年），大将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皇后返回中原，将玉玺献给唐太宗，玉玺由南朝传至隋再至唐。

唐太宗李世民

下落不明的传国玉玺

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继之而起，玉玺传到后唐末帝李从珂。儿皇帝石敬瑭借契丹骑兵南下造反，攻入后唐都城洛阳；李从珂不愿束手就擒，抱着玉玺自焚而死，玉玺也不知所踪。从秦代开始，传国玉玺传至后唐下落不明，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

但台湾作家高阳认为，从秦到后晋，这期间其实有三枚传国玉玺：

1.秦玺，为始皇帝初制的传国玉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亡于南北朝；

2.晋玺，为秦玺失踪后东晋自制的玉玺，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后唐末帝李从珂抱着的那颗就是晋玺；

3.石氏玺，为后晋石敬瑭又制一玺，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灭晋后被带回契丹，辽末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干河。

李从珂抱玺自焚

宋哲宗时期，咸阳农夫段义发现一枚青玉玺，献给朝廷，大臣们鉴定说是始皇帝的传国玉玺，宋哲宗还特意改元“元符”，但不少有识之士均怀疑其真实性，很可能又是一场粉饰太平的政治表演。直到靖康之乱，金兵攻破都城汴梁，得到各类玉玺十四枚，也包括这枚青玺。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死于蔡州，这枚青玺也下落不明了。

明朝没有传国玺

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御史中丞崔彧从功臣之后拾得的寡妻处，购得一枚玉玺。崔彧也不知玉玺上面刻的什么字，便去找博学多才的监察御史杨桓来鉴定。杨桓看过后，说上面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是始皇帝的传国玉玺，而进献给皇帝，被当作神物供奉起来，传至最后一任皇帝元顺帝。北宋的那枚青玺被怀疑大概率是伪造的，而这枚所谓的传国玉玺显然也不可能是真的。

无论秦玺、晋玺、石氏玺还是后来的北宋青玺，均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但传国玉玺的象征意义没有消失，其代表的正统性依然被皇权政治所需要。

因此新王朝建立时，往往都会将前朝遗留的玉玺全盘接收，以示天命转移。但明朝是个例外，因为元顺帝将玉玺带回漠北老家了，明军没有缴获。故明朝开国时，明太祖朱元璋有三件憾事，首件就是“少传国之玺”。

明太祖朱元璋

由于没有拿到元朝的传国玺，在不少元朝遗民眼中天命还在蒙古人那，朱元璋是“白板皇帝”。因此无论朱元璋还是之后的朱棣，多次北出漠北却劳师靡费、一无所获，一直也没有得到北元的传国玉玺。

明成祖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子手里夺来的皇位，严重缺乏合法性。所以朱棣通过迁都北京、下西洋、编著《永乐大典》等一系列动作来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有多绚烂，为自己即位树立合法性，可惜还是摆脱不了“篡位”的骂名。但如果能从蒙古人那夺来“传国玉玺”，便可借天命转移来为自己树立正统。朱棣御驾亲征，“五出漠北，三犁虏亭”，劳师远征也没有拿回那颗玉石头。

弘治十三年（1500年），陕西巡抚熊翀进献玉玺一方，书小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说是“秦玺复出”。而礼部尚书傅瀚奏曰“人君治天下以德不以玺，请不用此任。”弘治帝还算是明白人，知道这枚玉玺当不得真，九成九是属下的谄媚之作，收在内务府藏而不用。

《明史·程绍传》中记载，天启四年（1624年），临漳百姓在漳水滨耕地，捡得玉玺，龙细龟形，四寸见方，厚三寸，上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文字，献给地方官程绍。程绍报告给朝廷，说“秦玺不足征久矣”，希望陛下以贤才为珍宝。当时如日中天的宦官魏忠贤本也想借此玉玺作为政治资本大肆宣传一番，但手下有明白人表示反对，也只好草草收场。

花落谁家传国玺

公元1636年，皇太极派多尔衮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林丹汗也是蒙古最后一任大汗。林丹汗被迫病死青海，部众向多尔衮投降，并献上一枚元朝玉玺“制诰之宝”，皇太极意外得到了明朝皇帝做梦都想得到的元代玉玺。

皇太极征服察哈尔是满清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之前的后金仅以山海关为界，画疆而治；之后改国号为“清”，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建年号“崇德”，决心进窥中原；而促成皇太极下此决心的一大因素便是在察哈尔获得了“传国玉玺”。

当然这只是表面原因，实则还是战略态势的利好变化。此时的满洲三面受敌，东面的朝鲜、西北的蒙古和西南的明朝。蒙古有三大部落实力较强，一是蒙古东部的科尔沁部，与满洲联姻，关系密切；二是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居于河套地带；三是蒙古中部的察哈尔部，也是最强之部，一直协助明朝遏制满洲的崛起。皇太极将察哈尔部消灭，等于断了明朝一臂；之后又征讨朝鲜，再断一臂，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力量与明朝一决雌雄，入主中原。

但皇太极得到的这枚玉玺印文上是“制诰之宝”，既不是晋玺也不是石氏玺，也非宋玺，更不是秦玺，应是元代后制的普通玉玺而已。只不过皇太极很会政治宣传，造势成功，形成一种天命所归的舆论引导，捞足了政治资本，树立了正统意识。

尾声

欧洲有“君权神授”，我们也有“天命所归”，传国玉玺从始皇帝创制出来开始便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象征意义，得之才是正统，但一个政权的稳定统治又岂是一块玉石头能决定的？甚至可以说其不过是放大版的丐帮信物打狗棍而已。

但这块石头的背后又隐藏了多少血腥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