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个好东西。
——邓小平
邓小平是一代伟人，经历“三落三起”，尝遍世间冷暖，其子女也随他经受许多磨难。
好在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有极强的家庭观念，既不对孩子做过高的期望，又对孩子的品、学严格要求，孩子们都早早独立。
他们的5个孩子，4个考上北大，有的官至副国级、正部级，也有成名的美术家、科学家，可谓一门栋梁。
一、长女邓林：经抗战洗礼，受疾病折磨，终成人民艺术家
大女儿邓林生于1941年9月，当时正值抗战，日寇疯狂扫荡，卓琳在行军中诞下了一个女儿。
那时邓小平已经37岁了，老来得女，不可谓不兴奋，邓小平取了夫妇两人的名字，为女儿取名邓琳（后改为邓林）。
可是前线战情吃紧，卓琳的身体状况也很差，连奶水也没有。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带着10斤小米，把邓林寄养在当地的老乡家中。
2年后，当邓小平夫妇再次找到那位老乡，邓林几乎奄奄一息：极度地营养不良，还得上许多不知名的疾病，连驱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
做母亲的卓琳，怎么能看着骨肉沦落至此。一向顾大局的她流着泪对邓小平说：“老兄（邓小平的昵称），砍了脑袋也得带着孩子走。”
4岁时，邓林口腔长了瘤子，连续开刀很多次；年龄大一些，又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内分泌障碍严重。
解放后，邓林跟着父母辗转上海、四川和北京，邓小平千方百计为她治病，才让邓林身上的病好得七七八八。
邓小平和卓琳还经常给邓林鼓劲，用许多革命时的故事启发她克服困难，像父母一样，成长为顶天立地的人。
邓林在父母的影响下，养成了朴实敦厚的性格，在学习上一直名列前茅，后面考入中央美院的国画系，后来成为国家一级画师，在艺术领域为革命做贡献。
她的经典作品《远古的回音》还参加了著名的“亚细亚现代美术展”，获得金奖；她还经常为井冈山、延安等地作画，为革命精神做宣传。
邓林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一句话：“许多人一辈子都得不上的病，我可能得了好多种，爸爸妈妈给了我新生活，我要更多回报社会。”
身为邓小平的长女，她身患疾病不曾气馁，而是把兴趣变为事业，成为了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二、长子邓朴方：身残志坚，成为残联的创始人
1944年4月，邓朴方出生于太行山中，他降生于抗日战争最惨烈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
因此邓小平想给孩子取名“邓太行”，纪念这个地方的斗争。谁知刘伯承已经生了一个“刘太行”，邓小平只得为长子取名“朴方”，有“朴实方正”的意思。
有了邓林的“教训”，邓朴方跟随父母南征北战，中间只在农户家寄养了1年多。
邓小平、卓琳和邓林（左）邓朴方（中）邓楠（右）
在四处奔波的环境下，邓朴方坚强、有韧性，性格免不了有点“野”。当时卓琳开了一个学校，专门招收军人子女，邓朴方成了“孩子王”。
每当学生们淘气，卓琳必定先拿邓朴方“开刀”，不听话便揪耳朵、捂嘴巴，一点不留情面。
大家见“卓老师”对自己的孩子都这么狠，也都不敢顽皮。
但另一方面，卓琳也非常注意孩子的培养，她自己就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平常没事便给他们讲授物理知识，什么是核聚变、连锁反应等等。
有父母的帮助，邓朴方学习进步很快。邓小平一家人搬到北京后，邓朴方也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那时候，他想继承卓琳在北大时的梦想，成为一个科技人才，以科技事业回报祖国。
可时局没有给邓朴方这个机会。
1968年，他从北大物理系教学大楼3楼摔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只是做了一个“保命”的手术，落下双腿残疾，只能躺在床上。
还是1年以后，在江西下放的邓小平夫妇才得知邓朴方的情况，给毛主席写信将邓朴方接到身边。
看着儿子从北大高材生变成残疾人，学业也无法完成，60多岁的邓小平深感痛心。但他也知道：越是这个时候，就越不能轻言放弃。
邓朴方的态度也很积极，对邓小平表示：不仅要争取康复，还要“做出贡献”！
从此邓小平还承担起照顾长子的工作，他每天固定地为邓朴方翻身、擦身、打痱子粉。
为了邓朴方，极少求人的邓小平向许多老朋友，包括时任中办主任的汪东兴写过许多“求助信”。
他终于找到加拿大的著名脊椎外科专家，通过加拿大总理特批，来到中国帮邓朴方治疗。但他们想尽了办法，也就只能帮邓朴方顺利坐上轮椅，不可能重新走路。
对劫后余生的邓朴方来说，这样就已经足够了。他选择从自己的身体状况出发，致力于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创办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帮无数残疾人获得正常生活。
退休前，邓朴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副国级的职务，也是他多年奋斗于帮助残疾人事业的结果。
邓朴方继承了邓小平的精气神，即使身体被轮椅“困住”，依然要作出一番事业，对其他人有帮助。
三、次女邓楠：继承母亲和兄长志向，为科学做贡献
邓楠出生于1945年，也是抗战胜利的一年。可接下来的解放战争，刘邓大军作为战略反攻的核心，千里跃进大别山。
邓小平前线战情紧急，平时全靠卓琳一个人照顾和引导孩子，而邓楠在几个孩子中，是比较像卓琳的，即使身处战乱，也从小热情可爱，喜欢学习。
解放后，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到北京，邓楠很高兴地问父亲：“爸爸，平常时候，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你是什么呀？”邓小平笑着回答：“脚掌。”
在邓小平这种低调务实的作风下，邓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知道父亲的地位，也不知道他的官位有多大。
上学的时候，邓楠都跟着哥哥姐姐们，乘坐公共汽车到学校寄宿，沉浸在学习中，在家里呆的时间都不长。
邓小平对孩子实行“启发式”教育，他从不说教，而是把每个孩子的情况了解好，性格、特长、优缺点都了然于胸。
他经常看着孩子们的记分册，根据分数和老师的评语，跟孩子们分析问题，怎么改进学习。
邓小平负责“指方向”，卓琳负责“教学”。1969年，邓楠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考上北大物理系。
可惜她也被时局所影响，下放到陕西插队。一个未来的科学家，无奈到黄土高坡成为一个农民。
她知道这与父亲有关系，但从未抱怨过，反倒更加努力。旁人孤立她，她就利用农闲时间学习，找任何能找到的书来读。
她还给远在江西的邓小平写信：“我一切都好，只盼望有时间去探望！”因为她深深知道，父亲此刻的困难远比自己要大，比自己更需要支持。
后来回到北京，邓楠一直在科技领域工作，担任中科院、科技部的多个职务，为祖国的科技事业作出贡献。
可以说，她是继承了母亲卓琳，和兄长邓朴方的志向，认真在科技领域做贡献。
四、小女儿邓榕：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最长，继承邓小平遗愿
邓榕出生在1950年，邓小平的5个子女中，邓榕最得邓小平的疼爱。
那个时候国家已经解放，生活也渐趋稳定，邓榕从小活泼机灵，为人踏实，可以说是和平、安定与发展的见证者。
邓小平在忙碌工作之余，最喜欢逗逗这个小女儿，有时候将她高高抱起，玩闹一番，给心灵放松，然后回到紧张的工作中。
邓榕（右一）和父母
在邓榕心中，邓小平更多以一个“慈父”的形象出现，她在父母身边的时间也最久，感触也很深。
1975年，邓榕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先后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人大办公厅工作。
尤其在卓琳身体不好之后，就是邓榕经常陪伴在邓小平左右，担任保姆和秘书，一边负责老爷子的健康，一边支持他工作。
1992年，邓小平南巡，就是邓榕在路上照顾他的起居，记录邓小平的言行，这些内容后来都成为重要的指示精神。
晚年邓小平身体不好，也是邓榕始终陪伴在父亲左右，保证他的身体健康。
细腻的邓榕将跟随父亲的经历写成了书籍，即著名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情感真挚，广受好评。
在书里，邓榕引出了邓小平的经典语录：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尽管她的仕途前景很好，但她最终没有从政。她曾说：“我家出了“2个主席2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做实在事罢！”
“2个主席”指父亲邓小平和哥哥邓朴方，“2个部长”指姐姐邓楠和姑姑邓先群。
因此邓榕也被称为邓小平的“史官”，为我们缅怀、学习、纪念伟人提供了很大帮助。
五、小儿子邓质方：低调却颇有争议的孩子，第一代“下海”人
邓质方生于1952年，受母亲影响，他也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并且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留学潮”，携妻子刘小元到美国纽约的罗彻斯特大学，攻读量子物理学博士。
1985年，邓质方与妻子在美国生下儿子邓卓棣。按照美国的法律：邓卓棣也应该是美国公民。
这件事在国内引起一些议论：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开创了诸多伟大事业，唯一的孙子却是美国国籍，似乎有些不妥。
邓小平听到这些议论，明确表示：“谁说我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中国就是中国公民。”
后来事实证明，邓卓棣的确在美国出生，但并没有拿美国护照，而是在第一时间，通过中国大使馆申请中国护照。在他出生后，邓质方和刘小元很快将他带回了国内。
对邓家人来说，为国家贡献是最基本的。
邓质方回国后，加入了中信集团担任工程师，后来又成了分公司的董事长，是改革开放后的“弄潮儿”。
而邓小平的孙子邓卓棣学习也很努力，后来考上北大法学院，毕业后到美国进修。
回国之后，邓卓棣到了广西基层工作。这里是邓小平当年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地方，邓卓棣还担任过平果县县长，沿着先辈的足迹给老百姓干实事。
总得来说，邓小平的5个子女在他和卓琳的引导下，个个都成长成才。他们不仅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建树，而且都尽力维持邓家的传统，为国家做贡献。
邓小平虽然身居高位，但从未用权力为孩子们谋私利，反而对他们严格要求，善加引导。
孩子们受到他的牵连，人生轨迹被改变，他们也从不抱怨，相互之间更加有爱。
晚年邓小平时常感慨：“是我连累了这个家，连累了孩子们，以后一定要对他们更好一点！”
子女们都深知邓小平的苦心，就像他自己说的：首先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再是孩子们的父亲。
而这些孩子们在邓小平和卓琳的言传身教下，自然而然实现自己的事业家庭，人生各有精彩。
他们会将邓小平的精神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