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蒋介石不是好惹的！司徒美堂拍案而起：我就好惹吗？

近代中国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广大华侨出钱出力，功不可没。在这千千万万爱国华侨中有两位领袖人物备受后人敬仰，一位是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另一位就是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身为洪帮大佬的他，支援过孙中山，保护过蔡廷锴、杨虎城，呵斥过杜月笙，叫板过蒋介石！

一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他还很幼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寡母含辛茹苦将其抚养成人。少年时，司徒美堂读了4年私塾，后因贫苦辍学，到一家小作坊当学徒。由于遭人欺侮，司徒美堂习得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莫能近身。

14岁时，年少的司徒美堂便渡海赴美谋生。为维持生计，他在旧金山给人当厨工，每天工作足足16个小时。不久美国掀起排华运动，华侨们遭到严重骚扰。由于无处申诉，很多人选择了忍气吞声。司徒美堂则不同，年少气盛的他好抱打不平，每见流氓捣乱，他总是三拳两脚将其打翻在地。

17岁时，司徒美堂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这个海外团结华人、华侨最广泛的组织。由于感到美国洪门致公堂组织涣散，缺乏统一的指挥，司徒美堂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之辈，组成了“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宗旨。随着安良堂逐步发展，司徒美堂被拥为“大佬”，从此奠定了他在洪门中的领导地位。

二

美洲洪门虽是天地会在海外的延伸，但因远离中国，逐渐淡忘了“反清复明”的宗旨。一个人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他就是孙中山。

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身份到美洲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得知后在波士顿发动洪门兄弟热情接待，并请他住在自己家中，亲自担任警卫和厨师。

两人在一起相处了5个月，司徒美堂从孙中山的教导中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决定要出钱出力帮助孙中山完成反清的革命事业，洪门组织从此具有了革命色彩。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国内同志致电孙中山，称急需15万美金重整旗鼓。孙中山举止无措，寝食难安。司徒美堂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将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筹得钱款全部交给了孙中山。

孙中山回国后，司徒美堂又发动致公堂向国内发回300多封通电，积极拥护孙中山当大总统。孙中山非常感动，在就任大总统后，给司徒美堂发去一封电报，邀其回国做总统府的“监印官”，司徒美堂则以“不会做官”为由婉言谢绝了。

三

司徒美堂虽身在美国，但心却与祖国命运时刻紧密相连。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司徒美堂忧心如焚。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对蔡廷锴将军领导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感到极为振奋，积极组织华侨捐款支援。在得知蒋介石把大部分捐款扣下后，他非常气愤，后来再寄款时直接注明由蔡廷锴将军“亲收”。

1933年，蔡廷锴在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失败后，被迫流亡美国。司徒美堂得知后，亲率3000多名华侨、300多辆汽车前往纽约码头迎接。当时，在美国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杀手，准备于蔡廷锴游历各地时伺机行刺。对此，司徒美堂向美国各大城市的洪门弟兄布置了保卫任务，并在报纸上严正声明：“谁敢动蔡将军一根毫毛，就当场把凶手捣成肉酱！”

蔡廷锴

几年后，又一位抗日将领被蒋介石逼出国，他就是杨虎城。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逼来到美国纽约，司徒美堂再次发动侨胞热烈欢迎，盛情款待。杨虎城向司徒美堂讲述了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经过，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司徒美堂对国内政治“洞见大势”。在得知蒋介石派出大批特务想对杨虎城下毒手时，他极为愤慨，嘱咐安良堂的兄弟一定要保护好杨将军，直到送杨虎城上船去伦敦，两人才珍重道别。

杨虎城

四

抗战全面爆发后，司徒美堂发起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继续发动华侨捐款支援抗战。为了全身心投入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司徒美堂毅然辞去所有职务，专门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他上午10时上班，至深夜12时结束，每天工作长达十三四个小时，风雨无阻。

据统计，司徒美堂主持的“筹饷总会”募捐总额达1400万美元。司徒美堂本人是当时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也是纽约华侨社团中为祖国捐款最多的一个。与此同时，他还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秘密联系，将美洲华侨的部分捐款资助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

1941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被选为国民参政员的司徒美堂为了履行职责，慰劳抗日军民，决定冒险回国。然而当他到达香港时，日军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大举进兵占领了香港。香港沦陷后，驻港日军和汉奸将司徒美堂劫持到日军司令部，日军驻香港司令官矢崎软硬兼施、逼迫司徒美堂出面组织香港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并出任会长。

在此生死抉择面前，司徒美堂大义凛然，毅然拒绝了矢崎的要求。几天后，司徒美堂和儿子司徒柱在香港洪门爱国人士和我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秘密帮助下，化装冒险离开了香港，日军的阴险计划最终落空。

司徒美堂脱险后，经过惠州、韶关、桂林，于1942年2月辗转到达重庆。途中，司徒美堂看到了国统区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景象：

“从粤东到粤北的路上，我看见一群衣衫破烂、脸黄肌瘦的年轻人，用绳子捆绑，被国民党军官持枪押着走。一个军官的枪尖上吊着十几对人耳朵，我好生奇怪，打听之下才知道这群年轻人是被抓的‘壮丁’。‘壮丁’路上抵不住饥寒打骂，折磨死了，耳朵就被割下来，作为向上级报告抓到‘壮丁’人数时的证据。这真是灭绝人性的兽行！”

司徒美堂目击的另一件事，更使其大为愤怒：

“那时在重庆常有人失去三四岁的小孩，某天，一个妇女在早上失掉一个孩子，中午找着了，被背在一个陌生人身上，但衣服还识得出。那母亲上去要孩子，那人不给，想逃。母亲拼命把孩子抢回来，周身已经冰冷、脸如白纸。孩子被害死了，腹肚剖开，内藏大包吗啡!原来有一帮特务组织了一个贩运吗啡、鸦片的集团，为了瞒过关卡上另一帮特务的耳目，使能独吞其利，就专捉小孩，弄死后在尸体内藏毒偷运。”

此外，司徒美堂还得知，1936年蒋介石所搞的“献机祝寿”活动不过是一场骗局，美洲华侨节衣缩食，用血汗捐献的巨款并没有购买飞机用于抗日，而是进了私人腰包。耳闻目睹，让司徒美堂对国民党的腐败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蒋介石在得知司徒美堂到达重庆后，为了拉拢他，派出吴铁城、陈立夫等大批国民党要员到机场迎接。蒋介石夫妇更是先后三次会见司徒美堂，并给他以到访必迎、出则搀扶的“殊荣”。可让蒋介石大失所望的是，当他提出要司徒美堂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政府任职时，司徒美堂断然拒绝了。

司徒美堂在对国民党蒋介石失望至极的同时，通过与周恩来等人的接触，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在司徒美堂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到饭店来看望他，并特意带来了《新华日报》，让他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一番接触后，司徒美堂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中伤都是谎言。

1943年2月，司徒美堂返回美国时，周恩来亲自前往送行，并嘱咐他将祖国抗战的重要性及抗日的真实情况告诉海外侨胞。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后，游历了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加拿大等国，向广大侨胞报告了祖国抗战的真相。

五

1945年3月，为了更好地集中华侨力量，支援祖国的抗战，并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发展，司徒美堂在纽约主持召开大会，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洪门致公党”。

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洪门致公党10位代表回到上海，准备参与祖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事业。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在吴铁城陪同下见到蒋介石时，正忙于打内战的蒋对他敷衍了事。司徒美堂大为不满，决定要向蒋介石讨还抗战期间受其委托在美洲宣慰华侨时花掉的3万美元旅费，蒋介石于是避而不见，派吴铁城来应付。吴铁城不但当面拒绝付钱，而且蛮横地表示：“政府的钱不能给异党去用，你们组党，可到美洲去搞，为什么要回来!”司徒美堂听后勃然大怒，当即用手杖去打吴铁城，幸被众人拦住。

不久，在上海召开的“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司徒美堂呼吁国民党“还政于民”，但美洲洪门人士赵昱却临阵倒向国民党中统一边，并在其支持下另立山头，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虽然被选为有名无实的主席，但他深知这不过是一场政治骗局，因此闭门不出以示拒绝。

经此波折，司徒美堂认识到政治上“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他要与共产党合作。有了这个决心，司徒美堂态度强硬起来，宣布美洲华侨代表退出国民大会。蒋介石一听急了，忙请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从中斡旋。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对司徒美堂说：我在中国住了50年，了解中国人民的情感，与其说是美国人，不如说是“半个中国人”。您恰恰相反，虽是中国人，但在美国生活了60多年，可以算是“半个美国人”。今天我司徒雷登斗胆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挽留您这位“半个美国人”的洪门老华侨。

司徒美堂听闻此言很不高兴：大使先生讲得不错，我确实在美国生活了60多年，但是我不是“半个美国人”，我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华侨在美国受的气太多了……如果美国人真诚援助中国，我们很感激。但是美国致力于掀起中国的内战，这不是援助，这样下去，中国未亡于日本而可能要亡于美国。两位司徒的会晤最后不欢而散。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请出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杜月笙连劝带威胁道：“司徒老啊，国大代表是蒋委员长提名的，他让你当就当吧，蒋介石可不是好惹的。”司徒美堂当场挥杖拍案而起，大吼道：“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一怒之下，司徒美堂离沪赴港，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六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沉默一年之久的司徒美堂在香港建国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示：当前国内形势大变，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一目了然！”

10月18日，司徒美堂离港返美前夕，特签署了《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并约定待其抵达美国后在香港各报发表声明，斥责“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协议，挑动剿共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寇仇”。10月23日，司徒美堂又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1949年1月20日，毛主席亲自致电司徒美堂，邀请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司徒美堂接到邀请后，决定立即动身回国。消息传出后，定居在美国的孔祥熙亲自前来拜访，劝他一定要慎重考虑，不要受人利用。司徒美堂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汇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

1949年8月13日，司徒美堂乘飞机离开美国到达香港。飞机刚一降落，就有警车前来“保护”。此后的几天，无论司徒美堂到什么地方，周围总有人“站岗”，就连上茶楼饮茶，也有人在对面桌上“奉陪”。司徒美堂后来风趣地回忆道：“我记得那辆十分小心地‘保护’我半个月的车子，号牌是8692号。”

8月28日，司徒美堂在我党的周密安排下登上太古公司的“岳阳”轮，正式离港北上。一到达北平，毛主席就决定在香山双清别墅同他见面。由于那里坡陡，小轿车上不来，每次前往拜访毛主席的客人，都是在香山慈幼院下车换乘吉普车开上去的。

毛主席考虑到司徒先生年事已高，受不了吉普车的颠簸，便令警卫员准备一副担架，到坡底去接他。警卫员一时找不到现成担架，毛泽东便给他们出主意，用自己的藤躺椅在两边绑上两根木棍，制成一副人工轿子。临行前，毛主席还特别叮咛下坡迎接的同志抬轿要轻，走路要齐，要稳。当司徒美堂被警卫人员轻手轻脚抬上山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口迎接，并亲自搀扶老人“下轿”。

毛主席的热情谦恭、平易近人与蒋介石的傲慢无礼形成鲜明对比，司徒美堂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感谢和敬仰之情。毛主席说：“我们今后要长期一块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可以自己的特长，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做到有职有权。”毛主席一番话使司徒美堂深受感动，他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七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司徒美堂作了大会发言。26日，周总理和林伯渠联名邀请包括司徒美堂在内的二三十位年逾七旬的辛亥老人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专门听取关于新中国国号的意见。

周总理开门见山表示：

“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三大文件时，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第一个发言，认为：“由于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何香凝继之发言，表示赞同。

司徒美堂听后，站起来表示：

“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综合各方意见，决定去掉“中华民国”简称。

会议闭幕后，司徒美堂虽然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素有功成身退思想的他想到香港或美国定居。经周总理极力挽留，司徒美堂最终在北京北池子83号一座古香古色的四合院定居下来，结束了长达69年的旅美生活，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5年5月8日，87岁高龄的司徒美堂先生突发脑溢血，在北京溘然长逝。周总理亲自为他主持公祭大会，并将其遗体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