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那个看破美军仁川登陆战略的情报高手，竟被朝鲜忽悠了？

现代战争中，除了正面开展军事行动外，谁占领了情报战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美国情报机构和情报资源，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情报部门和情报人员，也都参与了朝鲜战争的情报搜集。

而中国，除了志愿军的军队侦察单位，当时唯一能够提供情报支援的，可能也只剩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情报部门了。

艰难的抉择

其实直到进入1950年7月，毛泽东还没有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还是朝鲜。

但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这两个方向的挑战，或者说威胁，都来自美国。

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处处跟自己作对的美国人打一仗。

按照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当务之急是尽快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

随着美军卷入朝鲜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从南方转向了北方。

8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

其实在朝鲜战争伊始，毛泽东毫不知情。因为当时斯大林和金日成不谋而合，均对他封锁了开战消息和情报。

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所有苏联援助朝鲜的武器都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而是从海路运抵朝鲜的。

金日成在信心十足、铸踏满志的时候，当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则对这位新盟友有些别的顾忌：毛泽东在事前会不会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局势发生困难时毛会不会抽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

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当然不愿看到在邻国发生一场能使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但本国尚未完成统一，他只能一再向朝方强调，唯有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后才能向其提供军事援助。

当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在5月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毛泽东只好同意先帮助朝鲜解决统一问题，并且表示愿意给朝方各种援助。

如今朝鲜“革命”真的遇到了大麻烦，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特别是在莫斯科方面要求中国介入战争后，毛泽东没有理由退缩。

美军进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让中国人去和美国缠斗。一来中朝为邻国，盟友中国国家安全可能再次遭受威胁，必须提前打算；二来如果中国出兵，将帮助苏联牵制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和势力范围。

毛泽东未必没想到斯大林是要自己为苏联火中取栗，但是当时新的中苏同盟刚刚建立，中国还需依靠苏联提供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援助。中国没有必要因为出兵问题而使中苏同盟面临威胁。于是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毛泽东迅速做出了决断。

如果仅从“保家卫国”的角度考虑，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于鸭绿江北岸，无需出兵朝鲜。

但考虑到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这一因素，如果朝鲜政权受到威胁时中国袖手旁观，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必然会受到极大损伤。

罗申

7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奉命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向罗申大使讲述了作战方案，并阐述了将中国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提供战术支持的具体设想。

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回电表态支持，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

资深“老情报官”

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武汉协和医院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成文以政务参赞的名义，火速前往朝鲜。

柴成文

柴成文，原名柴军武，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遂平县。从1941年任第18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参谋、情报股长起，至1949年任西南军区情报处处长，他成了从战争熔炉锻造出来的资深“老情报官”。

而当全国刚刚解放之时，这个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又让这位老情报官转型成了一名外交官。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的8万大军越过“三八线”，向南大举进攻的当天，柴成文奉命离开西南军区所在地重庆，急赴北京报到。

由于情报具有及时性特点，所以他的任务与这场猝然爆发的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美军介入朝鲜战争。

杜鲁门

同一天深夜，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柴成文，当时在座的还有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以及军委情报部副部长刘志坚。

这次紧急召见，使柴成文改变了航向，他的人生也因此变得风生水起，更具传奇色彩。

“我服从组织决定”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宣布参战，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且公开表示要大力援助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从而完成在亚洲下一步军事行动的部署。

这样一来，金日成在朝鲜半岛上挑起的战火，就与台湾、越南，以及整个远东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周恩来告诉柴成文，中央考虑如果要准确掌握战场动态，就必须尽快派自己的军事观察员前往平壤，“聂老总建议派你去，伯承同志也觉得合适，你自己有什么意见？”

此时本已接到将前往柏林大使馆工作通知的柴成文，万万没想到会被突然改派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去。

但作为一名解放军军官，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总理，我服从组织决定。”

周恩来对他说：“美国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我们，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准备。现在需要有人与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络。但倪志亮同志还在武汉养病，所以，派你带几个懂军事的干部先到平壤去。”

略作停顿后周恩来又说：“总参的意见是你们以军事观察组的名义去朝鲜。我考虑还是以使馆人员的身份去更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争取尽早出发。”

经过紧急筹备，他几天就完成了赴朝的准备工作。

柴成文

除柴成文外，最后确定一同去朝鲜的还有参赞倪蔚庭、薛宗华，一秘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纲、刘向文，另有4名电台工作人员。柴成文任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1950年7月8日清晨，周恩来再次接见了即将出发的柴成文工作小组一行，对他们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指示。

周恩来说：“你这次作为高级武官兼政务参赞去，就待在金日成身边，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时间向中央报告。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大使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多方面了解战争情况，并及时向中央报告战场情况的变化。”

被“忽悠”的中国情报官

柴成文小组7月10日早晨到达平壤。

金日成当天就接见了他们，然后把他们安排到劳动党中央高级招待所住下，提供上好的食宿，并指定时任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的徐辉（“延安派”），每天向柴成文介绍战场情况。他还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在柴成文的房间里安装了一部专线电话。

金日成对他说：“你拿起这机子，我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有什么事，你直接对我说。”

金日成

不仅如此，金日成还吩咐朝军总参谋部指派专人，每天晚上给柴成文小组送来最新战报。

其实当时的中朝关系并不十分协调，有时甚至紧张到要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充当协调人。正因为如此，柴成文离开北京时，还带了一封周恩来给金日成的亲笔信。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在信中郑重其事地向金日成特别强调“此人是可靠的”。

金日成直接安排的这种“特殊优待”，让柴成文很是意外。

据柴成文回忆，刚到平壤的时候，他还很高兴，觉得金日成给自己的待遇不低。拿起电话就是金日成的声音，而且对方中国话讲得很溜，根本用不着翻译。

而其他的高级干部即便每天在食堂见面，却很少有人和他搭话，见了柴成文犹似路人；他主动上前招呼，他们也不回应，扭头就走，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好像自己是个麻风病人。

后来，徐辉悄悄告诉他，金日成有指示，不准大家和他接触交谈。

说到每天送到房间里来的战报，柴成文表示，当时挺高兴，有现成的情报，自己的工作就轻松多了。

后来才明白，金日成每天派人送给他的战报，都是第二天的广播稿。比方说，7月9日他接到一份战报，马上发给了国内。第二天却看到该战报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上。

而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也一直拖而不答。

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成文明显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是个禁区。

聂荣臻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掌握战场动态的参谋团，也遭到谢绝。

不久柴成文回国述职，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聂荣臻操着一口川腔把他训斥了一顿：“柴成文，你搞些啥子鬼名堂？总理派你过去搞情报，你咋个天天抄人家的报纸？我们都看了报，你送回来的东西，报纸上全都登的有嘛。”

柴成文则一脸委屈地申辩：“金日成每天送我的就是这个，给我装的电话只通金日成一个人，朝鲜同志又全都不敢和我说话，他就是安心把我弄成个聋子哑巴嘛！”

精准判断

尽管如此，柴成文还是根据情报精准地预测了美军的登陆地点。

8月12日，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身体尚未痊愈就赶到平壤上任。柴成文则在9月2日接到国内电召，要求他尽快回北京汇报工作。

在和其他成员商议对中央的工作汇报时，柴成文根据情报，分析提出了“敌人很有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判断。经过一番讨论，其他人也同意这个看法。

倪志亮

9月4日，倪志亮和柴成文又和金日成见面了解了一些前方最新的情况，并当面向他提出了“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登陆”的想法。可根据当时的战局看，金日成并没有当回事。

9月6日白天，柴成文整理完手头所有的朝鲜战场情况写汇报提纲时，接到了来自中南海西花厅的紧急电话，对方命令他立即回国汇报情况。柴成文便马上动身，于7日凌晨飞抵北京。8日下午，柴成文即向代总长聂荣臻作汇报。

当时，朝鲜人民军与美韩军战局正处于胶着状态。美军在全力阻止人民军进攻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人民军后方交通线的空中封锁与破坏，并不断侦察轰炸沿海港口。

谈到对战局发展趋势的判断，柴成文特别指出：“情报显示，美军已把在釜山防御圈内作战的海军陆战队调回日本，正在积极编组新的陆战师。这表明美军已在努力进行反攻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反攻就会开始，而且非常可能会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以此拉开反攻的帷幕。”

聂老总打断柴成文的汇报，问：“你们估计，敌人如果登陆，最可能的登陆地点是哪里？”

柴成文回答：“我们认为登陆地点很可能在仁川。自古以来，仁川都被称为是汉城的西大门，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讲，都至关重要。只要拿下仁川，敌人就能直捣汉城，既可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方运输线，又可与洛东江防御圈内的被围部队相互呼应，对人民军主力造成前后夹击。据了解，最近一个时期，敌人小股部队在仁川沿海的月尾岛、德积岛等处活动频繁，似乎是在为这一战略构想创造条件。”

几个小时的汇报过程里，聂荣臻不时提出问题，柴成文则侃侃而谈。待柴成文汇报完，聂荣臻将汇报提纲拿过去，说要马上呈报给毛主席看。

柴成文赶紧说：“我这个提纲是匆忙手写的，很潦草，原本打算弄完后再抄写一遍的，北京催得急，只好拿着草稿就飞回来了。既然毛主席要看，最好让我抄一遍再上报？”

聂荣臻说：“不要再耽搁了，能看清楚就行。”

柴成文给中央的汇报提纲

当天下午，这份提纲便出现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看完后当即批示：“请恩来约柴成文具体一谈。”

当日深夜，柴成文便被召进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朝鲜战况。

柴成文认为，现在人民军已呈强弩之末，难以再前进，又没有制空权、制海权，长期耗下去，将十分不利。

周恩来问：“万一情况有个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

由此可见，中央最高领导层已经预见到北朝鲜将会面临持久作战，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已经为时不远了。

时隔一日，柴成文又专门向林彪汇报。

林彪听完后问柴成文：“如果战局逆转，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你看行不行？”

柴成文回答：“朝鲜地域狭窄，回旋余地不大，打游击恐怕很困难。不过，在靠近鸭绿江北部山区，倒是可以坚持的。把后勤和医院放到东北，打不赢就往我们的地盘上跑嘛。”

果然不出柴成文所料，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带来的朝鲜战局的变天，与他事前的分析判断大致无二，这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密切关注。

由此可见，经历过战火的战略眼光何等毒辣，完全预判了麦克阿瑟的两栖登陆战略。

熟悉我军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麦克阿瑟策划仁川登陆期间，我军就有不止一位高人提前半个多月看破了麦克阿瑟的计划，甚至有人连麦克阿瑟的进攻时间都几乎全部算中。

除了柴成文、还有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总参作战室主任雷英夫。

可惜当时人民军自以为胜利在望，尽管在斯大林的催促下，中国方面得以向平壤派出了自己的大使，但在金日成的有意封锁下，他们仍然得不到准确、详细的战况情报。不仅如此，由于金日成一直反感中国方面介入朝鲜半岛的事务，因此毛泽东几乎没有可能就这个问题与金日成交换意见。

因此在战役前，朝鲜只有一个战斗力不强的师在汉城驻守。等到麦克阿瑟9月15日发起仁川登陆时，几乎以忽略不计的伤亡就完成了战略的大逆转。

人民军的迅速败退，也让志愿军没有得到针对性的训练和后勤准备，只能仓促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