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4月14日03:56:13 历史 1209

黄埔军校第六期优秀毕业生、素有国民党军统“智多星”、深受蒋介石和蒋经国器重的唐纵，在1944年的下半年在日记中写道：“做官有道乎？曰有，顺承上意，少找麻烦，责任不负，笑骂由人；既得之，不谈理论，多看现实。既以其道取之，亦以其道守之，这是时下做官的道理。这一个习染已成风气。”

深得蒋介石宠信的大特务，竟然说出如此志气低沉的诛心之语，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同时，又从侧面反映出国民党内部风气之坏，已到何等严重的地步。“上行下效”的规则蕴含在社会的各个团体。当年有人问及陈赓为何弃蒋介石而去，陈赓笑着说：“蒋介石在作战指挥的间隙，打开收音机听上海股市行情，我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1949年退到台湾的一名国民党军人也曾说，陈赓从心底里看不起蒋介石。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魁首的作风，影响着整个国民党的高层，高层又带动着中下层。杜鲁门当选为总统后，面对美国作家默尔·米勒的采访：“他们都是贼，个个都是！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的钱偷走，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脚底下的纽约房产。”

这些内容在《纽约时报》登刊过。而文中的“他们”，正是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一家。国民政府要害部门的头头，有相当一部分是蒋介石的姻亲，例如宋子文、孔祥熙等；宋美龄也是参与其中，作为“隐形”的国民政府高层。而让美国总统杜鲁门破口大骂的真正原因，追根究底是1945年的黄金舞弊案的爆发。

抗战中期开始，国民政府偏安一隅，政治上一党专制再度加强，经济上进行统制专卖，军事上却呈现出不断的溃败、失利的态势。前线战线吃紧，后方吃紧战线。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情况愈发严重，好似到了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的末期。

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一直致力于寻求西方国家的大力援助，不过获取到的援助一直很少。刚开始，国民政府的外交是倾向于世界老牌强国英国的，但英国本来就被纳粹德国弄得焦头烂额，哪有心思管远东地区的事情。

认清这一现实后，蒋介石改变外交重点，把对美外交置于优先位置，并在日记中写：“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能有所作为。”变相夸了美国和罗斯福一顿。

中美双方进行过多次艰苦的谈判，国民政府先后与美国政府签订桐油、华锡、钨砂、金属等几项借款合同。1940年6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数职的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特别代表，前往美国，并常驻下来，为蒋介石获取更多的美国借款。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向德日两国宣战，加入同盟国阵营，国际地位也随之得到提高。

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便向英国政府商借1万万英镑作为“长期公债及定期储蓄券，为提高法币信用与收回之用”，并且特别提出此次借款不能有任何担保条件。这有点像空手套白狼。1940年6月，宋子文被正式任命为外交部长，继续去向美国借款，而且蒋介石为此划定数额高达：5亿美元。

可能是当时国内倒孔（财政部长孔祥熙）浪潮兴起，孔祥熙的风评不是很好，蒋介石特意跟宋子文解释，“财政部长孔祥熙病重伤寒，因此现在所有外交、财政方针由我主持”，并再次强调向英美等国援助和借款一事，均是出自蒋介石本人的意思。为借款，蒋介石极力向美国高层说明中国抗日之艰难，一旦不利对东亚局势的影响。

美国自然不希望这一情况出现，因此同意对中国实施援助。不过，美国最初只同意将贷款的方式改为向100万中国军队发放军饷的援助方式。此举有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宋子文竟然觉得这没什么！幸好当时蒋介石虽说将其任命为外交部长，并未完全信任和重用他（能力不够），只是当作一个傀儡去操纵。

得知美国的援助方式后，蒋介石万分不同意，将未能获悉美国真实意图的宋子文记恨上了，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子文私心与野心不能改变，徒图私利，而置国家于不顾，奈何？英美以借我军饷，且每月分拨，尽用心之鄙吝与侮辱中国已极。而子文赞成，尤为痛之至。子文赞成美国提案，尽失国体与人格不顾，痛愤无已。本拟电稿痛斥其非，后乃克制缓和，重拟复电，免致怀恨抱怨也。”

忍住怒火的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子文，强调此次国民政府的“借款原则”，另一边又让“假装生病”的孔祥熙接触此事，可见蒋介石对孔祥熙（妻子是宋霭龄）仍充满着信任。

宋子文多方活动，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借款一事，可又担心国民政府对其的用途不在国家上（他们的担心恰恰成真），遂在协议草案第二条规定：“中国愿将本约中所列资金之用途，通知美国财政部长，并愿对该项用途随时征询其意见，美国财政部长愿就此项资金之有效运用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技术上及其他适当之建议。”

蒋介石和孔祥熙都认为，如此束缚太大，将其改动为：“对于此款之用途，愿随时通知美财长，并对与用途有关之技术事项与之洽商。”1942年3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蒋介石的特殊代表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订借款协议。而且双方就此次借款的用途做出明确规定。

此次财政援助是实打实的5亿美元，是美国向中国提供的一次重要借款，而且借款条件极为宽松，或者说是没条件的：无抵押、无限期、无利息。为此，蒋介石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感谢之余，还信誓旦旦地说：“此次借款，除为军事上之需要外，大部分将用以加强我国之经济机构，收回法币、紧缩通货、平定物价，保持战时生活水准及增加生产。”

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利用这笔款项，确实是往这方面做了，可是效果明显不佳。另一边，孔祥熙对宋子文嫉妒上了，两人虽为连襟至亲，可各种理财观念和治国方针上的分歧极大，矛盾颇多，尤其是宋子文在成功通过外交活动借款5亿美元后。两人遥控着下面的心腹部属互相攻讦，而这样的场景在抗战后是屡见不鲜。远在美国的宋子文，对国内孔祥熙的攻击视若无物，他更关心重庆官场变动。

5亿美元借款成功之后，孔祥熙于3月24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此事，并将发行美金公债一事公之于众。孔祥熙将美金公债计划的细节告知美国财政部长，却惹得美方官员的非常不满。为借款一事在美国奔波的宋子文也因此颇为不满，连发两封电报告诉孔祥熙美方情况。

确实，用1亿美元发行的40亿元法币（国民政府货币），对中国国内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根本不大，民间对此也不积极。宋子文和美国财政部等官员的不悦，孔祥熙根本不在乎，仍按自己的计划进行。为此，孔祥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声称：美国借款已经签订，不用担心那么多，按照我之计划，可起“巩固币信，吸收游资，稳定物价，协助生产”作用。

先头的1亿美金借款，被孔祥熙全部“用完”，未起到任何实际效果。4月15日，美国如期将2亿元美金送到国民政府手中。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可国民政府的设想和实际结果，完全是大相径庭，全国军民早被国民政府上下贪腐的行为整麻木了，对政府债信全无信心。况且，国统区的大部分民众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的煎熬，维持日常生活都困难，哪有闲钱认购公债。而那些发国难财挣得盆满钵满的富商大贾，宁愿花费时间去抢购物资、高价卖出，也不愿干这看似赔本的买卖。

国民政府极力推销，蒋介石亲自出马下发手令，要求各地按照规定比例摊派认购。大肆宣传、强行摊派下，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只销售了不到5000万美元的债券。1943年初，美国军队进驻中国西南，由于美金在后方普遍使用美钞购物，导致官价外汇和黑市外汇差距越拉越大。

1943年6月，1美元约为59法币；1943年12月，1美元约为84法币；1944年6月，1美元约为192法币；1944年12月，1美元约为570法币。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对比啊。国统区“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汇”的民谣，将当时的情形生动描绘。

美元黑市汇率连连攀升，美国政府和其他外国驻华机构一再要求法币贬值，可国民政府的官方汇率依旧维持在1：20。官方汇率基本上有价无市，没给通货膨胀带去积极作用，反倒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创造了机会。购买和销售美金公债，稳赚不赔啊。1943年8月2日，孔祥熙以部长身份令财政部通知各地国家行局（银行、信托局、汇业局等）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

10月9日，孔祥熙密文告知蒋介石，请求结束销售美金公债。10月15日，各大报章宣称，1亿元美金公债业已悉数售完，实际是有接近一半债券根本没有销售。最后在孔祥熙的授意下，中央银行要求各地分行火速将未售出的美金公债上交，由国库局收回。而这，最终被孔祥熙等人私下瓜分了，这就是震惊国统区、惹怒美国政府的“美金公债舞弊案”。

美国心想，合着这借款不是用来抗日救中国的，是给你们国民党这帮军政要员和权贵当便宜拣去。1944年1月的《国民公报》披露，即使是按照最低价来计算，这一倒手起码能获利二十倍之多，而且个人不用出资，只需记账。空手套白狼，还是暴利中的暴利，只需要关系够硬即可。

蒋介石一家人（宋霭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吃饱饱了。美金啊，在那时候也是很坚挺的货币，太赚了。公然舞弊、中饱私囊的行径，不但激起大后方舆论的强烈谴责，还令美国政府极度不满。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致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称：孔、宋及其家族大量投资并从中获利，还包括宋美龄、宋蔼龄、陈光甫、魏道明、杜月笙、李国钦、龙云等权贵在内。

新一轮”倒孔浪潮”再次兴起。倒孔浪潮，并没有让孔祥熙失去什么，蒋介石对他一如既往地信任有加，安排他出国避避风头——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后逗留美国。可浪潮越来越高，没有变小的样子。1944年9月5日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参政员傅斯年带头开炮“炸”孔祥熙，其他人接着上。直到这时，蒋介石才考虑不得不撤换已任财政部长11年的孔祥熙。

孔祥熙在1944年11月20日被撤职，继任财政部长的是原政务次长俞鸿钧。蒋介石（两人真是好兄弟啊）不相信孔祥熙参与“舞弊案”，命俞鸿钧暗中调查汇报自己。而此时，国统区“倒孔反贪”的呼声越来越大，各种报纸都在斥责批判，希望国家除去弊病，其第一步是罢免惩治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原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军政大员。

而蒋介石命人的暗中调查，最终查到，孔祥熙1660多万美元的铁证上。当时的1美元相当于现在的55美元（大概），可想而知这是一笔多大的巨款。蒋介石将初步调查结果告知留在美国的孔祥熙，孔祥熙却拒不承认。而此案因牵涉孔氏家族（还有宋氏家族、蒋氏家族），处理起来十分棘手，蒋介石认为此事很难解决了。

这边风波未平，那边风波又起。重庆又揭发出一桩惊天大案——黄金舞弊案。

1945年3月，中央银行决定将黄金的价格由原来的20000法币一两加至35000法币一两。5亿美元借款，购买黄金共计2.2亿美元，占总金额的44%，是支用金额和比例最大的项目。黄金将提价的消息被中央银行的一些要员打探到泄露出来，许许多多有关系得到消息的人，利用黄金提价前后的时间差，买进卖出，牟取暴利。

重庆形成规模巨大的黄金投机市场，而这个“特殊的市场”里，官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谁能在涨价之前买进一批黄金，在涨价之后吐出，即可赚一大笔钱。”

时人回忆：“3月28日夜间，匆匆忙忙，通宵达旦地办理黄金储蓄业务，甚至到了第二天天亮，还写头一天的日期，一夜之间，毕竟短促，不易筹到大量现款，就利用国家银行的空头支票、空头银行转账书和公私银行滥发的本票代替现款购存。”

30000余两之巨黄金，一夜之间售出。此案一经披露，立即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国统区报刊集中火力猛烈攻击，孔祥熙作为中央银行总裁成为众矢之的。国民参政会于4月6日通过了《关于建议严厉惩办黄金加价走漏消息》的议案。重庆法院最后宣判，一些毫无背景的小角色被判刑，而例如孔祥熙这样的大头目，在美国过着悠哉游哉的日子，根本没受到影响。

前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郭景琨可能被判刑一事传出，宋庆龄亲自致信宋子文表达不满：“我勿需告诉你，许多人包括外国人，都对郭景琨的案子深表关注，这个案件的处理并不公正。现有证据没有一件能证明是他透露了消息或是他本人购买了黄金，我们大谈立宪和法律的圣洁，但我们却使一个无辜者蒙受了各种各样的羞辱，好像他已被证明有罪。”

宋庆龄肯定地说道：“对我来说，这明显是一起政治案件，甚至在审判前，某派就已经宣布了对郭景琨的判决。”即便是处置一些小人物，此案也异常复杂，最后结果要么是迁延不决，要么是无罪开释。美金公债舞弊案不了了之，黄金舞弊案虎头蛇尾，这和蒋介石的纵容有着莫大关系，他成为了腐败的领袖，政府也成为了腐败的政府，失信于国际和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