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朋友，肯定对其中最为关键的名词——不良人，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好奇和疑问。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不良人？
如果有，那他们到底是干嘛的？
除了追捕逃犯，维护治安外，是否还有其他职能？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那就得从唐朝的基层行政单位组成说起了。
笼统来说，在唐朝的县级行政单位内，县令为最高长官，其次是县令佐官——县丞，再其次，则是“县主簿”与“县尉”。
县令自不用说，掌一县大权，县丞则辅佐县令差办事务，如拟草文书，县库管理等事宜，而县主簿有审核检查县中官吏，以及兼掌部分司法等职能。
至于县尉，就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主掌司法，维护一方治安，打击犯罪。
然而在唐朝的县衙内，由于每个官员主掌的事务都很杂，日常也较为忙碌，因此在县内若发生盗抢等犯罪活动，这些县官未必能抽身前去现场调查，就更别提能花费时间追捕盗贼了。
因此一旦县内发生违法乱纪的活动，县尉通常会指使下属人员前去调查缉捕，而这类“下属人员”，正是鲜有在史料中存在记载的神秘职业：
不良人。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那么问题来了，除了现在如《长安十二时辰》等影视作品中的不良人，历史上真实的不良人究竟是何种面貌？
他们日常的调查活动，又是如何进行的？
说到这些问题，由于不良人的史料记载少之又少，因此要想弄清楚不良人的真实形象，就不得不提起一则极为罕见的案例。
这则案例记载于唐朝时评笔记小说《朝野佥载》内，其中大多属于武周治下的朝野佚闻，也有部分太宗与玄宗时期的轶事，而司马光后来编著《资治通鉴》时，也曾以《朝野佥载》中的记载为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朝野佥载》虽是笔记小说，但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我们要说的这则与“不良人”有关的案例，正是发生在唐太宗时期的长安县内，是一起亲属私通的不伦案件：
贞观年间，尚书左丞李行廉的弟弟——李行诠，与前妻育有一子，名为李忠。
《长安十二时辰》左相“李适之”剧照
后来李行诠中年丧偶，于是又娶了一位夫人，是为李忠后母。
而这李忠不学无术，游手好闲，趁其父不在家，遂与其后母通奸并暗自藏匿，李行诠回到家中找不到妻子，便问李忠，李忠却谎称，继母奉命被召入宫中，李行诠得知以后，表面上没有多问，但私底下却将此事告知于其兄李行廉。
李行廉身为尚书左丞相，自然是能够面圣的，这李忠万万没想到，他的伯父会因此询问上级，说我家弟媳奉旨被召进宫中，究竟有无此事？若有此事，召进宫中又是做什么？
太宗李世民治下的唐朝，法纪严明，于是上峰官员在接到李行廉的问询后，便向宫中了解情况，谁知宫中很快传来回信，说并未有任何宣召李行廉弟媳入宫之事，更未起草过任何宣召入宫的敕命文书。
当李行廉将此事告知自己的弟弟李行诠时，万万没想到，一件更加出人意料的事情却同时发生了！
有不良人来报，称在巡街过程中，看到李行诠的妻子被丝巾勒住脖子，横卧在大街上。
长安城西市大街美术图
此事很快引起长安县衙的注意，于是差人将李行诠之妻带到衙门进行讯问，提及是否当真有敕命召其入宫一事，李行诠的妻子却说：“昨夜遇到一位疑似高官的紫袍神秘人留宿，没想到半夜却将自己绑了起来，并扔到了大街上，而后此人扬长而去，不知姓名与身份。”
于是事件的疑点很快从李行诠妻子的失踪，转移到了神秘的“紫袍人”身上，主管当地司法的县尉，便命令不良人跟踪李行诠的妻子，以及李忠，进行秘密调查。
与此同时，李忠表现的十分惶恐，竟然去找卦师占卜，看窝藏后母的事情究竟会不会败露？
当李忠走出卦师住所时，被散布城中的不良人发现，后者对李忠的异常行为很是怀疑，便直接将李忠带去了衙门。
带到衙门以后，负责主审此案的官员，正是当时的长安县令王瑜，起初李忠对于后母遭到窝藏一事，坚称自己概不知情，然而为了能发掘出更多线索，王瑜便将计就计，把李忠与后母放到同一个房间里，再派不良人藏在屋里，暗中窃听。
没曾想，果真听到李忠与其后母的秘密对话， 二人在对话中直接吐露了奸情，一字不落将对话记录下的不良人，随即踹门而入，李忠二人当场大惊，因此认罪伏法。
这下真相大白，原来是李忠与其后母秘密私通，为了能骗过李行诠，才编造了奉敕命被召入宫的谎言。
《朝野佥载》卷五：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诠前妻子忠，烝其后母，遂私将潜藏，云“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问，奉敕推诘极急。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 见留宿，不知姓名，勒项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璇先令一人于案褥下伏听，令一人走报长使唤，微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璇至开门，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云。
通过此则案例，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不良人的两种独特性质：
第一，散布城中，发现任何与“不良”有关的行为或情况，立即着手询问调查。
如李行诠的妻子被绑，又被扔到了大街上，是不良人率先发现并上报，可见当时的不良人的确为散布城中的巡逻人员，类似于现在治安体系中的“巡警”一职，沿街巡逻，发现不法与可疑事件则立即上报，属于维护城市治安的基层力量。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第二，根据不良人跟踪调查的行为可知，其执法行为，具备一定的特殊性，通俗来说就是不被正规流程所束缚，特殊情况下采取特殊手段来应对。
如李行诠的儿子李忠口供有种种疑点，但差办此案的县尉并未直言点破，反而安排不良人秘密跟踪具备嫌疑的李忠，果然发现李忠做贼心虚，为求心安便去往卦师处进行占卜，再通过此疑点将其缉拿到官府进行审问。
由此可知一个细节，不良人的工作性质，有时更像便衣，因为倘若身穿官袍跟踪嫌疑人，必然会被嫌疑人有所察觉，而不良人能成功实施跟踪并发现隐晦线索，足以说明他们当时已经有了便衣的概念，同时也比较擅长跟踪这种特殊的侦查技能。
《长安十二时辰》“暗桩”小乙
总结来说，上文中叙述的这则太宗年间的案件，足以成为“不良人”的确存在于唐朝社会的重要佐证，而不良人除了影视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团结有序外，在法制允许的范围内，常常也通过一些特殊手段来侦查案情，按照法理来说，县内发生案情，一般要由县尉领头审办，并且有相关的捕快人员合职查办，然而由于县尉掌管事务过多，捕快人手不足等原因，具备特殊性质的“不良人”便应运而生，一方面是为了弥补“警力不足”，一方面也赋予其一定的职能与执法权，以此起到维护治安的目的。
如果要明确定义的话，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不良人”，更像现在的协警，或者辅警。
在政府机构内没有正式编制，但具备一些基础的执法权力，根据所处的治安环境与面临的犯罪活动，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同时帮助衙门解决一些日常事务，如维护街面治安，缉拿罪犯等职责。
而说到不良人，自然又不得不提起更为重要的一种职责，正是县尉之下，负责统管“不良人”的职位：
不良帅。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关于不良帅的记载，我仔细翻阅史书，除了网上流传甚广的清朝学者梁章钜所著《称谓录》中，引用《说铃续》的记载：
缉事番役，在唐称为不良人，有不良帅主之，即汉之大谁何。
暂且不论汉朝时的“大谁何”是何职务，但通过“不良帅主之”五个字便可看出，不良人之上，是有着一个负责不良人日常管理的小吏，正是不良帅。
然而这是清朝时期的史料，不管怎么看都有些片面，毕竟满清距离大唐，少说也有1200多年的历史，中间的官方史料与民间传说几经波折，难以保证其百分之百的真实性，为了考证不良帅究竟是否真实存在，我找到了另一篇史料中的案例，来加以说明不良帅的真实性。
这篇案例，同样也是收录于《朝野佥载》卷五，是发生在唐高宗后期，中书舍人郭正一，因故卷入的一桩离奇案件，原委大致如下：
郭正一身为中书舍人，负责下达诏令等中书省要务，然而太宗李世民当年远征高句丽时，郭正一随同前往，得胜回朝后，郭正一得到一名貌美如花的高句丽婢女，名为玉素。
因为这婢女实在太过美丽，郭正一对其宠爱有加，而婢女也逐步得到了郭正一的信任，最终郭正一安排她帮助自己管理家中小金库。
甚至夜里郭正一饿了想吃夜宵，也绝不让玉素以外的人烹煮，足以可见郭正一对玉素是打心眼儿里信任，认为玉素也十分尊重且信任自己。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某天夜里熬粥时，玉素趁机往粥里投毒，结果郭正一喝下粥后当场毒发，挣扎着吃了解药才好转过来，可是满屋的找玉素，却不见其踪影，顺带着金库中的金条银饼也丢失了十几件。
郭正一这才意识到，原来玉素从第一天进府，就始终包藏祸心，亏得自己还如此信任她，然而此时悔之晚矣的郭正一没了法子，只好将此事上奏皇帝，唐高宗得知此事后，当即龙颜大怒，连夜下达敕令，命令长安与万年两县合力逮捕婢女玉素。
然而满城搜寻整整三日，仍未将其捕获。
无奈之下，不良帅魏昶（chǎng）决定亲自出门，他先是绑了郭正一家的三名家奴，用黑布笼罩住三人的面部，又前去金吾卫安插在街头的岗亭，将四名街卒绑了，逼问最近是否见到可疑人员打探过郭正一的家门？
街卒果真提供了一份关键情报，称有高句丽人给郭正一家的马夫写了一封书信，信中有一句意味非常的话语：
金城坊中有一空宅。
于是不良帅魏昶立即率领不良人，前去金城坊内的这座空宅，当众人赶到现场后，却发现大门紧锁，窗户紧闭，便立即破门而入，没想到果真发现婢女玉素便在其中，同在的还有郭正一家的马夫与数名高句丽人，当场便将众人抓捕。
经过审讯，魏昶得知，原来竟是高句丽人联合郭正一的马夫，意欲通过掌管金库的玉素偷盗郭正一的金银珠宝，事成以后许诺会带玉素离开大唐归返高句丽。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即使里应外合，计划周全，却被不良帅魏昶一举破获。
而包括郭正一车夫在内的涉案人等，最终全部押往东市问斩。
《朝野佥载》卷五：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十余事。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选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笼头至卫。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已来，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捉马奴，书见在。”检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语。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正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
综上所述，便是唐朝史料中对于不良帅的描述，纵观各类史书中，对于不良帅与不良人的提及少之又少，但透过这则案例，我们也不难发现不良帅的行事特点：
其一，与不良人的“非正式编制”不同，不良帅具备一定品级。
通过可绑“金吾卫所设街卒”可知，对于街卒而言，不良帅是属于上峰，不然我想凭借不良人的基层身份，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越级招惹金吾卫的，然而上述案例中，通过不良帅魏昶敢绑住四名街卒便可看出，他的品级起码高于金吾卫下设的基层人员，应属于“小吏”范围之内。
而且他是直接听命于县令，“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这句话里的“敕命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可看出是皇帝下的敕命，要求长安与万年两县县令，通过不良人缉拿罪犯，此处提到“长安，万年”两字，并非地方，而是说的两县县令，因为下达敕命，通常是直接下达给县内的最高长官，自然就是县令，而在此处县令并未再差人转达，可看出不良帅实际上是直接听命于县令的，虽然不良人是下属人员，但不良帅的品级实际上与县尉相差不是很多，虽然严格来说，县尉是官，而不良帅只是“首领”层面的领导人员，但起码手中也有相应职权。
因此得到上峰指示以后，不良帅便开始着手吩咐不良人在城中进行搜捕。
（注：以长安城内的朱雀大街为界，西设长安县，东设万年县，与“京兆府”统管长安城内各项民生事务。）
唐长安城示意图
其二，不良帅乃至不良人与金吾卫所设街卒，实际上没有任何联动，且都是独立当差。
从魏昶要将街卒绑起来逼问情报来看，平常情况下的街卒应该是仰仗金吾卫的名头，而不理会不良帅，否则不良帅魏昶完全不必采用如此暴力的方式逼问情报，透过这一细节，我们也可看出，其实不良帅，或者说整个不良人的设立，都是有别于唐朝的日常治安体系以外。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金吾卫自唐高宗设立以后，便一直负责宵禁与日常市面治安等职，按照《唐律》中规定的法理来说，实施宵禁以后的城市治安问题，要由左右金吾卫统辖的衙门来负责，比如宵禁后街上有人闲逛，有人喝醉酒了打架斗殴，这些事情都需要由金吾卫出面解决，而当时的街卒，正是出面解决此类事件的治安人员。
但是不良人查办治安类案件，如郭正一家中财物被盗，竟然负责街面治安的街卒不主动提供情报，反而还要让魏昶通过胁迫的方式逼问，显然负责治安的金吾卫与缉拿治安罪犯的不良人之间，没有丝毫联动，甚至我斗胆敢说一句，金吾卫这类隶属于朝廷的机关单位，是打心眼儿里看不上不良人的。
《旧唐书》：左右金吾卫，秦曰中尉，掌徼巡……龙朔二年改为左、右金吾卫，采古名也。
（注：徼巡：巡查）
《妖猫传》中的“金吾卫”
究其原因，大概正是因为唐朝官府征用不良人时，是招收的有恶迹者，也就是有前科人员。
《唐五代语言词典》“不良”条：唐代官府征用有恶迹者充任侦缉逮捕的小吏，称为‘不良’，俗又称之为‘不良脊烂’，其统管者称‘不良帅’。
可见对于有着正式编制，吃着中央财政，端着金饭碗的金吾卫来说，不良人这类曾经作奸犯科的小吏，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而不良人则是由地方官府，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基层单位招收的刑侦人员，这类职务通常是不在正式编制之内，同时俸禄等待遇，也是老百姓常说的“吃地方财政”，所以无论是品级，身份，职能，乃至于背景来看，不良人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品级，都在吃皇粮的金吾卫之下。
唯有不良帅，相当于官府承认的正式职工身份，拥有一定品级，所以才敢做出“捆绑金吾卫所设街卒”这种看上去有以下犯上之嫌的越轨行为。
《长安十二时辰》海报
总的来说，透过史料揭开不良人这一特殊职业的神秘面纱，让我看到更多的其实是不良人的心酸，一方面每天脏活累活一并干，却没有正式编制，待遇也不尽人意，另一方面还要经受世人的冷眼与同僚的不待见，（姑且算是同僚吧）这其实就和现在我们常说的临时工没有多大区别。
然而反过来说，若当真是招收的作奸犯科之徒成为不良人，那他们受世人冷眼也情有可原，毕竟是自己违法乱纪在先，后续再苦再累，倒也算是将功补过，为自己赎罪了。
但纵观千百年前的古代，还是千百年后的现代，设立治安人员的目的，无外乎使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保持稳定，从而也体现出法律的严明与重要性。
所以不论何时，我们都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正直公民，此真理放之古今皆准，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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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朝野佥载》卷五：
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诠前妻子忠，烝其后母，遂私将潜藏，云“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问，奉敕推诘极急。
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 见留宿，不知姓名，勒项送至街中。”
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
璇先令一人于案褥下伏听，令一人走报长使唤，微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璇至开门，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云。
《称谓录》引用《说铃续》：缉事番役，在唐称为不良人，有不良帅主之，即汉之大谁何。
《朝野佥载》卷五：
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
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
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
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十余事。
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
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选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笼头至卫。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已来，何人觅舍人家。
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捉马奴，书见在。”
检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语。
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
至一宅，封锁正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
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
《旧唐书》：左右金吾卫，秦曰中尉，掌徼巡……龙朔二年改为左、右金吾卫，采古名也。
《唐五代语言词典》“不良”条：唐代官府征用有恶迹者充任侦缉逮捕的小吏，称为‘不良’，俗又称之为‘不良脊烂’，其统管者称‘不良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