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之前，往往最黑暗。在中国全境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反动派仍在作困兽之斗。共产党军队之所以能与敌人百折不挠地对抗，除了正面战场上士兵的冲锋集结，还离不开地下党员默默无闻的情报奉献。
傅作义系国民政府军务高官，在国民政府内部经营多年，为何在天津“失守”之时，第一时间选择向国民政府倒戈？高度的政治觉悟？“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一番审时度势？
傅作义
天津“保卫战”的笑话
面对人民解放军为夺取最后胜利发动的总攻，驻守在北京的国民政府将领傅作义，似乎缺少一份警惕，一份忌惮，然而，罔顾事实、不屑一顾的态度，让他输得一败涂地。
他曾洋洋得意地认为，天津每一寸土地的布防，在国民政府的精心装备下，绝不可能让赤匪有可趁之机，还一度扬言，不用他亲自调遣一兵一卒，坚守最起码能维持三个月。可眼前的现实，又是另一副模样。
1949年1月15日下午3点，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活捉，沦为我党人的阶下囚，而仅仅花了29个小时的功夫，天津就迎来了解放。傅作义这才幡然醒悟，他严重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意志和实力。
情报的神机妙算
人民解放军缘何能速战速决呢？直到1959年，《人民日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才揭开了深藏其中的玄机，披露者正是负责总攻天津的刘亚楼。
不可思议的29个小时！正所谓“知己知彼才百战不殆”，我军依据地下党员秘密递送的国民政府兵防布局图，才毫不费力地制定出针对性的计划和部署，一举击溃了盘踞在天津的国民政府军队。
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威势，已成为丧家之犬且无力回天的傅作义，只得乖乖地听从共产党人的差遣，再也不做任何毫无意义的挣扎了，至少他还能及时弃暗投明。
于是，在他的投诚表率之下，北京得以和平解放，两军停止继续对垒，避免了一切可能的流血和牺牲。
国民政府的负隅顽抗
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和傅作义的关系可不一般。傅作义充分信任大将陈长捷，并专门派遣他负责天津的军事防务。
在国民政府的眼中，天津可以称得上一块“风水宝地”，是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哨岗，那里的布置几乎360度无死角，有护城河和碉堡的围护，有工城防的加持，甚至架设电网、铺排地雷！
但国民政府盲目的乐观，常常容易冲昏头脑，带来不堪设想的结果。实际上，我军在国民政府内部安插了眼线，作为潜伏人员常年埋首于敌方工作。
组织人员的完美配合
1947年，国民政府员杜建时在维修日军遗留下的工事时，麦璇琨负责的是第八段工程的现场监工。
为了暗中给我党递送紧急的军事情报，他以自学工程图纸为借口，想尽办法突破重重险阻，又一一对碉堡作精准测量，并把最真实最准确的数据，清晰无误地标识在材料上。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麦璇琨制作出一份信息更为详尽的地图，将天津的地理概貌、工事防御等囊括其中。
接着，他又把传递情报的接力棒，转交给当时天津地下党的负责人王文源。出于对这份情报保密性和紧迫性的考量，对方又毫不犹豫地将该情报，再度转交给经验丰富的地下交通员康俊山。
康俊山在天津的掩护身份，是一家照相馆的老板。凭借过硬的技术和本领，他懂得如何处理类似级别的情报。
原版图纸被剖成了四份，经过微缩拍摄处理之后，在特殊药水的直接作用下，其表层所有的数据和图形，通通不见了踪影，显得和日用纸张别无两样，继而黏贴在两位老人的遗照上。
如何沿途避开国民政府的耳目侦察，是对这项任务承担者最具风险的考验。交通员的位置在地下工作中属于基层，却起着承上启下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大三粗式简单跑腿，只能配去拉洋车。交通员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头脑，为人最要紧的是机敏。
赵岩同志虽干地下工作不久，却自告奋勇地拿过递送情报的接力棒。要做一名合格的交通员，光凭一腔热情和意气，是远远不够的，否则，难以应付形势复杂的局面。
因此，头脑灵活的他才被放心地委以重任。路上不巧遭遇打劫团伙，竟在一瞬间被他巧妙摆脱掉了。说起来简直是步步惊心，幸而“遗照”最终安全抵达解放区。
还有另一名在国民政府工务局潜伏的张克诚同志，手中也拿到了一份关键性的布局图，经过地下工作环环相扣的紧密配合，最终也同样被郑重交付到刘亚楼的手中。
刘亚楼目击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正是由于这样一群地下潜伏工作者的存在，国民政府的情报才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我党。
结语
隐蔽战线的工作者是无名英雄，他们从不计较名利和得失，长年累月蹲守在敌营岗位，以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为我党搜集无数宝贵的情报，成为安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把尖刀。
他们每一次执行秘密任务，都有可能暴露身份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请牢牢记住他们的名字！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