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10月30日讯（记者汪苏 通讯员程琳 岳兵 游欣）9月19日，青山区滨江未来实验小学里，举办了一次特殊的全国科普日启动式。在张寿荣院士生前题写的“青山院士之家”，张寿荣院士图书捐赠仪式举行，院士展陈馆开馆。
前来参观的，不少是张寿荣生前的学生。展览馆里，还原了张寿荣身前办公室的场景。“高炉炼铁又炼人。”看到院士熟悉的手稿资料，武钢科协秘书长、曾长期担任张寿荣身边工作人员的李铁林感慨万分，“武汉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里也诞生了一位杰出的炼铁院士”。
复原的张寿荣院士办公室。
“钢铁，经历烈火的熔炼与急剧的冷却，方能铸就其坚韧不屈的品性，无所畏惧。正如我们的时代英雄，他们在斗争的烈火和生活的考验中锻造而成，学会了不屈不挠，勇往直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这番阐述，也是对以张寿荣为代表的一代钢铁人精神的真实写照。
张寿荣院士工作照。
为新中国炼出第一炉铁水，那时他还不满30岁
在位于武汉主城区东北角的钢城中，矗立着多座高炉，其中一座铁红色的就是2019年退役、2021年被列为国家工业遗产的武钢一号高炉。
原武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寿荣当年就是这座高炉的开炉指挥长。2024年7月14日，96岁的张寿荣去世。
1957年7月1日，武钢一号高炉破土动工。当时，英国《泰晤士报》这样预言：武钢一号高炉出铁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每一次，中国钢铁发展的关键时期，他都在场。”追忆恩师与武钢的不解情缘，武钢有限总经理助理兼炼铁厂厂长、党委书记李向伟感慨，国之所需，张院士必力之所至。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落后，百废待兴。我国年产钢仅15.8万吨，不足世界钢产量的千分之一，“人均连打一把菜刀都不够”。
1955年，新中国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动工兴建。次年，28岁的张寿荣作为首批支援武钢筹建的技术人员，从鞍钢南下武汉，参与审查武汉钢铁公司设计方案。第二年，他正式调入武钢，担任炼铁筹备组组长，承担指导创建1号高炉的重任。
武钢一号高炉。
“当时他顶着压力，针对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在高炉及配套的矿山、烧结、焦化、运输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节省了投资，缩短了建设工期。”李向伟向记者讲述，为确保高炉顺利投产，张寿荣组织矿冶冶炼性能等多场试验，选定了开炉燃料，制定了开炉方案。
1958年9月13日，武钢1号高炉第一炉铁水喷薄而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从1958年9月投产至2019年停炉，武钢一号高炉累计生产生铁5426.16万吨，为新中国汽车、飞机、武器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保障，成为我国重工业发展的基础。
主持制定武钢4号高炉建设方案
开创我国独立自主设计和建设高炉先河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是我国钢铁工业的第一个高速增长期。高炉大型化发展迅速，在高炉设计结构方面出现许多新进展。1970年，张寿荣主持制定了武钢4号高炉建设方案，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设计和建设高炉的先河。
当时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武钢生产能力仍在继续提高，建设4号高炉的技术方面问题只能通过内部挖潜的方式解决。张寿荣带领几名炼铁厂的技术人员思考方案，提出以刚竣工不久的3号高炉为基础，改造建成有效容积为2516立方米的4号高炉，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一座高炉。
“就好比在一个旧房子的基础上扩建成一栋高楼大厦。”李向伟介绍，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张寿荣和技术人员通过大量的计算和改造工作，利用现有设备进行升级，实现了技术创新。
20世纪80年代张寿荣和黄墨滨、刘淇研究工作。
到1986年，武钢有4座高炉，年产生铁最高460万吨。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张寿荣又提出自主技术集成建设5号高炉。
“这座高炉在技术装备上以我国为主，兼容并蓄，分别从卢森堡、日本、美国、德国等8个国家引进了14项关键设备和技术，同时消化移植国内高炉的18项新技术，开发了18项新成果。”张寿荣的学生，宝钢中央研究院炼铁所副所长兼首席研究员陈令坤回忆，当时5号高炉的建设采用了独特的“大拼盘”方式，“现代高炉的先进技术，并非一国所有，如果让一国实行总包引进，虽然避免了许多衔接配合上的麻烦，但毕竟不能按我们的要求，做到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组合，而且要向承包商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
1991年10月，我国第一座3200立方米大高炉——5号高炉建设投产，使武钢炼铁系统的技术装备总体上达到同期国际水平。它的实际寿命达到15年8个月，成为我国最长寿高炉。
进入新世纪以来，武钢相继建设了6号、7号、8号等大型高炉，国内不少企业新建大型高炉也借鉴了武钢5号高炉的炉型。它的成功实践，加快了我国高炉大型化、国产化的步伐，实现了炼铁技术的重大跨越。
隔三岔五“上高炉”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武钢先进技术
“高炉可是张老的‘儿子’啊！”李向伟说，张寿荣对高炉感情很深，2019年之前，即便年事已高，也要隔三岔五“上高炉”，出差漏了一次，回来还要仔细询问情况。“在他脑海里，所有高炉的生产过程都是连贯的。炉况、设备稍有变化，他总能及时发现，并能最快地判断发生的原因，采取正确的对策。”
2019年张寿荣院士视察武钢新建铁区操控中心。
武钢任上37年，张寿荣引入了各种炼钢技术、炼铁技术、热轧技术、冷轧技术以及硅钢技术，使得整个技术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陈令坤回忆，20世纪90年代，武钢设计院在国内参与设计建设了几百座高炉、几百个转炉和700多个钢厂，几乎都是基于武钢的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如果没有当年武钢的技术改造和大范围的技术革新，就没有今天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我们钢铁行业的基石。”
在武钢的带动下，全国多家大型钢铁企业争先建设了更多大型高炉。“大规模炼钢铁不再遥不可及，大大推动了我国钢铁产业的高速发展。”李铁林谈到。
“张老最后一次‘上高炉’是2022年。”李向伟说，但那一次，是在高科技的炼铁操控中心通过屏幕完成的。
那一天，在智能化的炼铁操控中心里，已在耄耋之年的张寿荣轻点屏幕，一座座熟悉的高炉依靠3d建模和数字孪生技术，送料、鼓风、出铁都能一键搞定。
改革开放前后牵头建成“一米七”开启中国工业自动化
在武钢厂区2号门旁，曾经的小三层楼，和现名行政中心的行政楼的计算机大楼，是张寿荣工作过的两处办公所在地。这两地都有一个共同点——离一线近，离生产车间近。
40多年前，张寿荣为了加快“一米七”轧机系统攻关，也是主动搬进离车间更近的老办公楼，一住就是好几年。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耗费巨资从国外引进当时最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一米七”轧机系统。但因原有装备、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差距，导致生产不正常。外国专家断言，这套机器在中国人手里过不了三年将会成为一堆废铁。
“一米七”轧机系统主要生产“六板一片”，即汽车板、自行车带钢、镀锌板、镀锡板、船板、普通板和硅钢片。当时，中国的钢铁厂只能生产中厚板、重轨等初级产品，精细的薄钢板完全依靠进口。
时不我待、分秒必争。张寿荣上任后主抓系统的外貌、精度、功能和自动化程度恢复。1985年，“一米七”轧机系统终于达到核定生产能力。年底，武钢也实现了钢铁产量双四百万吨目标。马不停蹄，张寿荣又进行了1021项技术革新与改造，生产效率大幅提高。1990年，“一米七”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张寿荣院士讲质量管理。
1995年，张寿荣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材料学部院士，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唯一一位炼铁院士。
为何成就“独一份”院士？作为跟随张寿荣30多年的学生，陈令坤充满敬佩，“老先生德高望重，既有工程实践经验，又做过全流程研发，还担任过管理工作，不仅理论研究造诣深厚，生产实践中更是躬身力行，是整个工程技术领域非常全面的人才”。
他回忆，张寿荣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从铁水状态看出门道。炉温高、含硅量高的铁水闪亮夺目，当含硅量在2.5%以上，铁流中会出现小火球。他常和我说，炼铁生产就跟我们烧火做饭一样，放多少米，加多少水，打多大火，烧多长时间都有讲究，不然有可能把锅烧穿，炉子弄熄火。
在第一届工程院院士推荐表中，有一栏是“在工程科技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当时张寿荣的表上这样写道：1956年、1957年参加武钢一期建设和一高炉系统生产准备使其顺利投产。60年代组织高炉布料反常、高镁渣、喷沥青及高炉长寿等试验研究。70年代提出用1513立方米设备建2516立方米4号高炉方案和炼铁系统技术进步总规划。“一米七”轧机投产后组织新技术消化和前工序老厂改造（包括“四同步”大修改造），使武钢1985年钢铁达双四百万吨，“一米七”超设计标准。“六五”后组织“一米七”系统新技术开发，完成转炉复吹、全连铸等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使其达国际80年代水平。此项被评为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张寿荣为第一完成人。“七五”组织新三高炉（5号高炉）的建设和投产，博采多国新技术使其达到当代先进水平。1988 年被评为省、市劳模，1990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篇。培养研究生3人。
张寿荣20世纪60年代工作照。
“当选院士，是工程科技界对先生专业实力的认可。这些真实展示了先生在钢铁生产和研究方面的能力和贡献。”陈令坤说道。
拄拐杖亲赴北京
提议建设国家硅钢工程中心
“目前我国虽是产钢大国，但远不是产钢强国。我们的目标是将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是钢铁强国。”退居二线后，张寿荣依旧保持着每日8点准时上班的习惯，风雨无阻。
在他办公室的一面墙上，一直挂着两张图，一张是世界钢铁行业分布图，另一张是世界矿产分布图。李松林说，张老对待工作严谨细致，他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阅前一天的冶炼情况报表。
这一张a3纸大小的报表，正反两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前一日的冶炼情况。张寿荣会仔细审视每一处细节，“任何一个微小波动，他都看得出来”。
每天下午到晚上，张寿荣“雷打不动”要看国际钢铁前沿技术的研究报告，不少还是外文资料。他说，搞技术的人，不看理论资料就掌握不了发展动态，就不能站在科技最前沿。“现在科研发展太快，时间根本浪费不起。”
张寿荣院士作报告。
2007年，年近八旬的张寿荣，视力不济，腿骨折需拄拐杖，但仍坚持亲赴北京，向国资委陈述，提议依托武钢建立国家硅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推动技术前行。
制造变压器里“中国芯”的关键材料叫作取向硅钢，曾经被海外供应商垄断。2007年底，国家硅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落户武钢。2011年，武钢研制出的低温hib钢在工厂中稳定生产突破一万吨，一举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
如今，武钢有限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硅钢产品供应商，能够满足国家重大装备制造业对高性能硅钢产品的需求，带动关键装备国产化“自主可控”。
2009年张寿荣与刘本仁一起向参加“武钢院士行”活动的院士们介绍武钢科技工作。
薪火相传 高炉“炼铁又炼人”
追悼会上，张寿荣的学生从各地前来悼念。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前首席专家蔡玉春，专程从北京赶回武汉，在恩师的灵堂前，献上一束菊花寄托哀思。
“老师常说，要从钢铁大国走向钢铁强国，需要一代代人的奋发图强和不懈努力。”在张寿荣的激励下，蔡玉春把钢结构技术运用在建筑行业，成为中国钢铁结构领域的领军人物。
得意门生之一的李向伟，还珍藏着张寿荣亲笔书写的书法作品，“实践科学发展观，攀登高炉强化冶炼新高峰”。
李向伟珍藏的张寿荣院士亲笔书写的书法作品《实践科学发展观，攀登高炉强化冶炼新高峰》。长江日报记者汪苏 摄
在他和众多张寿荣徒弟们的印象中，张寿荣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无论是集团领导，还是基层的技术人员，都习惯于找张老求教。“他的办公室不大，但专门摆着一张供十人开会用的会议桌。有时，大家一谈就是一上午。”
“工程的职能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离开工作岗位后，张寿荣还常常回到厂区，与青年工程师们面对面，鼓励他们在推动钢铁业技术革新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他说，年轻一代要积极投身生产实践，“深入车间是一切工科研究的基础，现场工作永远重要。”
张寿荣院士和生产现场人员交流。
2022年7月1日，已经停产的武钢一号高炉，开放为市民可前往参观游览的国家工业遗址公园核心景点。
彼时，94岁的张寿荣听闻武钢子弟为国家攻坚研发芯片，特地发来视频寄语，“国家‘缺钢少铁’的状况早已改变，工业强国必须打破‘缺芯少屏’的局面。希望你们积极投身到新时代国之重器的建设中。”
【编辑：冀杰】
【来源：长江日报-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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