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树袋熊，正在杀死树

《自然新解》

作者：[澳] 蒂姆·洛

译者：林庆新刘伟毛怡灵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5月

我在许多年前参观袋鼠岛时，第一次听说树袋熊会伤害树木。

那里的一些桉树挂满残枝败叶，好像被旋风袭击过。但直到看见维多利亚州西部的弗瑞林姆森林（framlingham forest），我才完全直面这个问题。弗瑞林姆森林占地1200公顷，1861年被定为原住民的狩猎保护区。对移居者詹姆斯·道森（james dawson）而言，它是“一个悲惨的地方……它能被选中，显然是因为那里有贫瘠寒冷的黏土和沼泽，连种植一点卷心菜都需要付出大量力气”。

今天，这里是一片珍贵的森林绿洲，旁边环绕着数英里宽的焦干围场，但在30年前，许多树袋熊被放生于此，森林因此受到摧残。 2001年2月，我和朋友斯蒂芬·佩奇一起到社区中心去见社区主席赫比·哈拉丁（herbie harradine），他带着母亲霍普和女儿们，领着我们走到一两千米外的森林。

等待我们的是一片阴森恐怖的景象。

《列国图志之澳大利亚》（“discovery atlas”australia revealed，2007）剧照。

森林边缘的所有桉树都已死亡，面前100多棵树的残骸让我们目瞪口呆。接着我们继续往前开，青葱的和枯干的纤皮桉相间出现。赫比放慢车速，让我们看清树上的树袋熊。我们到达了一处野餐地，南面的所有树木都已枯死，再往远处即流淌着霍普金斯河（hopkins river）的山谷，山谷之外是干燥的围场。几年前可不是这番景象啊。

赫比说：“你要是三四年前来这里，能在一棵树上看到三四只树袋熊。”后来，几乎所有的多枝桉（eucalyptus viminalis）和卵形桉（eucalyptus ovata）都死了。到了1998年，树袋熊已无树叶可吃。

几年前，澳大利亚的《当前关注》（a current affair）节目报道了这片枯萎的森林，头发花白的莱尼·克拉克（lenny clarke）说：“看到这些动物在你眼前挨饿，而你却束手无策，这非常残酷。”树袋熊被放生到原本是原住民的禁猎保护区后，政府禁止原住民土地所有者伤害它们。政府对这一争议做出了回应，决定将1000多只树袋熊转移到其他保护区。环境部发言人彼得·戈尔德斯特劳（peter goldstraw）在电视上承认，树袋熊一开始就不该去弗瑞林姆森林：“没错，这就是环境部门的错。”1999年，生物学家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和凯瑟琳·汉德赛德（kathrine handasyde）抱怨道：“毋庸置疑，数以千计的树袋熊饿死，数百公顷的残存桉树林日渐退化或已毁灭。”赫比·哈拉丁希望今后能更好地管理这片森林。他说：“丛林作为万物之源，必须被放在首位。我认为丛林比树袋熊更重要。滑稽的是，你看到电视上说，树袋熊是濒危动物。我只想知道长辈们会怎么想，比如我的妈妈。”他沉思道，“她看到这样的丛林景象一定很难过。”

参观完弗瑞林姆森林后，我和史蒂夫向南驶向海岸。刚出森林几英里，我们竟在路边的野草中发现了一只树袋熊，这令我们惊讶得屏住了呼吸。它飞快地跑开，蹲在一个干草包旁，接着嫌弃地爬上了一棵古老的大果柏，树旁是一间屋子。柏树上有一只树袋熊——这是多奇怪的景象啊！饥饿的树袋熊从弗瑞林姆踏上遥遥觅食之路，却总徒劳而返。附近农场里的大部分多枝桉都已枯死。这只树袋熊在觅食的过程中穿过了许多没有树木的围场。似乎得再走几英里才有可能找到食物。它很可能会饿死。

《狂野澳洲：边缘》（wild australia: the edge，1996）剧照。

霍普·哈拉丁还是个孩子时，弗瑞林姆本无树袋熊。直到1970年，政府放生了37只到森林里。我告诉赫比，它们来自墨尔本外遥远的佛兰西岛，这让他很惊讶。1802年，探险家们发现佛兰西岛时，岛上并无树袋熊。

据说，1898年考润纳拉（corinella）的博物学家吉姆·彼得斯（jim peters）把树袋熊带到了岛上。他可能是在大陆发生了丛林大火后，为了安全起见才把它们带过来的。树袋熊天性使然，它们在岛上大量繁殖。20世纪20年代，一位眼尖的居民在一段 5英里长的道路上数了数树袋熊的数量，最后数出2300只。

桉树正在慢慢枯死。为了拯救桉树，农民们申请了捕杀许可。政府拒绝了该申请，而选择迁移树袋熊。居民每送来一袋“熊”，就能得到两先令六便士的报酬。1923年，50只树袋熊被带到附近的菲利普岛，6只被带到南澳大利亚州。在后来的几年里，树袋熊又被带到了佛兰西岛以北的一个小岛——鹌鹑岛（占地1000公顷）。

罗纳德·芒罗（ronald munro）从小就知道鹌鹑岛。他在“二战”中服役三年后，于1943年返乡，而等待着他的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他的话刊登在墨尔本的一份报纸上：“我在离岛一英里外的地方就发觉不对劲。”整座岛望去一片棕色，大部分的树木都已枯死。他说：“一片凄凉景象，散落着骨瘦如柴的树袋熊……那里有数以百计饥肠辘辘的瘦熊，其中许多还背着幼熊，有的坐在枯树上，有的则迟缓地走动觅食。一些树上还有零星的树叶，它们便会为抢夺这寥寥无几的食物而争斗。有些熊则漫无目的地走着，因为它们实在无力爬树觅食了。”

多家报社抨击了这一惨象，墨尔本的一家剧院还放映了一部报道这一惨状的纪录片。但维多利亚州政府利用战时审查制度阻止该影片流向国外，声称“树袋熊在枯木上晒太阳是常有的事”。但政府处境日渐尴尬，很快采取了行动，将1314只幸存的树袋熊迁移到澳大利亚的森林中。

就这样，在此后的几年里，有超过1.5万只树袋熊从佛兰奇岛和菲利普岛迁往维多利亚州的125个地方，还有一些迁往南澳大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都地区。这两个岛屿成了树袋熊的农场，这种繁殖力及领土拓展力俱强的动物从“泰迪熊”工厂大量生产出来。维多利亚州的大多数树袋熊都是约一个世纪前安置在佛兰奇岛的少数树袋熊的后代。它们大多是近亲繁殖的结果。

曾经，森林中的树袋熊死于疾病、林火或狩猎。如今，它们被送回了森林，我们应该对此表示感谢。但是，弗瑞林姆森林面临的问题已经在其他许多地方爆发了。成为树木杀手的有袋动物在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大行其道。一只树袋熊一天可以吃掉一千克的树叶。树袋熊的数量每3年就会增加一倍，如果不受捕食者和疾病的影响，它们会毁掉整片森林。树袋熊会啃食树木，直到它们枯亡。

南澳大利亚州的大多数树袋熊生活在不属于它们的地方。袋鼠岛的树袋熊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岛，很久之后，它们的后代来到了艾尔半岛。昆士兰—袋鼠岛的杂交树袋熊生活在墨累河地区，而阿德莱德山区也有自己复杂的杂交种。这些地方都不是树袋熊的原产地。它们最初只生活在该州的东南角。

到1996年，袋鼠岛的“熊”已由最初的18只增加到5000只。国家公园和农场里的树木正在枯萎，南澳大利亚州政府任命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来寻找解决办法。工作组由多位生物学家、一位环保人士和一位动物福利人士组成，他们得出一致结论：捕杀2000只树袋熊。该工作组称：“引进的树袋熊对残存生境过度啃食，这是当今南澳大利亚州主要的树袋熊管理问题。”

《远方牧场》（faraway downs，2023）剧照。

但环境部长大卫·沃顿（david wotton）大为震怒，他说：“南澳大利亚州会被认为是一个允许捕杀树袋熊的州吗？这将演变为国际事件。”旅行社和联邦政府赞同这个观点。但大多数南澳大利亚人接受了控制树袋熊数量的建议；一项民意调查发现，2/3的人赞成部分捕杀。南澳大利亚环境保护委员会（conservation council of south australia）、澳大利亚科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澳大利亚有袋动物协会（marsupial society of australia）、澳大利亚生物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biology）和袋鼠岛环保行动组织（eco-action kangaroo island）都发表了支持声明。

但政府启动了一项非常昂贵的计划，对多达2000只树袋熊进行绝育。手术时长15分钟，每只树袋熊花费136澳元，手术完成后它们会被送回野外。没有人喜欢这个选择，经过绝育的树袋熊仍然能够杀死树木。保护委员会的米歇尔·格雷迪（michelle grady）对总成本感到不满，因为南澳大利亚州在物种保护上的支出很少，这笔钱本可以为保护受胁物种做出重大贡献。澳大利亚树袋熊基金会（australian koala foundation）同样希望看到树木种植率的提高，因此建议引入衣原体病，染病的树袋熊将失去生育能力，但人们谴责了这一残忍的方案。

树袋熊对树木的损害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早在1915年，某国家公园中就发生过一次捕杀。1925年，博物学家阿尔伯特·勒·苏韦夫（albert le souef）报告说，树袋熊“在威尔逊岬的维多利亚国家公园里非常密集。因为它们毁掉了果实可作食物的树木，所以必须减少它们的数量”。虽然那次捕杀并未引起公众的不满，但时代已然改变。大量的捕杀活动仍在继续，因为农民为了拯救树木，会秘密地捕杀树袋熊。

奇怪的是，白人在定居澳大利亚的头十年里，并未见到树袋熊的踪影。囚犯和士兵在悉尼的森林里辛勤劳作，砍伐树木，猎取猎物，切割茅草，收获菝葜、醋栗和绿蔬。他们很快就看到了澳洲野犬、鸸鹋、袋貂、袋鼯和本地鼠类，但在十年后的1798年，人们才在一棵树上发现了树袋熊。四年后，他们得到了一只“猴子”（原住民称为“colo”）的脚。但又过了一年，才捕获到一只活树袋熊。这件事是如此奇特，以至于载入了殖民地史。丹尼尔·狄更斯·曼（daniel dickens mann）在1811年写道：“当地人发现了树袋熊或树懒，这种奇特的袋貂类动物有一个假肚子。1803年8月10日，它们被活捉并送到镇上。”当时悉尼已有14年半的历史。

《考拉大冒险》（the outback，2012）剧照。

在悉尼刚成为定居地时，这些动物（考拉、colo、树懒、猴子、袋貂，或者它们为人所知的任何名字）显然很稀少。当时树袋熊的密度显然不如今天。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有人在棕榈滩附近的灌木丛中只数出123只树袋熊。对此最佳的解释是原住民的狩猎。树袋熊行动迟缓，很容易被找到，它们相当于储存在树上的大型肉类储藏室。对捕食者而言，它们找不到其他会在白天睡觉的猎物了，因此树袋熊比其他动物更容易捕获。人类是它们的主要天敌，比澳洲野犬、蟒蛇或老鹰的杀伤力要大得多。在人类到达澳大利亚之前，树袋熊可能命丧袋狮之口或烈火之中。它们很少出现在化石记录中。

原住民失去土地后，树袋熊便开始肆无忌惮地繁衍。1844年，据说树袋熊和琴鸟都在部落衰落的地方大量繁殖。后来，哈利·帕里斯（harry parris）也有同样的想法。19世纪80年代，他在维多利亚州的古尔本河畔长大，记得童年时代嚎叫的树袋熊会打扰他的美梦。

后来，帕里斯听说在19世纪50年代，一位较早的殖民者三年后才看到树袋熊。出于好奇，他从探险家米切尔少校（major mitchell）那里开始研究该地区的历史。他说：“我仔细阅读了20多本书，发现没有一个人在古尔本地区看到过树袋熊。”

然而，1868年的一名殖民者可以从一棵树上射杀五只树袋熊。帕里斯总结道：“因此我敢说，白人到达时，古尔本并没有树袋熊，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成为原住民的食物……因此，我认为随着黑人数量的减少，熊的数量反而在增加。在 50和60年代，树袋熊的分布面积大大增加，看来主要是在分布在有赤桉树的地区……”过去，树袋熊在其生活范围内十分稀少；探险家和拓荒者很少看到它们。约翰·古尔德说它们“很少被发现”。

19世纪末，树袋熊毛皮的交易市场蓬勃发展，那时树袋熊已十分常见，可轻松捕获。仅在1919年，在昆士兰州就有100万张毛皮售出。对于这种大规模贸易与早期树袋熊稀缺的记录之间的矛盾，唯一的解释便是树袋熊的数量出现了激增。捕杀树袋熊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进行捕猎的不再是原住民，这种屠杀令早期环保人士十分担忧。一类猎人取代了另一类。树袋熊经历了两次数量激增：一次是在原住民被赶走后，另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法律保护出台后。

此版本的树袋熊历史受到了权威专家的认可。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参考了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和卡特琳·汉达西德（kathrine handasyde）的获奖作品《树袋熊》（the koala，1999年的一本好书），以及彼得·门霍斯特的《维多利亚州的哺乳动物》（1995年）。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树袋熊基金会声称，树袋熊正在消亡。他们无法理解联邦政府为何不把它们列为濒危动物。蒂姆·弗兰纳里（tim flannery）等权威生物学家呼吁对澳大利亚树袋熊基金会视为濒危的动物进行捕杀。这是一场大多数环保人士和生物学家都避而不谈的争议话题，因为一提到这个话题，大家都会剑拔弩张。澳大利亚树袋熊基金会已经承认树袋熊正在杀死南方树木，但它同样担心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部分地区的树袋熊数量减少，那里的低地森林正在被农场和住宅区所取代。

罗杰·马丁认为，树袋熊之所以能抓住我们的心，是因为它们会让人想起婴儿和泰迪熊。树袋熊的头身比为1∶3，与一岁的婴儿相仿。树袋熊科普读物中已经出现了树袋熊和人类婴儿同框的图片，同时还有“泰迪熊综合征”和“先天释放机制”等有关情感需求的内容。树上的树袋熊实际上是母亲腰间的婴儿。它们面部平，额头高，长相可爱，动作缓慢，白天很容易见到。伤害它们似乎是不人道的。但我们别无选择，除非更好的绝育技术很快就发明出来。我们不能继续失去树木，也不能让树袋熊惨死。

树袋熊只是当今澳大利亚树木死亡的原因之一。无论我们在哪里分割森林或砍伐树木，残余的树木都可能因哺乳动物、昆虫、植物或病害而死亡。有时，疫霉菌（phytophthora）等外来疾病或土地含盐量升高都难辞其咎，但罪魁祸首往往来自本土。人们常把这个问题称为“梢枯病”，但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各不相同。前文已经讨论过铃鸟和木虱，而其他元凶也值得在此一提。

人们通常不会将帚尾袋貂看作树木杀手，但对它们不利的证据越来越多。早在19世纪70年代，墨尔本西部的原住民就已指控它们是杀害树木的元凶。人们不再猎杀袋貂后，它们的数量随之上升。正如彼得·麦克柏森（peter macpherson）牧师所说，在早期，“黑人嚼着袋貂肉，而袋貂啃着桉树叶”。现在，只有后一环节存续至今。当澳洲野犬遭受捕杀时，袋貂也从中受益。詹姆斯·道森（james dawson）在1881年写道，当时弗瑞林姆森林周围的原住民失去了一种食物——蜜露，这是一种树上的昆虫分泌的美味的糖2。“他们说自己现在已经吃不到蜜露了，因为澳洲野犬被消灭后，袋貂的数量大幅增加，它们把蜜露吃光了。”人类和袋貂觊觎着同一种甜食。

《狂野澳洲：边缘》（wild australia: the edge，1996）剧照。

在今天塔斯马尼亚州的中部地区，帚尾袋貂正在杀死许多残存的围场树木。而在维多利亚州，人们也愈发怀疑帚尾袋貂正在损坏残余的小片树林。

新南威尔士台地存在严重的梢枯病问题，昆虫当属罪魁祸首。人迹稀少的围场树林和小型林地经常受到本地甲虫（叶甲和圣甲虫）的侵害。甲虫更喜欢围场里的桉树，因为在树下休息的牛羊为桉树提供了肥料，原始森林因此得以逃过一劫。树叶中氮、磷含量的升高让甲虫欲罢不能。食根虫的幼虫会在牧场上觅食，长成成虫后便侵蚀旁边的树木。

本地的茶藨子葡萄座腔菌（botryosphaeria ribis）会侵蚀病树，通常会杀死它们。放牧围场中的树苗长势堪忧，而且濒死的树木也没有被新树替换。这一衰败的景象令人感到遗憾。无独有偶，我在珀斯南部的路边看见数百棵因桉天牛（phoracantha impavida）而奄奄一息的棒头桉（eucalyptus gomphocephala），这种甲虫会使树枝枯死。专家认为，地下水的枯竭，加上干旱和霜冻，使甲虫占了上风。

然而，梢枯病也在森林中大行其道。在维多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随着伐木工的到来，一种能长出漂亮橙色蘑菇的真菌造成了树木死亡。澳洲蜜环菌（armillaria luteobubalina）是一种寄生生物，它环树根而生，导致根腐病和树叶枯落。20世纪50年代，这种真菌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此后事态每况愈下。它从被砍掉的树桩里悄悄长出，在被伐木工碰伤的树苗和树木上蔓延。金合欢树、豌豆丛、雏菊和百合花成片死去，面积高达20公顷。

在维多利亚州中部，有2500公顷的土地受到“中度至重度影响”。珀斯南部的真菌影响了红桉（eucalyptus diversicolor）的再生。红桉森林受到了粗暴的管理，健康树木被移除，剩余树木则被砍光，从而创造出了干净无残留的再生环境。澳洲蜜环菌便在树桩上滋生，随后占据下一代的森林。科学家希望，利用其他真菌的生物防治能抑制其扩张。

另一种西部桉树——边缘桉（eucalyptus marginata）正日益受到穿孔蛾（perthida glyphopa）这种小型蛾的侵蚀。在一项出色的研究中，伊恩·阿伯特（ian abbott）和同事研究了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各大植物标本馆中329份已脱水的边缘桉叶标本，这些标本可追溯到 1791年。欧洲人首次在某地区定居50年后，才出现穿孔蛾袭击的迹象。阿伯特认为，原住民在夏季点燃的大火烧焦了桉树树冠，并烧死了毛虫，而定居者在春季点燃的小火则使毛虫得以扩散。狩猎-采集者会影响树上飞蛾的数量，这使原住民控制树袋熊数量的做法更容易接受。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都是在消灭有害动物，解救树木。

如今，澳大利亚许多地方的树木正在死亡，我们需要知道原因。直接原因可能是树袋熊、袋貂、昆虫、槲寄生或病害，但故事总比这更复杂。森林是个复杂的互相制衡的网络，无法移除某些组成部分，无论是澳洲野犬、树木还是林火；也无法使森林碎片化，却又期望自然规律能够照常运行。小型保护区并非缩小了的森林，因为它遵循的是不同的法则。在应对杀害树木的动植物和病害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一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