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尔
编辑|尼尔
前言
“共同体”一词从产生之日起，便被视为维护个人权利和个人安全的一种理想形式。
社区这一理念，不但可以给生活在社区中的个人带来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而且可以促进群体身份的形成，提高群体的凝聚力和一致性。
《想象的共同体》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国家实质上是一个“想象的团体”的论断。这种“想象”并非“捏造”，它只是一种集体认识的必然结果。
所以，在电影的创造和实践过程中，怎样才能真正地塑造出一个民族的整体，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
《万里归途》的叙述方式也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它从个人、民族、世界等多个视角，对传统的英雄形象进行了消解。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种具有人性和中国特色的民族幻想，从而对新主流影片群体叙述方式进行了革新和探讨。
个体想象：反英雄主义的新时代英雄形象
在电影中，传统的英雄形象往往服务于宏大叙事，其不仅具有超于常人的能力，还有人间大爱。
在关注个人化叙述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希望能从一个更为具体的角色中，找到一个区别于一般角色的角色。
《万里归途》将故事的出发点从大故事转移到了人物身上，保持了人物的人情味，在细节上体现了人物的魅力，将外交人员“卑微而伟大”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好莱坞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万里归途》中的这位外交家并没有表现出“伟光正”般的勇敢和憎恨，他更像是一个将自己所有的缺陷都暴露出来，在人性的软弱中沉浮，最后做出了决定的人。
张译扮演的是一位外交官，在“大家”与“小家”之间，他在面对新的任务时，总是选择逃避，他要回去陪着自己的老婆。
这种基于个体角度的纠缠和冲突，在不知不觉中引发观众的共感与同情，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当章宁也面临着家族的重担，但仍能表现出一副豁达开朗的模样时，宗达威再也没有了往日的优雅，他给章宁带来的只有无数的冷言冷语与嘲笑，讥笑章宁冲锋陷阵，只为晋升与财富，抛弃了自己的老婆。
这些指控其实都是在为自己辩解，他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但他不可能和章宁那样，做出最正确的决定，所以他只是用了一种比较保守的方式来应对。
电影中，他毫不掩饰地暴露了他的弱点，这样，他的角色就会变得更加栩栩如生，也会让观众明白，舍小家，为大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英雄”也是活生生的，他们也会做出牺牲，这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
从实质上看，他既是一位老练而灵活的外交家，又是一位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平凡人。
在章宁牺牲之后，为了履行自己对朋友的诺言，也为了自己的职责，他决定参与到撤离任务中，承担起保护“大家”的任务。
当他试图打开一条撤离的道路时，却被边防检查员哈桑拒绝了，他表现出了一副低声下气的样子，试图和哈桑套近乎，争取到通关的机会。
面对哈桑的几次为难，他都是强按捺住心中的怒火和烦躁，转身就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展现出了极强的自制力。
在撤离途中，以宗大伟为首的团队遭到了反对派的阻击，并被强迫加入了“俄罗斯转盘”。
两次被枪口指着，他都感到了绝望和惊恐，一边打着赌，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但他还是坚定地向反对派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并发誓要维护中国人民的权益。
与普通人没有任何不同的反应和情绪表现，这让宗大伟的形象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在这些细微之处，人们可以从中获取到的角色信息，这不但让角色变得更加可信，也更容易引起共鸣，从而更加深入地去感受到剧情。
民族想象：作为认同感载体的身体媒介
《万里归途》通过俄罗斯转盘、穿越沙漠的步数等细节多次将身体作为故事的关键情节和线索点，通过身体书写引发观众共感，进而在民族层面形成共同体想象。
在《万里归途》这部电影中，他曾经两次被拉进了俄罗斯人的命运之轮，被逼着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别人的生命，而他必须用一把没有上过子弹的左轮手枪来换别人的生命。
第一次转盘游戏的赌注是被反叛军以“不是中国人”的理由扣留下来的努米亚籍同行司机瓦迪尔。
面对这样的生命危机，作为海外华人的领导者，不管是从个体角度，或是从群体角度，都不能马上做出决定，要不要参加这个“死亡赌注”。就在罗兰迟疑的时候，瓦迪尔先其一步，朝他开了一枪，接着整个人便瘫软在地。
瓦迪尔的死，给了所有人一个宣泄的机会，沉重的压力，朋友的死亡，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和无措之中，这些都是宗承志这个角色的开始，也是一个让人浮现出一个国家的共同幻想的契机。这一刻，现场的气氛有些凝重。
第二轮抽奖，押的是他的朋友白婳和他的老婆章宁，还有一个努米亚人的女儿，但反叛势力认为这个女儿不是外国人，所以押在了她的身上。
白婳母女此时此刻与宗大伟远在中国的妻女相对，被赋予新的含义，即宗大伟对“国”和“家”的爱
保护白妈妈，不仅仅是宗承志身为一名外交人员的责任，也是他保护自己“家”的坚定意志。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使他面对“死”，变成了一种自觉的抉择。
《俄罗斯大轮回》的剧情，以肉体为载体，勾勒出了一个角色的弧光，而在宗大伟终于克服了所有困难，获得了一个完美的结尾，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下意识地以肉体为载体，与这个群体达成了共鸣，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国家精神。
由于没有运输手段，前往集结地点的足迹也就成了说明撤离的艰辛之路的载体，原本预定的撤离地点早已失守。
想要找到新的集结地点，就必须从另外一条路线出发，沿途不知道会遇到多少风险，物资匮乏，体力消耗殆尽，还会遭到敌人的伏击，就在所有人都埋头赶路时，其中一人则在小本子上写下自己的足迹。
当一行人穿过沙漠，穿过战场，终于抵达达迪拉特时，之前的纪录者一屁股坐在了聚集地的地上，大声报出了他们的总脚步：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一十三步。
所有人都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模样，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狂喜与欢呼，撤离工作的艰辛不言而喻，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所震撼。这一刻，每一步都代表着他们战胜了一切困难，也代表着他们的凝聚力和坚强。
《万里归途》通过对身体媒体的使用，自然而然地激发了受众的身份，并将身份转化成了国家想像，从而在无形中深化了中华民族的自觉，让这些历史在电影中重新获得了生命力，获得了新的价值。
世界想象：场域中的民族意识表达
《万里归途》以努米亚为背景，将各国的特色与要素融入到了撤离的过程中，从各个角度展示了各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增加了故事的层次性，增加了读者的认同感，并产生了更多的民族联想。
从《万里归途》的表层构造来看，它体现了中国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的冲撞和开放。
电影将中国的因素放置在一个陌生的背景下，与处于危险境地的外国使节和海外华侨产生了强烈的反差。破败的努米亚街巷，与温馨的中国街头，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宗达伟等人所过的努米亚地区，到处都是混乱、纷争和废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年轻人和高楼大厦，正在聊天。
在努米亚的街道上，所有人都被吓得四分五裂，但在宗达威的领导下，所有的华侨都紧紧地抱成了一团。
他的出现给正在撤离的海外华侨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与团结，他的外交角色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形象与意愿在国外的扩展。
宗庆先和老婆陈悦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已经到了迪拜，外面的人群虽然在为他们燃放烟花迎接，但实际上却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和枪击。
这种与本地环境迥异的异国景观所产生的新鲜感，激发了观众对电影的兴和期望。电话将两个空间打通并联系在一起，两方完全不同的情况与处境，让两个空间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被无限地扩大。
在这种比较之下，观众自然而然地会对自己的和平生活产生一种爱与珍惜，在不知不觉中，他们会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认同与对民族有一种归属感。
就其深层次的构造而言，《万里归途》以“归”为题材，从个体到社会再到国家，建构出一种由个体再到群体的想像，从而达到族群身份的目的。
影片的主线是“撤侨”，本质上则是“回归”。而对努米亚人来说，回国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渴望，也是他们寻找身份与了解的一种方式。
对于那些流亡海外的人，他们渴望回归自己所熟知的土地，重新得到国家的保护；海外华人团结合作，共渡难关，在回国的过程中，他们逐步实现了个人身份、民族属性和国家意识等多元的身份认同。
对于努米亚民众而言，瓦迪尔和哈桑都希望他们能坚持自己的原则，为国家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中国与努米亚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交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两个国家对于国家统一的共同愿望。
本片以“回归”为题材，将中美两国民众的境遇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界中进行比较，这既有助于电影的叙述深度，也有助于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提高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程度。
结语
在目前的新主流电影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自觉遵循的指导理念，而如何以高质量和高要求来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对电影市场的一次考验和一次挑战。
《万里归途》着眼于“人本性”，追求人物的刻画与叙述的感人，而非惊险的场景与精彩的故事情节，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身体媒介的使用、空间场域的表达以及陌生化的叙述上都有了创新与发展。
《万里归途》是在受众对个人身份的召唤下，响应受众对新时期主人公的期望，创设出一种特殊的群体叙述方式，从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群体审美效应。
参考文献：
[1]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
[3]马婷杨《英雄空间理论视野下当代中国的“反英雄”现象研究》
[4]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