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德加德·吕文施泰因出生于科隆的犹太人家庭，属于大市民阶级。1931年，她与同为犹太人的埃尔文·瓦尔特·帕尔姆（e rw in w a lte r pa lm，又译欧文·瓦尔特·帕姆）相识于海德堡。彼时的她是个心系天下的女大学生，先后师从卡尔·曼海姆和雅斯贝尔斯，而他是个热衷古代文化和艺术的才子。惺惺相惜的两个年轻人爱得炽烈。次年，他说想去心驰神往的意大利留学，她义无反顾地跟随。没想到仅一年后，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留学成了流亡。尽管如此，这对恋人还是在意大利居住了六年，她不仅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也成为了他的妻子。然而那柠檬花绽放的地方最终并未幸免于时代的疯狂：墨索里尼颁布种族法后，这两位在当地已颇受人尊敬的“国家敌人”被驱逐出境，踏上了真正的流亡路途。
栖风宿雨地辗转多国之后，两人终于在加勒比海上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停下脚步。这并非他们的选择，只是北边的美国、墨西哥，南边的阿根廷、巴西，都没准予他们签证，唯有这个由独裁者特鲁希略（ra fae l tru jillo）统治的岛国，接纳了这对潦倒的犹太夫妇。
1940年开始，她的时间以另一种速度流逝。
她是只轻盈的小鸟。
她是只迁徙的候鸟，飞越苦难，依旧迁往“信任”。
对战后的德国来说，她是一只和平鸽。
女性好像总是不知不觉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受虐者，起初不过是自愿的牺牲和奉献。多敏和丈夫一样拥有博士头衔，一样才华横溢，却或是为了生计奔走于各个德语培训班，或是伏案将丈夫的论文翻译成西班牙文和英文。丈夫很快就在异乡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和创作领地，她则如同勤勤恳恳的秘书，拍照记录他的田野调查、埋头整理他的每一份研究。
她越来越活成了海岛上的孤岛。她曾以为只要有丈夫的爱，流亡中的一切苦痛都可以承受。这种信念很快就坍塌了。两人的婚姻越来越岌岌可危，丈夫沉醉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拉丁美洲各地开展几乎没有经济回报的巡回讲座，享受着他“清贫的自由”。
1951年，她收到母亲突然去世的噩耗。他不但没有停下远行的脚步，甚至没有在信中给予她半句安慰。事实上，他早已恋上了一个富裕的古巴寡妇，正在计划离开妻子。
多敏和其丈夫的合影。
她崩溃了。准备自杀前，她拿起笔开始写诗。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但自私的丈夫坚决反对。无法孕育孩子，不代表无法孕育生命：词与词连接，句与句叠加，好似骨与骨，肉与肉。假如拥有孩子，或许多少能抚平她的伤痕，然而创造诗句，却既庇护了自己，也安慰了别人。诗行构成了呼吸的空间，她在白纸上写下一词一句，也重新一呼一吸。
从此，写作就成了不被生活击倒的新生命。失去故乡，失去母亲，失去孩子，失去爱情，但她赢得了诗言。1959年，年过半百的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只有一朵玫瑰支撑》，出版社甚至不得不让她篡改年龄，不然谁又有兴趣读一个五十岁女人的处女作呢？
我在空中布置一个房间，
在杂技师和群鸟中间：
我的床铺安在感觉的秋千
像风中鸟巢
在最远的梢尖。
我买下一条羊毛毯
它拥有最柔顺的羊毛
月光下的羊群
像闪亮的云朵，飘移在
坚实的大地上。
我闭上眼，把自己裹入，
可亲动物的毛皮
我想感受羊蹄下的细沙
倾听夜里的马厩
门闩插上的声响。
但我却躺在羽毛中，
颤悠在高高的虚空。
我头晕目眩，难以入眠。
我的手想要抓住什么，却只找到
一朵玫瑰作为支撑。
——《只有一朵玫瑰支撑》
土地是坚实的，她却只能如云般飘动，如鸟般迁徙。谁不曾希望找到可以永远扎根的家？然而土地似乎与犹太人的命运背道而驰，她只能在空中建造房子，把床铺安在秋千上。谁不想听到门闩扣上的声音，裹着温暖的毛被沉入梦乡？但悬在虚空中的她头晕目眩，难以入眠。谁不曾在痛苦中疾呼渴求强大的依靠？她却只找到一朵玫瑰作为支撑。
这朵玫瑰当然已不是他的爱情。她的玫瑰是她自己栽种的。生活中的一切都难以忍受，但手里还握着笔，笔里还淌着墨，描述难以忍受之事本身就是希望，笔杆与晕染在纸上的墨构成了一朵玫瑰，虽难称救赎，却足以支撑。
“树”：
从她的身体长出
鸟儿自然喜欢树。
她鸟儿般的双眼总在搜寻着树。
最终，从她的身体里长出大树。
童年时家中花园里种着的杏树，在她的诗中成了永立不倒的臂弯。她的父亲是律师，母亲热爱艺术，经常在家中举办歌唱沙龙。父母的极端宠爱（甚至近乎溺爱），让小希尔德像个“杏仁核”般躺在安全舒适的“杏仁”里。这或许也塑造了她阴晴不定的性格，与她交往甚密的朋友都承认，她绝对谈不上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帕尔姆是她离开童年杏树后寻找到的大树。她曾天真地设想，迁徙的小鸟也可在此筑巢。流亡的确将两人的命运彻底捆绑在了一起，但这究竟是祝福，还是诅咒？
多敏在书房。
丈夫是个“学术狂人”，上天也眷顾了他的学术生涯：来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后，他就在首都旧城区的古建筑中发现了安达卢西亚式庭院古迹，并通过相关研究迅速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成为圣多明各大学的首位德国教授。后来这片旧殖民城申请到世界文化遗产，他的研究功不可没，直到今天，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有以“帕尔姆”命名的街道和基金会。战争结束后，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让他成为最早一批申请到奖学金的犹太学者，先是通过古根海姆奖学金前往纽约，后又通过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回到德国，最终以罕见的“海外成功犹太学者”身份重返海德堡大学。
奥德修斯的漫长归途终于迎来句点，绕地球大半圈之后，两人终于重回相识相恋的小城。她曾经坚信，只要有他，无休止的航行终有尽头。航行的确结束了，只是物是人非。虽然他们在别人眼中是一对梦幻学术伴侣，但对两人来说，这景象不过是往日的残痕。
曾经，她全力支持丈夫的学术，可当她需要支持时，却发现这棵树其实只在乎自己枝繁叶茂，甚至想抖落这只早早筑巢的小鸟。曾经，“写诗”的领地一直被丈夫独占：他不仅是历史学家，还自诩为天生的诗人。他喜欢和妻子一起读诗、译诗、讨论诗，却很难接受家里出现一个与自己竞争的女诗人。
但这次她不能再压抑自己，不能永远做他的“学术女仆”和“诗歌伴侣”。即使女性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依旧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下，但如今她的身体迫切需要长出自己的树。在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下，她以新的名字重生。她曾是希尔德加德·吕文施泰因，婚后成了希尔德·帕尔姆（hilde palm），现在她是希尔德·多敏（hilde dom in）：“多敏”（dom in）来自曾经的流亡地“多米尼加”（dom inicana）。她随丈夫在这个陌生的岛屿流亡了十四年，经历了多重意义的死亡。如今她才发现，从自己弱小的身体上也能长出可以扎根的树：
一棵名字怪异的树，
一棵像所有树的树，
从我身上长出，
像长自所有逝者的身体，
无关乎何处。
——《残酷的竞逐》
诗集出版后，作为“回归诗人”的多敏在德国受到追捧，这让丈夫很不自在。成为诗人的妻子与他一样精力充沛，热衷各种公共活动，朋友们打趣她为“小希尔德饕餮”（hildchen n immersatt）：她不仅醉心于举办诗歌朗诵会，也喜欢接受采访，并且不错过海德堡丰富的文化活动，音乐会、剧院、大学和中学课堂，处处有她的身影。她享受自己的名声，以及自己在文化界受到的宠爱。
圣多明各的帕尔姆、多敏纪念牌匾。
或许因为此前的压抑和失语，让走入公共视野后的多敏更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拒绝阐释自己诗歌的策兰几乎完全相反，多敏非常愿意、甚至热衷于谈论自己的诗歌。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她甚至还写了不少诗学散文来论述自己的创作意图。不仅如此，她在政治问题上更是特别顽固。在海德堡，她不仅作为一个诗人，也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闻名。
然而最打动我的，依旧是她1959年和1962年的最初两部诗集。在那里，她最真实地展现着无解的痛：
一只无脚的鸟是一曲哀歌
没有树枝，没有手掌，没有鸟巢。
一只在逼仄中受伤的鸟，
一只在广阔中迷失的鸟，
一只在海洋中淹溺的鸟。
一只鸟
是一只鸟，
是一块石头，
它在尖叫。
一只哑巴鸟，
无人听见它的尖叫。
——《鸟怨》
事实上，细心的读者能清晰听见这只“哑巴鸟”的尖叫。诗歌成了她的抵抗，她不再需要虚伪大树上的鸟巢，她成了经历过海上风暴后的孤鸟，从血红色的肋骨下找回了坚守者的哀歌。
如果没有树上的巢，
那就通过云的托举，
成为永恒飞翔的鸟。
通过研究大量书信和手稿，多敏晚年挚友、她的传记作家玛里昂·陶施韦茨（marion taus⁃chw itz）向我们揭示，多敏显然通过修改诗歌、篡改日期、出版自传，营造出与她“一生挚爱”的丈夫和谐生活的假象，仿佛阴云未曾笼罩爱的天空。事实上，在读到陶施韦茨的传记前，我就在她的中后期诗歌中读到些许虚伪与空洞，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献给丈夫的一些情诗。虽然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将“抒情的我”与诗人等同起来，但她的诗言与她的生活之间那不可割裂的共生关系，又实在呼之欲出。
这恐怕是诗人对爱的一种执念”。多敏试图通过文字构建一种更理想的人生，甚至创造一种“爱的神话”。尽管如此，欢快与哀伤依旧像万变的云朵，在她的诗中来回打转。她的文字兼具南方的热情与北方的冷峻，“抒情的我”无时无刻不在“孤独”与“安全”之间摇摆。
第一次读到多敏的诗是在2009年去海德堡念书时。彼时女诗人刚去世三年。在德国的第一个年末，我去主街上的塔利亚（thalia）书店，参加为期一天的年终盘点，赚点儿可怜的生活补贴。中午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我就在“畅销区”翻看多敏诗集。这位海德堡名人对于当时的我还十分陌生，就像对今天大部分的中国读者那样。
绝非一见钟情的阅读。当时的我十分崇拜在宿命的“重负”中找到“神恩”的法国女思想家西蒙娜·薇依，这个在“轻盈”中持守“信任”的女诗人多敏自然让我觉得难以承受。诗人自己最珍爱的那首诗《亚伯，站起来》让我倍感疏离（据说她的每场个人朗诵会都以该诗结尾）。与其他经历流亡的犹太诗人相比，多敏的作品极少涉及犹太教主题，但她在这首诗中却回溯到人类的第一场兄弟残杀”。她向被杀害的亚伯呼唤，呼唤他站起身，由此重启历史：
亚伯，若你不起身，
这个唯一的答案
又怎能
有所改变
——《亚伯，站起来》
根据《创世记》，该隐因嫉妒兄弟亚伯受神宠爱，设陷杀害了他。神找不到亚伯，就问该隐他兄弟去了哪儿。该隐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伪问题”回避了神的质疑：“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多敏在诗中宣称，假如人类能回到这个“伪问题”之前，就可以重返“兄弟情义”。
可是这个“伪问题”之前的谋杀呢？那个“罪与罚”的开端呢？那个人类关系整体悲剧的原点呢？“亚伯，站起来，让我们所有人之间的事，有一个不同的开端”。在我看来，这一召唤如同从虚空中喊出，甚至接近一种“自我神化”，在神学上根本站不住脚。
这样轻薄无力的升华在她的中晚期作品里处处可见。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细读多敏，甚至是后来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德语犹太女诗人时，也只偶尔涉猎她的诗歌。
2023年夏天，我去海德堡探望一位忘年交。她喜欢多敏，我就随她一起探访了多敏的墓。2006年，96岁高龄的女诗人去世时，依旧选择了与18年前去世的丈夫合葬在海德堡的“山丘公墓”（bergfriedhof）。朴素至极的墓碑上刻着她早就选定的诗句：
“我将脚放入空中，
它会托举”
在两人的墓前，我又一次想到了那首《亚伯，站起来》。这对夫妻何尝不像该隐和亚伯？这段奇特的爱仿佛一场旷日持久的智识较量。虽然多敏在诗中称自己是“亚伯的孩子”，但或许很难说谁是该隐谁是亚伯。在这段充满嫉妒、欲望、角逐的关系中，两人都在某方面彻底败下阵来：多敏在她珍视的爱情里，帕尔姆在他宝贵的诗艺中。也许，多敏的那声“亚伯，站起来”只是渴望自己有宽恕的勇气。只有自己选择站起来，才有可能让故事回到原初。
倘若没有经历过失落的爱，倘若没有体验过坠落的信任，下面的文字是无从诞生的：
夜幕降临
于是你爱
并非爱那美的
而是爱那丑的。
并非上升的
而是注定坠落的
并非在你助人的地方
而是在无依之地
这是一个温柔之夜，
这夜你爱——
爱那些即使爱
也无法挽救的事物。
——《温柔之夜》
她通过诗歌所完成的，不正是去“爱那丑的”吗？不正是去爱那“注定坠落的”吗？不正是让已死的自己“站起来”吗？在诗的温柔云端，痛苦被放下，爱被重新托举。
多敏与帕尔姆的合葬墓。
在鸟喉间
呼吸，
在树枝间。
词
如同风
神圣的呼吸
出发又回归。
呼吸总能找到
树枝
云朵
鸟喉。
词
神圣的词
总能找到嘴唇
——《艺术久长》
她始终用小鸟般的眼睛打量世界：带着稚气，满是倔强。她温柔地相信着奇迹，假如曾经依靠的大树已倒，就让自己身上长出树来。多敏的故事是一曲哀歌，她的词却总是坚毅地闪着微光。被割舌的菲洛梅拉、只能哞哞叫着哭诉的伊娥，她们不仅是往昔神话里的失语者，如今依旧是女性的镜中自照。然而多敏至少做出了改变，她挣扎着让词找到女性的唇。
最终的神圣，就是词。
她非圣人。她的真实，她的假面，都是她的自白。她的词，正是每个读者能与她、与己相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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