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吧,桂枝,这日子没法过了。"
父亲站在院子里,望着天空说出这句话时,我从未想过姑姑会在那个寒冬的夜晚默默收拾行李离开。
那是1986年的冬天,我家住在东北一个小县城的筒子楼里,两间正房,一个小客厅兼饭厅,一个狭小的厨房,外加一个用砖头围起来的小院子,院子里堆着冬天的煤球和半人高的白菜窖。
父亲在县轻工厂当车间组长,每天回家身上带着机油和汗水的气味。
母亲是县第二小学的语文老师,总是抱着一摞作业本,戴着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冬天脸上冻得通红。
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那年刚上初中一年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比父亲还大。
日子虽然不富裕,但在那个票证还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年代,也算是小康之家了。
姑姑桂枝比父亲小五岁,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嫁到了县城另一头的建材厂家属院。
说起姑姑的婚事,那时候也算是一桩体面的事情。
姜建设是县建筑公司的技术员,还是个技校毕业的"知识分子",家里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到周末,院子里的孩子们都挤在姜家看《西游记》。
姑姑嫁过去的时候,用了四个大书包才装完她的嫁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和几个叔叔用自行车驮着她的箱子,浩浩荡荡地穿过小县城的街道,被街坊四邻夸得合不拢嘴。
那年国庆节,窗外的树叶刚开始泛黄,我正在屋里写作业,忽然听见院门被推开的吱呀声。
姑姑突然提着一个旧帆布包出现在我家门口,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桃子,眼角的泪痕都没擦干净。
她对父亲说:"大哥,我和姜建设离婚了,我想在你这儿住几天。"
父亲长叹一口气,手中的红塔山几乎要燃到手指才回过神来,让姑姑进了门。
母亲忙着给姑姑收拾出我的小屋,把我的书桌挪到客厅,让她暂住。
我被安排和父母挤一间房,心里虽然有些不情愿,但看姑姑那副模样,也不好说什么。
起初,家里人都尊重姑姑的选择,没人多问她为什么离婚。
那时候,离婚在小县城是件稀罕事,就像文革后期的喇叭裤一样引人注目,邻居们私下议论纷纷。
母亲告诉我不要在外面乱说家里的事,特别是关于姑姑的。
"人家已经够难的了,咱们别再添乱。"母亲一边削土豆皮一边压低声音对我说。
姑姑刚来那会儿,总是躲在屋里哭。
晚上我去公共厕所,经过她房门,能听见里面压抑的啜泣声,像是被被子闷住了嗓子。
白天姑姑就帮着母亲择菜、洗衣服,倒也勤快,只是眼神总是木木的,像是丢了魂。
有一次我偷偷问母亲:"姑姑为什么离婚呀?"
母亲叹了口气:"大人的事,小孩子别问。"
后来还是听隔壁李奶奶说,姜建设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还是县电影院放映室的,据说长得像是香港明星。
一周过去了,姑姑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我的作业只能趴在床上写,客厅的光线太暗,冬天来了,五点多天就黑了,煤油灯的光照得我头晕。
一个月后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脸上带着疲惫,但还是倒了杯热水给姑姑,然后找她谈了谈。
"桂枝,要不你回娘家住段时间,或者找个单位上班,工厂宿舍条件虽然差点,但总归是自己的地方。"父亲的声音很低,像是怕惊动了谁。
我躲在灶台后面,听见姑姑哽咽着说:"我不想回去让老娘操心,她身体不好,再等等吧,等我缓过这口气。"
父亲皱了皱眉,没说什么。
毕竟是亲妹妹,又是这种境况,也不好强硬赶人。
他又递给姑姑一支烟(那时候女人抽烟虽然少见,但也不算罕事),两人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吸着,烟雾缭绕中姑姑的脸庞显得格外憔悴。
慢慢地,我发现家里的氛围变了,像是结了一层薄冰的水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夜里常听见父母在厨房低声争执。
母亲的声音虽轻,但语气坚决:"她已经住了两个月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再等等吧,她现在心里难受。"父亲总是这样回答,语气里带着无奈和疲惫。
"老刘,咱们不是不帮她,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母亲的声音微微颤抖,"屋子本来就小,老四还在长身体的时候,挤一张床睡觉,你看他最近眼圈都黑了。上回老班来家访,说他课堂上老打瞌睡,这不耽误学习吗?"
我确实睡得不好。
爸妈的鼾声此起彼伏,加上每天上下学,功课繁重,我整个人都蔫了,像是窗台上缺水的文竹。
班主任周老师还专门把我留下来谈话,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欲言又止,最后只说自己最近睡眠不好。
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清晨,我被父母的争吵声惊醒。
原来姑姑身上带来的钱用完了,昨晚趁父亲喝了点酒,开口借了五十块钱。
那时候,五十块可不是小数目,够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了。
"你就这么给了?连张借条都不打?"母亲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满。
"她是我妹妹,借个钱还要打借条?"父亲有些恼怒。
"不是借条的事,是态度问题!她有考虑过咱们家的难处吗?"
"行了行了,我的工资我做主。"父亲烦躁地摆摆手。
母亲一下子哭了:"你就知道心疼你妹妹,你妹妹比你老婆孩子都亲是吧?"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只听见母亲低声的抽泣。
日子一天天过去,姑姑在我家住下来的事实似乎已经被所有人默认了。
她帮着做家务,偶尔带我出去玩,渐渐地我也习惯了她的存在。
但我能感觉到父母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父亲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候借口加班,其实是在厂里的休息室打牌消磨时间。
母亲的脸色也越来越差,眼角的鱼尾纹深了许多。
有一天,姑姑突然在吃晚饭时说:"大哥,我想去你们厂里上班。"
筷子停在半空中,父亲惊讶地看着她:"你没上过班,不会操作机器。"
"我可以学啊,做个普工有什么难的,厂门口不是贴着招临时工的通知吗?"姑姑满不在乎地说,仿佛她已经做好了当工人的准备。
那时候国企进人不容易,需要有指标,更别说临时工了。
父亲在厂里虽然是个小组长,但也没什么特权。
但经不住姑姑央求,父亲还是去找了车间主任说情。
结果可想而知,碰了一鼻子灰。
那天晚上,父亲回来,脸色很难看,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
"桂枝,不行,厂里说今年名额满了,明年再看看。"父亲摘下帽子,有气无力地说。
姑姑却像听不懂似的,只说下次再试试。
母亲在一旁叹气,眼神里满是无奈和隐忍。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已是深冬。
东北的冬天格外难熬,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里,家里的煤球要省着用,水管经常冻住,早上起来要拿开水瓶烫水龙头才能接到水。
我上学穿着父亲用工厂发的棉袄改的棉衣,脚上蹬着挤脚的棉鞋,可还是冻得鼻涕挂到嘴边。
回到家,家里并不比外面暖和多少,只有靠近煤炉的地方才有一点暖意。
但姑姑仿佛没看见这些困难,依然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吃完饭就坐在炉子旁看小人书,完全没有要改变现状的意思。
"桂枝姐,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自己的将来了?"一天,拿着针线帮我们补衣服的隔壁王大娘试探着问。
王大娘是个热心肠,平时没少给我们家帮忙,春天腌酸菜,冬天蒸年糕,总会给我们送一份。
姑姑抬起头,眼神不善:"大娘,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你大哥家也不宽裕,你这样一直住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王大娘放下针线,"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重新找个婆家了。我侄子单位有个老实人,四十出头,媳妇去世好几年了..."
姑姑脸一沉:"这是我哥家的事,不劳您操心。"
王大娘讪讪地走了,但这事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激起了一圈圈涟漪。
邻居们开始议论纷纷,说我家养了个"闲人",有人甚至编排出姑姑和父亲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最恶毒的谣言传到了母亲耳朵里,她当场就哭了,扔下手中的扫帚冲进了卧室。
我放学回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那天下午,我在学校心不在焉,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时,连题目都没听清。
放学路上,同学们躲着我走,有人指着我的背影小声说:"他家有个离了婚的姑姑,天天赖在他家不走,据说..."
我冲上去,二话不说就是一拳,结果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校服上全是雪水和泥点子。
父亲看到我这样,脸色变得铁青,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出了门。
我隐约猜到他去了哪里。
果然,他是去找那些造谣的家伙理论。
晚上回来时,他的手上有血迹,脸色却轻松了许多。
他没提这事,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儿子,别理那些人,他们嘴上没把门的,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一边说,一边把一个纸包塞给我:"尝尝,灯市街那个推车老头卖的糖葫芦,你小时候爱吃。"
那甜酸的味道一入口,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这些年,为了我的学习,家里省吃俭用,连这样简单的小零食都成了奢侈品。
而姑姑来了之后,家里的日子更加拮据,我已经一年多没吃过糖葫芦了。
"爸..."我鼻子一酸,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父亲拍拍我的肩膀:"好好学习,别的不用管。"
那天晚上,我偷听到父亲和母亲的对话。
"老刘,这日子没法过了。"母亲的声音沙哑,想必是哭过,"你也看到了,桂枝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你再这样纵容她,不仅害了她,也害了这个家。"
父亲沉默了很久,才说:"她是我妹妹啊。"
"我知道她是你妹妹,可你也是老四的父亲啊!"母亲声音哽咽,"你看看老四,学习成绩都下滑了,今天还和同学打架。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妹妹的吗?那些话...那些话...我都不敢重复..."
父亲又沉默了。
我听见他在厨房里来回踱步的声音,皮鞋底摩擦地板的声音吱吱作响,像是他纠结的心情。
第二天是星期六,姑姑又睡到很晚才起来。
外面下着大雪,窗户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我用手哈气,搓出一个小洞往外看,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
姑姑吃完早饭,想去隔壁小杨家看《西游记》录像,被父亲叫住了。
"桂枝,咱们谈谈。"父亲站在门口,难得严肃地说。
姑姑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警惕地看着父亲:"大哥,有什么好谈的?"
"你已经在我家住了五个月了。"父亲的声音低沉而坚定。
"怎么,你嫌我碍事啊?"姑姑语气一下子变得尖锐,像冬天的冷风。
"不是这个意思。"父亲缓和了语气,捻灭了手中的烟头,"我是说,你总得为自己的将来考虑。你才三十出头,大好年华,不能就这样混日子啊。"
"我怎么了?我不是每天帮着做家务吗?"姑姑提高了嗓门,引得邻居家的小狗都跟着叫了起来。
"桂枝,你明白我的意思。你得找个工作,自己养活自己。"父亲搓着手,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缭绕。
姑姑的脸涨得通红,像是煮熟的虾子:"大哥,你是不是嫌我花你钱了?我这就把借你的钱还给你!"
她跑进屋里翻箱倒柜,拿出一个绣了梅花的布袋子,里面装着几张皱巴巴的票子,"给,都给你!"
父亲没接那钱,摇摇头:"桂枝,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嫌我在你家住得太久了是吧?"姑姑声音颤抖,"我是你亲妹妹啊!我离了婚,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现在也要赶我走?"
姑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妆也花了,整张脸惨白中带着几分狰狞。
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
父亲和姑姑很少这样争执,更别说当着我和母亲的面。
"没人赶你走,但你总得有个打算。"父亲的声音低沉下来,像是一块压着的石头。
姑姑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我懂了,是弟妹看我不顺眼了是吧?"
"你别胡说!"父亲罕见地提高了嗓门。
母亲在一旁劝道:"桂枝,你别这样。我们不是不让你住,是希望你能自立起来啊。"
"你少假惺惺的!"姑姑指着母亲的鼻子,"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巴不得我赶紧走!当初要不是你,我也不会嫁给姜建设那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母亲气得浑身发抖,脸色煞白。
父亲"啪"地一拍桌子:"够了!"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父亲很少发火,这一吼把我们都镇住了。
"桂枝,你冷静点。"父亲深吸一口气,"没人赶你走,但你总得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你看看咱家这条件,本来就拮据,你再这样赖着不走,对谁都不好。"
姑姑抹着眼泪,声音嗫嚅:"大哥,我知道错了。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找工作,自己租房子。"
父亲点点头,事情似乎告一段落。
可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姑姑的态度又变了。
她开始对母亲冷嘲热讽,见面就阴阳怪气地说:"弟妹,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啊?我这个外人就不挑了,有口热乎的就行。"
她对我也视而不见,我问她话,她理都不理,好像我家欠她什么似的。
那段时间,家里的空气越来越凝重,连吃饭都充满了火药味。
我看见母亲偷偷哭过好几次。
有一次,我推开厨房门,看见母亲坐在小板凳上,一边择菜一边抹眼泪。
我心疼地喊了一声:"妈..."
母亲赶紧擦干眼泪,挤出笑容:"没事,眼睛进沙子了。"
她瘦了好多,连做饭都没力气了,手一抖,差点把盐罐子打翻。
父亲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下班回来不说话,只顾着抽烟。
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半夜不睡觉,仰头看星星,直到手里的烟头烧到手指才回过神来。
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滑,从年级前十掉到了中游,老师找我谈话,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我只能低着头不说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着,像是煮不开的粥,越来越稠,让人透不过气来。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那个寒冷的冬夜。
那天,气温骤降到了零下三十度,外面的雪下得很大,白茫茫的一片,连路灯都看不清了。
晚饭时,姑姑又和母亲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
不过是母亲煮的萝卜白菜汤没放姑姑喜欢的葱花,姑姑就说母亲是故意的,字字句句都是刺。
母亲气得摔碗走进了卧室:"我伺候不了这位大小姐了!"
父亲沉默地吃完饭,站起来去院子里抽烟。
那天我去上厕所,经过院子时,看见父亲的身影在雪中显得格外孤单。
他的身上落满了雪花,头发和眉毛都是白的,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他仰头望着天空,嘴里吐出的烟和呼出的白气混在一起,模糊了他的脸。
突然,父亲开口了,声音在寂静的雪夜里格外清晰:"你走吧,桂枝,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不知道姑姑是否听见了这句话。
当晚,家里鸦雀无声,各自回房睡觉。
我和父母挤在一张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第二天早上,天还蒙蒙亮,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
揉着眼睛爬起来,推开门一看,发现姑姑正拎着她来时的那个帆布包,轻手轻脚地往外走。
"姑姑,你去哪儿?"我迷迷糊糊地问。
姑姑回头看了我一眼,眼中有复杂的情绪闪过:"老四,你回去睡吧,天还早。"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脱口而出:"你要走了吗?"
姑姑嘴角扯出一个苦笑:"是啊,该走了。"
"去哪儿啊?"
"去找自己的路。"姑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姑姑这些年糊涂了,以为靠着你爸就能过日子,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昨晚你爸那句话,算是点醒了我。"
说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折叠得整整齐齐:"帮姑姑把这个给你爸。"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轻声说:"好好学习,别跟你姑姑学,自己的路要自己走。"
说完,她推开门,迈入茫茫白雪中,很快就消失在了晨雾里。
等父母起床,我们惊讶地发现姑姑的房间空了,她的衣物都不见了,只留下那张纸条:"大哥,我走了,别找我。"
父亲看了纸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肩上的重担。
母亲在一旁默默流泪,既是为姑姑担忧,也为这场风波终于结束而释然。
那之后,我们好久没有姑姑的消息。
家里的日子渐渐恢复了平静,父母不再争吵,我的学习成绩也慢慢回升,到期末考试时重新回到了年级前十。
直到三个月后,春天的第一场雨过后,父亲的一个同事说在邻县的纺织厂看见了姑姑,说她在那里当了工人,还租了一间小屋子住。
听到这个消息,父亲的眼睛亮了亮,但什么也没说。
晚上,我看见他站在院子里,望着姑姑离开的方向,无声地抽着烟,眼神中透着欣慰和释然。
又过了半年,那时已是金秋十月,天高云淡,树叶渐黄。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做作业,忽然听见院门被推开的吱呀声。
抬头一看,姑姑突然出现在门口,但她变了很多。
她的皮肤晒黑了,但红光满面,精神很好,头发剪短了,穿着一件簇新的蓝色工装,手里提着一个大包裹。
"大哥在家吗?"姑姑笑着问。
我赶紧叫父亲。
父亲从卧室出来,看到姑姑,愣了一下,然后脸上绽开了笑容:"桂枝,你来了。"
姑姑给父亲带了一条围巾,给母亲带了一双手套,还有我最爱吃的奶糖和麦芽糖。
"这是我第一个月工资买的,不值钱,但是我自己挣的。"姑姑脸上带着骄傲的笑容。
吃晚饭时,姑姑滔滔不绝地讲着她在纺织厂的工作和生活。
她现在是织布车间的普工,虽然是临时工,但勤快肯干,车间主任已经表示年底可能会转正。
"我住的地方虽然小,但是干净,自己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姑姑笑道,"我还养了两盆吊兰,绿油油的,看着就舒服。"
父母听得连连点头,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姑姑只待了一个下午就走了。
临走前,她拉着父亲的手说:"大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那天晚上的那句话,我可能到现在还赖在你家不走,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被人瞧不起。现在好了,我有工作,有自己的地方,虽然辛苦点,但心里踏实。"
父亲笑了笑,拍拍她的肩膀:"自己过得好就行。"
看着姑姑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
有时候,爱一个人不是一味地包容和纵容,而是适时地推一把,让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风雨。
就像我们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经历了无数风霜雪雨,却依然挺拔。
后来,姑姑在纺织厂认识了一个机修班的师傅,名叫张松林。
他比姑姑大五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山东汉子,媳妇三年前因病去世,留下一个上小学的儿子。
两人慢慢接触,彼此了解,竟然渐生情愫。
姑姑三十六岁那年,他们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在厂里的食堂办的,只请了几桌亲友。
父亲作为姑姑的长兄,主持了整个仪式。
在敬酒环节,姑姑特意来到父亲面前,端着酒杯,深深鞠了一躬:"大哥,如果不是你当年的果断,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幸福。"
父亲红着眼圈,一口干了那杯酒:"好好过日子,别再跟前夫一样的人。"
姑姑点点头,眼中满是坚定:"放心吧,我现在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这些年来,每当春节,姑姑都会带着她的新家人回来看望我们。
张松林是个手巧的人,每次来都帮父亲修修这个,补补那个。
他的儿子小峰也和我处得不错,虽然年龄差了好几岁,但我们都喜欢下象棋,经常杀得难解难分。
看着姑姑和张叔其乐融融的样子,我能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平凡而真挚的感情。
多年后,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临行前,姑姑特意从邻县赶来送我。
她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老四,记住你爸当年对我说的话: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依赖别人,要学会独立自强。"
我点点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每当我回想起那段往事,总会想起父亲在雪夜里说的那句话。
那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深沉的爱。
正是那句看似绝情的话,让姑姑重新振作起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最难的不是付出爱,而是用正确的方式去爱。
那个寒冬的夜晚,父亲教会了我这个道理,这也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人生路上,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依靠,而是那一声惊醒的呐喊,让我们从迷茫中苏醒,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