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高中毕业去摆摊，姐夫出钱供我上大学，如今我送他特殊礼物

姐夫的大学梦

＂周德明，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你上大学吗？＂姐夫王建国将一摞皱巴巴的票子塞进我手里，目光如炬。

那是一九九七年盛夏，我高考落榜，在县城东门市场摆了个小地摊卖盗版磁带。

那时的夏天格外闷热，空气中弥漫着榴莲和臭豆腐混杂的气味，蝉鸣声与小商贩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汗水浸透了我的白色背心，在柏油路面上几乎能煎鸡蛋。

我的地摊不大，就一块红白相间的塑料布铺在地上，上面摆着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的盗版磁带，还有几盒从广州批发来的＂小虎队＂和＂beyond＂。

那天我正蹲在地上，算着一天的收入，忽然看见一双磨得发白的解放鞋出现在眼前。

抬头一看，是姐夫王建国——市场管理处的收费员，手里拿着一本皮面的收费本和一支磨得只剩半截的铅笔。

他穿着褪色的蓝色工装，腰间别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头发早早地花白了，与他四十岁的年纪很不相称，脸上的皱纹比同龄人多得多，像是被生活刻意雕琢过的。

看到是我，他愣了一下，眉头紧锁，然后蹲下来，声音压得很低：＂小德，怎么在这儿？＂

我讪笑着说：＂高考没考好，差了二十三分，先做点小生意，明年再战。＂

姐夫看了看我摊上的磁带，又看了看周围形形色色的小贩，眼神复杂，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欲言又止。

＂这个……这个生意不是长久之计啊。＂他最终只说了这么一句，起身离开了。

那天傍晚收摊时，天空染上了一层暗红，远处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收音机里播着《今夜无人入睡》。

我正收拾磁带，把它们一一装进旧书包，姐夫又来了，这次脸上的表情无比严肃，像是下了很大决心。

＂德明，我想和你谈谈，去那边坐坐。＂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大榕树下。

榕树下有几张水泥桌凳，是老人们下象棋的地方，这会儿已经没什么人了。

我家的情况不好，父亲早年在砖厂干活时被传送带卷住了右腿，导致终身残疾，只能靠每月不到二百块的工伤补助过活。

母亲一人拉扯我和姐姐，靠在副食品店卖豆腐皮和自家腌的咸菜来补贴家用，手上常年都是一层厚茧，指甲缝里留着洗不掉的黄色痕迹。

姐姐李秀兰比我大七岁，初中毕业就进了纺织厂，踩缝纫机踩得小腿上全是青筋。

她嫁给王建国那年，我才十三岁，记得那天她穿着借来的红色旗袍，脸上的笑容像盛开的牡丹，而王建国呢，穿着一身借来的中山装，那么瘦，那么拘谨，却把我姐看得像宝贝一样。

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在生产队的大院子里摆了十来桌，放了鞭炮，喝了喜酒，就算是成了一家人。

＂复读一年要多少钱？＂姐夫问，打断了我的回忆。

他掏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摆摆手拒绝了，他就自己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透过烟雾望向远方。

＂起码三千多吧，学费加生活费，再加上参考书、辅导班什么的。＂我答道，心里觉得这个数字遥不可及。

父亲的工伤补助和母亲的营生加起来，一个月也就五百出头，扣除日常开销，根本攒不下什么钱。

＂嗯，那就这么说定了，＂姐夫掐灭烟头，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我给你出。＂

他把钱递给我：＂这是两千，剩下的开学前给你，你先回家告诉你爸妈，下周一就去报名。＂

那一刻，我惊得说不出话，手里的钱沉甸甸的，像是有千斤重。

姐夫一个小小收费员，月薪不过四百来块，这些钱不知是攒了多久。

＂姐夫，这……＂我支支吾吾地想拒绝。

＂拿着！＂他语气很坚决，眼神中透露出不容拒绝的坚定，＂我和你姐商量过了，你是咱家的希望，必须上大学！＂

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甜又苦又涩。

路过徐记包子铺时，我停了下来，看着里面热气腾腾的包子和馒头，香味诱人，平时总是舍不得买的，今天却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生怕辜负了姐夫的那一沓钱。

复读那年，我才真正发现姐夫为我付出了多少。

姐姐来我们家帮母亲择菜时，无意中透露，说姐夫为了给我攒学费，除了白天在市场上班，每天凌晨三点，他还骑着那辆黑色二八自行车去蔬菜批发市场帮人送菜，一趟只有五块钱，但一个月下来也有好几百。

＂他说车轱辘转得越快，小德的大学梦就越近。＂姐姐说这话时，眼里噙着泪。

早上七点，姐夫会赶回家，洗把脸就匆匆去市场上班，中午就在市场边上的小面馆对付一碗阳春面，从不舍得加份卤蛋或者叉烧。

有一次我去姐姐家，看见姐夫正在缝补那件旧工装，针线活干得笨拙，但很认真。

姐姐晚上悄悄告诉我，姐夫连冬天的棉袄都舍不得买新的，穿了八年的那件，肘部都磨出了洞，领子都磨得发亮，还是＂的确良＂料子的，早就过时了。

＂你姐夫念书时可聪明了，＂姐姐语气中满是自豪，＂他初中成绩特别好，本来能上重点高中的，还被老师点名表扬过。＂

＂那他为什么没继续读？＂我追问道。

姐姐叹了口气：＂可家里穷啊，爹娘都是农民，供不起，只好辍学。姐夫总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听完这些，我暗暗发誓要加倍努力学习，不能辜负姐夫的期望和付出。

复读那年，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挑着煤油灯看书，晚上十一点才睡。

除了上课认真听讲，课后我就泡在图书馆里，恨不得把每一本参考书都翻烂。

市里来了个新开的肯德基，同学们都跑去尝鲜，我却舍不得花那二十多块钱，就在学校食堂吃五毛钱一碗的白米饭就咸菜。

寒假回家，姐夫特意买了两斤猪肉，让母亲给我炖了一锅肉，说是＂补补脑子＂。

我吃着肉，看着姐夫筷子却只夹菜，问他为什么不吃肉。

他笑着说：＂我胃不好，吃不了荤腥。＂

后来姐姐告诉我，姐夫根本没有胃病，他就是想让我多吃点。

这些细节，都深深地刻在我心里，成了我奋斗的动力。

一九九八年七月，高考成绩出来了，我如愿考上了省城建筑学院。

那天，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了这个好消息，邻居王大妈手里拿着蒲扇，笑得合不拢嘴：＂德明有出息啊，考上大学了，还是省城的大学！＂

父亲破天荒地喝了半斤二锅头，红着脸对来祝贺的街坊邻居说：＂我儿子，大学生啊！＂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说：＂没想到我周家也能出个大学生，值了，值了。＂

姐夫王建国更是激动得不行，特意从集市上买了一只大公鸡回来，让母亲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

晚饭时，他一口气喝了三碗白酒，脸涨得通红，拍着我的肩膀说：＂德明，你是好样的！＂

离家的前一晚，姐夫喝多了，眼神迷离，拉着我的手说：＂德明啊，好好学，别像我这样......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什么也没留下。＂

他语气中有说不出的惆怅和遗憾，让我心里一阵酸楚。

第二天一早，我提着两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全部家当，在汽车站等车。

全家人来送我，母亲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亲手做的咸菜和腌制的鸭蛋。

姐姐给了我一条新毛巾和一双袜子，说是自己织的。

姐夫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五百块钱：＂这是路费和第一个月的生活费，不够再找我要。＂

汽车启动时，我趴在窗口，看着他们渐渐变小的身影，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大学四年，每个月姐夫都会寄来一百块钱，信封里总夹着一张纸条：好好学习。

字迹歪歪扭扭，却透露着浓浓的关爱。

有一次，我在宿舍收到姐夫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件新羽绒服，还附了张纸条：冬天冷，多穿点。

舍友们都羡慕不已，说我姐夫真好。

我翻开羽绒服的价格牌，心里一惊，三百多块！这可是姐夫一个月的工资啊！

那年寒假回家，我特意去了趟姐姐家。

姐夫不在，姐姐告诉我，他去市场加班了。

我无意间打开姐夫的衣柜，看到里面那件＂的确良＂棉袄还在，更破旧了，棉絮都露出来了。

我问姐姐：＂姐夫怎么还穿这件？＂

姐姐叹了口气：＂他说再穿两年，等你大学毕业了，他再添置新衣服。＂

那一刻，我心如刀绞，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答姐夫的恩情。

一次打扫卫生时，我在姐夫的抽屉里发现一叠泛黄的图纸——那是些未完成的建筑设计图，有住宅楼，有公园，还有一个文化中心的草图。

图纸画得很认真，用的是老式的蓝图纸，线条虽然有些稚嫩，却透露出不凡的构思。

那段时间，我在学校学的正是建筑设计，看到姐夫的图纸，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那么执着要我读建筑系。

那些图纸上的日期显示，是一九七八年，那一年姐夫十七岁，正是他辍学去砖厂打工的那年。

我仔细研究了那些图纸，虽然因缺乏专业训练而显得粗糙，但其中的创意和对空间的理解，确实有独到之处。

特别是那个文化中心的设计，融合了传统四合院和现代建筑风格，虽然技术上有些欠缺，但思路却很前卫。

大三那年，我和同学参加了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比赛，我的作品＂乡愁＂获得了二等奖。

评委们称赞我的设计＂既有现代感，又不失传统韵味＂。

他们不知道，我的灵感来源于姐夫那些泛黄的图纸。

拿到奖金后，我立刻给姐夫买了一件羽绒服和一双真皮皮鞋，寄回了家。

姐夫在回信中说，衣服和鞋子都很好，但太贵重了，他舍不得穿，只在过年时才小心翼翼地穿一次。

二〇〇二年，我大学毕业，被省建筑设计院录取。

毕业典礼上，姐夫和姐姐专门从县城赶来，姐夫西装革履，神采奕奕，虽然那西装明显是临时借来的，肩膀处还有些不合身。

他看着我穿上学士服的样子，眼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点头。

那一刻，我知道，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工作后的第一个项目，是家乡县城的社区文化中心。

这本是个不太起眼的小项目，但我却异常珍视，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圆姐夫梦想的机会。

我偷偷把姐夫那些图纸的元素融入设计中，在保证功能性和审美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还原了他那朴素却充满童真的构想。

比如文化中心的中庭，我采用了他设计的八角形水池；阅览室的天窗，也按照他的草图做成了折扇形状。

最特别的是入口处的石柱，我依照他的手绘，做成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样子，既有古典的雕花，又有简约的几何线条。

这个项目我投入了所有的精力，经常熬到深夜。

同事们都笑话我：＂不就是个小县城的文化中心吗，至于这么拼？＂

他们不知道，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项目，更是一份情感的传承和回报。

二〇〇七年，文化中心竣工了。

它不是什么宏伟的建筑，但在县城却颇为醒目，成了当地的新地标。

大理石的台阶，红木的大门，玻璃幕墙映照着蓝天白云，中庭的八角形水池里养着红色的锦鲤，阅览室的折扇形天窗让阳光洒落在书架上，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王建国六十岁生日那天，我专程回到县城，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一个精致的建筑模型，那是社区文化中心的缩小版，模型下方的铜牌上刻着：设计顾问 王建国。

姐姐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邀请了几位老邻居和姐夫的同事。

饭桌上，姐夫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市场的趣事，端起酒杯与大家碰杯，看起来容光焕发。

谁能想到这位普通的市场收费员，年轻时曾有一个建筑梦？

饭后，我单独留下姐夫，将那个模型送给了他。

＂姐夫，生日快乐，这是送给你的礼物。＂我有些紧张地看着他的反应。

王建国打开包装，看到模型的那一刻，整个人愣住了。

他抚摸着模型上的每一个细节，苍老的手微微颤抖，眼中闪着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这……这是咱们县的新文化中心？＂他声音有些发抖。

＂是的，＂我点点头，＂而且融入了您多年前设计的元素。姐夫，您看这个中庭，这个天窗，还有这个石柱，都是按照您的图纸做的。＂

他盯着模型看了许久，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德明，谢谢你，＂他声音哽咽，＂这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我没想到……＂

他说不下去了，只是紧紧抱住了我，肩膀不住地颤抖。

那一刻，时光仿佛倒流，我看到了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在煤油灯下，认真描绘着心中的建筑梦。

＂姐夫，现在您就是这个文化中心的设计顾问，实现了您的建筑梦。＂我拍着他的背说。

＂不，德明，＂他抬起头，眼中满是慈爱和欣慰，＂我的梦，早就通过你实现了。看着你从一个高考落榜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建筑师，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第二天，我陪姐夫去参观了文化中心。

看着他在八角形水池边驻足，在折扇形天窗下抬头，在石柱前伸手抚摸，那种满足和喜悦溢于言表。

几个小孩子从我们身边跑过，欢笑着在水池边追逐，阳光透过天窗洒在他们身上，映衬出一片金色的光晕。

姐夫望着这一切，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

＂德明，＂他轻声说，＂这真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我知道，我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梦，也圆了姐夫那个尘封多年的建筑梦。

在这座小小的县城文化中心里，承载着两代人的梦想与情感，它将长久地屹立在这里，见证着时光的流转与生命的传承。

望着姐夫满足的笑容，我想，这大概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馈赠——不仅是接受别人的爱，更是在适当的时候，以同样的爱回馈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