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性无爱婚姻35年，一个叫“喂”60岁女人，撕开了中国最惊心真相

35年前，随着一阵暴力殴打，一个女子在家乡的集市上被拐卖；

35年后，借助后代的努力和互联网的通达，她和健在的80岁父母重聚。

这是一个当时大环境下滋生出的个体悲情故事；

也是一个多年后，破碎人生被圆满的案例。

但真实生活远比单线故事复杂，过程也远比它多舛。

悲凉与感动交织，

也许我们更该思考如何把这台无奈的悲喜剧变为喜剧。

让她与他们不再被阻隔在幸福之外。

没有名姓的女人

没人知道村里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也没人知道她有多大年纪，只是看起来约莫有60来岁了。

她皮肤黝黑，身材矮小，一米四几的身高，

头发稀疏，颜色灰白，牙齿也掉得没剩几颗。

因为听力弱，又操着一口奇怪的地方口音，像是某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身边人听不懂她说的话，她也听不懂别人说汉语。

村里的各家各户都当她是哑巴或是精神病患者。

人们对她的来历和从前的经历一无所知，

连她的两个女儿也知之甚少。

丈夫平时称呼她就是一个字：“喂”，或者“哎”。

身份证上的“李玉荣”和1960年7月15日的出生日，是丈夫随便猜测着填的。

大女儿李新梅，

只记得母亲断断续续地为自己讲述过被拐卖的情形：

那年的冬天，她随着邻家嫂子去集市上，

才被哄到村外，就突然出现几个大汉，

蒙头盖脸把她绑上了不知去哪的车。

怕她逃走，天寒地冻中让她脱到只剩一层薄薄的单衣。

出省的火车上，还被打得口鼻都出了血，

有几颗牙齿也是当时打掉的。

她瑟瑟发抖，心生畏惧，终于被教训得听了话。

再有记忆时，她已经到了1400多公里外的河南辉县早生村。

在李新梅父亲的叙述中，

母亲是被大姑从街上花1000块钱买来的。

大姑看她可怜，想到了还未婚配的弟弟，

就出钱买下，“硬塞”给了李新梅父亲。

之所以说是”硬塞”，是因为开始时，父亲表现出拒绝和极度不满。

他嫌弃这个女人又黑又矮，听力还差。

但盛情难却，他终于还是接受了这个其貌不扬的、买来的媳妇。

这个他听不懂对方语言，无法沟通的女人。

婚后，夫妻关系更像是两人之间的符号，

一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人，一个是干农活养家的依靠劳力。

偶尔才有一种近似于亲人的情感，这是后话。

大多数时候，他们之间只用简单的手势表达意图，

比如丈夫指着锅，她就知道该去做饭，指着麦子，可能是要她打药。

他们不会争吵，但更不会交流，家里永远沉寂安静。

在异乡的山沟沟里，

她就这么度过了没有名姓，孤独又沉默35年。

隔绝的生活和深度的恐惧

被拐卖的人都尝试过逃跑，这是挣扎的本能。

李新梅的母亲也没例外。

她跑过两次。

第一次，是卖到早生村没多久。

她拿着那件单衣，跑了两个多小时，就被来抓她的亲戚给堵住了。

第二次，是9年后。

李新梅已经4岁，妹妹也2岁了。

她没舍得自己一个人走，就抱着两个女儿一同离开。

夜里，她给女儿穿上厚衣服，嘴里嘟囔着：

“我们走，我们去家，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一个大人两个小孩，白天赶路，晚上为了不被找到就睡在草垛，

她们跑了两天，终于到了辉县的车站，马上就要成功逃出。

又被蹲守在那里的邻居，毫不费力地找到。

后来她再也没跑过，活成了这个家庭需要的安分守己的样子，

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屈服。

孤立无援，被牢牢压制豢养在这里。

被拐卖殴打的恐惧，深深根植于李新梅母亲的意识。

她像是惊弓之鸟，赶集时看见“高高壮壮的人”就害怕得瑟缩。

自打李新梅记事起，就注意到母亲每晚都会在枕头下面横放一把刀。

有时是水果刀，有时是剪刀。

李新梅不解，她曾趁母亲不注意偷偷把刀从枕头下取出来过，

第二天，母亲却又放了一把新刀在原位。

这几年李新梅才得知，那是布依族的习俗，

枕刀可以让人不再梦到可怕的事情。

在李新梅不知道的无数个夜里，母亲已经做了多年的噩梦。

母亲的草木皆兵也不光是对自己，

李新梅有次给儿子购买保险，保险员上门来签合同。

她以为那是卖掉孩子的协议，

一个纵步把孩子揽在怀里，发疯一样地赶走了保险员。

外孙要出门，她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外面会有坏人打你。”

尽管外孙根本听不懂她吱吱呀呀说的语言。

早生村的其他村民也一样，

跟她打招呼时一般都是拍一拍肩膀。

至于流畅地聊天那就完全不可能了。

人们当她是村里的怪人，因为她凸出的眉骨和深陷的眼窝，还有人猜她是外国人。

李新梅的学生年代，同学们当面嘲讽“你妈妈长得好丑”。

她就像是一座边缘孤岛，不属于，也无法融入某片海洋。

李新梅能凭借着语境听懂个大概，

母亲最常说的两个词是： “烟”和“白烟”。

那是“家”和“回家”的意思。

李新梅已经记不起有多少回，见母亲坐在家门口，

喊她回家，她却说“那不是我的家”。

无人回应便又自言自语：“我的家在哪儿啊？我父母还在吗？”

2018年的时候，李伟因病去世，

那是她第一次为这个男人流泪，她抚上李伟的胳膊哭得涕泗滂沱。

那之后，她反复嘟囔的话，又变成了：

“你爸走了，我要回家了。”

是的，她想回家。

“我是良啊”

李新梅不是没有做过努力，前前后后她帮母亲找了十二年。

加过5、60个QQ群，百度贴吧发过贴，寻亲网上也登记了信息，甚至还花钱置顶过帖子。

但因为已知的线索太少，母亲也无法提供更精确的位置，

十多年来一无所获。

出现转机是在去年的9月，

陌生的语言虽阻隔了母亲回家的路，

但也未尝不是另一根可因循的藤。

李新梅偶然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则布依语的教学视频，

语音语调和母亲平时说话相似度很高。

她联系到了这个名叫“峰萧萧”的博主。

“峰萧萧”真名黄德锋，日常致力于做布依语的推广。

通过李新梅提供的照片和语音，他十分确定李新梅的妈妈就是布依族人。

但布依族现有287万人，遍布贵州，找到她的家人谈何容易？

黄德锋连夜把语音剪辑成视频，发到平台上，也转发给了多个有布依族人的群里。

幸运的是，伸出援手的第二个人出现了。

他是周国茂，研究布依族文化的专家。

他一听，就确信这所说的土语，在贵州西部一带。

范围进一步缩小。

众人拾柴火焰高，李新梅很快又被拉到了一个群里。

群名：比侬，回家。

在布依语中，“比侬”是“亲人”的意思。

进群的人数直线增加，都是来帮忙听音的布依人志愿者。

不到十分钟，就有人指出，这个方言属于贵州的晴隆县。

根据志愿者的提议，

李新梅搜集了许多当地标志性地势、景貌和民族服饰的图片，

拿给母亲看，以期唤起她的家乡记忆。

在看到著名的盘山公路“二十四道拐”时，母亲兴奋地手舞足蹈。

这帮助他们瞄准了沙子镇。

又经过一位在统计局工作的志愿者，一夜查询资料后，

锁定了沙子镇其中的两个村。

群里另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志愿者罗其利听闻，

立刻联系了自己在这两个村里的人脉。

不到半天，就有人打来电话，

说三十多年前，村寨有名女子嫁给了邻村大十岁的男子，

但是在丈夫的默认下，她被拐到集市，再无音讯。

她的名字是德良。

经过多方比对，确认李新梅的母亲就是失踪的德良。

德良的父母

“德良！德良！”

李新梅终于知道了母亲的名字。

她激动地向着母亲呼喊了两声，期盼得到母亲肯定的答复。

母亲浑浊的眼睛亮起光，久违地一笑：

“你知道我的名字了？

新梅啊，我就是良啊。”

尘封三十余年的称呼，在被女儿唤出的这一刻回来。

现在，她又是德良了。

归途与重聚

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联结起来，各自发挥所长助力，

从省到城市群，到县，到镇，再到村，

摸排寻找，传话联络，直至找到老人的父母。

只用了三天时间。

李新梅也感到不可思议，几次提出要转账给钱，

但在得知对方的确只是免费帮忙后作罢。

志愿还没有结束，在黄德锋等人的安排下，

李新梅和母亲德良踏上了回家的路。

三轮车下来坐出租车，出租车坐完上大巴车，

飞机航行飞了两个小时40分钟，才在第二天落地。

德良和志愿者们的合影

迎接德良的当地人早就穿着盛装的传统服饰等在这里，

他们簇拥着一位佝偻的老人，那是德良84岁的母亲。

德良父母还健在，虽已近九旬，也是最好的消息。

老人颤巍巍地端着一碗白米饭，夹起一块米团，凑近德良的嘴边。

根据布依人的传统说法，吃了家里面的饭就再也不会走远了。

那天回来的志愿者形容当时的场景：

“一个80多岁的老妈妈对她60岁的女儿喂饭，像对一个在自己膝下的小女孩一样，好像德良还是一个小女孩。”

德良也笑了，咧开嘴巴露出零散的几颗牙齿，

好像她还未经沧桑，未砺磋磨苦难，还可以在妈妈怀里俏皮撒娇。

那大概是德良近半生最幸福的十二天。

她短暂地体会到了归故的幸福感和安心感。

祖孙三代合影

她拿出自己整理的五箱衣服，给妈妈试穿；

和妹妹勾勾手唠唠家常，无话不谈。

再也不用手势比划着交流，她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这十二天里，德良争抢着做饭做家务，像多年前最勤劳的姐姐一样，

还一直把“我不走了，你走吧”挂在嘴边。

李新梅看在眼里，没忍心打破，

但客观上，这个破败到仅供温饱的家，

实在没有能力再接纳一个女儿回来了。

德良父母的家

李新梅也害怕自己不在德良身边，会没人照顾。

别离终还是到来。

德良没有说什么，但她不愿拿太多东西走，她想过几天还回来。

李新梅说，过年的时候我们还会回来，

虽然上千公里的路程和昂贵的车费都是阻碍。

外婆跟着红了眼，德良有些茫然地环顾了一圈。

但总归是还有点盼头，临走时，德良跟邻居聚会，口头约定：

“我先回去带孩子，等过年了，蒸好馒头再回来”

德良寻亲成功的故事发生在去年年末，

35年，从一个寒冬开始，到一个暖冬结束。

后来，“比侬，回家”的群没有解散，

李新梅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黄德锋用同样的方式，又帮助了两名被拐妇女回家，

掀开眼前黑色的幕布，把遥远的家乡世界带到她们面前。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有些东西，注定不是人为可以阻止的，

今年的3月，噩耗传来，德良的母亲去世了。

李新梅起先没敢告诉德良，但消息瞒不住，德良还是知道了。

心底的防线悄无声息地崩塌。

德良的母亲

德良从不是受到眷顾那类人，但也不是常常抱怨的那类人。

黄德锋和李新梅带老人回去散心。

看着蜿蜒曲折的二十四道拐，如同她起落坎坷的人生。

德良的心情也平复了些，只是她仍旧会惆怅地自言自语。

采访过她的记者说：

“她活在自己的创伤里，时间再没有走过。”

指着二十四道拐，回忆过往的德良

电影《千与千寻》中，主人公被要求记住自己的名字。

那象征着身份的回归，自我的找回。

但是德良被剥夺的，何止是自由呢？

在帮助德良找老家的过程，出现过一次小插曲。

因为隔壁村一个叫德玲的姑娘也被拐卖了，

所以一开始，她被认成了德玲。

而恰好，两人是曾经的相识。

几十年，德良的母亲没享受过膝下承欢，德良没机会尽孝；

德玲则是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生死未卜。

志愿者还说，那些年当地的很多女孩都是这么被拐跑的，

他们的堂姐是，妹妹是，小姨是……

聊到这里，他们有点伤感。

还有多少人丢掉了名字？

她们的结局是像德良还是德玲？

人们不得而知。

或许，也没有天与壤的差别。

从前的生活，都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