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出版自由的结果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出版制度的时候说道：“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说的是没有出版自由的结果，也代表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倾向。

马克思是从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开始政治生涯的，无论马克思学会英语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作品，还是学会俄语在俄国的报纸上发表作品，都在利用言论出版自由争取政治权利。而资本主义社会并非要实现人人言论自由，而是要加以限制。有了书报审查制度，就会限制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宣扬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观点。同时很多出版物也被限制，被筛查。资本和权力注入出版界，审查出版物，只让出版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或者有着娱乐消费导向的东西，而一些带有思想印记的东西并不能出版，就更别提影响人了。很多所谓伟大的作家并不是真正的伟大作家，而是被资本和权力承认的所谓伟大作家，也是为资本和权力鼓吹的作家。苏联的麦德维杰夫写道，这些伟大作家：“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徒，可是他们的作品却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只是在作家死后才问世。”“起败坏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作家生前出版的作品大多受到书报审查制度的约束，并不能表达自由的观点，也不能直面社会真相，说出内心真实的话语。而他们没有出版的作品在死后出版，倒是说了真话，抒了真情。被审查之后出版的作品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大量删削，要么重新改写，都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而不是表达真理或社会良心。

人们看多了这样的作品会以为描写的是真的，社会就是那个样子，其实已经被作品欺骗了，或者说被作家和资本家合伙欺骗了。他们需要传达资本家的声音，表达资本家的利益诉求，甚至直接传递消费主义价值观，传递享乐主义价值观，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而消费增长了，资本也就迅速增值了。

麦德维杰夫写道：“政府只想听见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就是什么都不信，或完全离开社会生活，变成一群只顾私人生活的人。”资产阶级政府控制媒体，制造一些新闻事件，或者说只是发布一些经过审查的新闻，却不会把所有的新闻全都发布出去。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只是要人们看到他们想让人们看到的东西，而且还要强调这种新闻是正确的，全面的，权威的。于是，人们统统被洗脑，却还以为自己看到了真实的新闻，看到了领导人的雄才伟略，看到了资产阶级政府的丰功伟绩。他们盲目迷信，不是迷信政府，就是迷信权和钱，还有的迷信神灵和命运，却最终要否定自己，因为自己没能耐。只有成为资产阶级的成员才会成为有能耐的人，而越是追求，就越是陷入资产阶级设置的陷阱。资产阶级要底层人努力奋斗，争取进入上流社，。而事实上他们早就堵死了底层人的上升通道，提高了进入上流社会的门槛，也就可以保证资产阶级的纯正属性，而不会弄很多自以为是的底层奋斗者进来。

这一切似乎都和资产阶级限制出版自由有关系，而越是限制，人们就越不自信，甚至投向了神学的怀抱。资本主义控制出版自由会产生人们失去信仰的结果，还会催生很多怪异的派别，甚至生出很多不是文学的文学，不是文艺的文艺，只是政治传声筒，或者只是为了宣扬资本运作的好处，只是带动人们消费的作品，却不是事实，也不能打动人心。资产阶级会毁坏原有的艺术形式，用资本堆积起来的艺术形式表达资产阶级的诉求，甚至直接为资产阶级支配的经济发展张本，却无视艺术本身的规律。要是用资产阶级打击和摒弃的艺术形式来重新创作艺术作品，似乎才算是走上了艺术创作的康庄大道。

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似乎是资本主义控制出版自由之后生出的变种，却日渐强大，甚至以自残来反衬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只是，这样“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艺术方式渐渐发展成变态的艺术形式，甚至一些作家笔下的人物不是身体残疾者就是精神变态者，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而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这种艺术形式，而是人们认可了这种艺术形式，甚至无动于衷。于是，鲁迅笔下愚昧而又麻木的一群人再次出现，虽然穿着华丽，住着楼房，不愁吃喝，但依然具备民族劣根性，甚至比阿Q还要自恋和愚昧，也就真的弄得阶层固化，社会结构稳定不变了。

原来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稳定是保证资产阶级利益的稳定，而不是保证劳动人民利益的稳定。劳动人民只是资本家眼里的羊，资本家要“薅羊毛”，而且要世世代代“薅”下去。为了保证这种正当性，资产阶级就要控制出版自由，最终塑造属于资产阶级的世界，也最终要稳固地统治下去。不过，以前封建统治阶级也是如此实行的，只不过到了一定的时间，不得不被先知先觉者推下台。或许，统治阶级的腐朽性是从控制出版自由开始显露的，只不过他们自以为是，又聋又瞎，假装听不见看不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