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1Tech(News-21)
作者:楊清清
編輯:李清宇、劉雪瑩
12月31日,「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在武漢舉辦,主題為「長大以後」。這也是羅振宇第六次進行跨年演講。
今年的跨年演講是在特殊背景下舉辦的。新冠疫情,從年初直到12月31日,依然在影響大家的工作與生活。兩天之前,在北京疫情的不確定性下,得到公司不得不發出通知,對尚未抵達武漢的聽眾建議不予出行,退票處理。
在開場之際,羅振宇首先向武漢這座英雄城市致敬。羅振宇展出了一張關於糖果的圖片,它是一個名叫岡薩雷斯的藝術家所創作的行為藝術品,為了紀念自己死去的妻子。
「生命是甜蜜的,生命也很無奈,總會流失,但愛它的人總是有能力、有辦法讓它一次次重生。」羅振宇表示。過去一年,武漢這座城市經歷了愛的流失與回歸。同時,在年初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也有諸多逆行者來到武漢、支援武漢。羅振宇以這樣的故事,向1500萬武漢人致敬。
疫情為今年帶來太多太多的不確定性。羅振宇表示,今年年初至今有許多朋友詢問跨年演講在特殊時節是否還舉辦,但羅振宇堅定表示一定會辦,「哪怕只有一個人」,就是為了給予當前時代一些「確定性」。
在羅振宇看來,2020年,底線思維成為常態,「行就行,不行我們再想想辦法,這就是我們的2020年。」
中國經濟的內部結構
中國當前在世界的分量,無疑已經難以替代。
但在時間長河裡,確定性究竟是什麼?什麼事時間越久越有價值?羅振宇給出的答案是「時間的朋友」效應,「我們身邊其實充滿了確定性,只是你還不知道它的樣子。你怎麼知道你身邊的人將來不會是璀璨的人。」
羅振宇談及的第一個話題是中國經濟。「過去一年,大家都在進行辯論賽,主題是中國經濟會好嗎?」他給出的答案是「會好」,因為他認為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並且是個理性樂觀主義者。在他看來,悲觀主義是個騙子,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而不讓我們參與改變。
「辯論賽」中,一個命題在於,擁有更年輕勞動力、更低勞動力成本等優勢的印度,是否會替代成為下一個全球供應鏈中心。
羅振宇引述彼得森報告觀點指出,中國製造業儘管外流了一些低端製造市場份額,但印度在全球製造業的市場份額上漲幅度不超過1%,印度沒能接住中國製造轉移出去的產能,「接住的」外流市場份額的卻是越南、印尼等。
「製造業並非簡單的人口、規模、數字,更應該看人是如何組織起來的,要看國家內部的組織樣式,」羅振宇表示,印度在全球供應鏈中取代中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在社會內部沒有嵌入全球供應鏈的戰略決心。
羅振宇提示觀察中國的角度,他點出經濟學家何帆給出的「本土時代」四個字。例如,當一座橋大到如武漢長江大橋一般,要關注的是內部結構問題,否則其自重便會將其「壓垮」,「就如國家一樣,橋樑越大,內部結構越重要。」
中國的內部結構是怎樣的?羅振宇團隊今年特意研究了聯想武漢工廠。1月23日武漢封城,2月聯想工廠考慮如何復產,2月底開始啟動,3月31日便有1萬人開始生產。
聯想武漢工廠廠長齊岳透露,工廠最高峰時一天招聘1000人,而這樣規模且擁有相關技能的工人,只有中國能夠招聘得到。然而在聯想的海外工廠,想招聘到1000人是「天文數字」。
招聘之後的後續工作是核酸檢測,涉及到醫院、護士等環節,齊岳表示這些事情完全沒有操心,當地政府完全覆蓋了。而在下班之後,工人也能在封閉社區中保證自身的安全性。而在海外工廠,這樣的事想都不敢想。
「聯想海外工廠幾乎是懸浮於社會,孤軍奮戰。」羅振宇表示,「相較之下,從復工復產至今,聯想武漢萬人工廠實現了零感染。」
聯想武漢工廠只是武漢這座英雄城市的一個微縮。今年一季度,在疫情影響下,武漢的GDP同比下跌40%,今年二季度,這座城市便實現了同比追平,三季度更是強勢增長。武漢,真正實現了從「風暴眼」變成「風向標」。
「困在系統里」的分水嶺
談完中國經濟,下一個思考是:「2020年自己會好嗎?」
今年,一篇「困在系統里的外賣員」的文章,令數字化系統話題引發爭議。2016年三公里送餐時限是60分鐘,2017年縮減為45分鐘,2018年縮減為38分鐘,「外賣小哥確實被困在數字化系統中。」羅振宇指出。
不僅是外賣小哥。今年疫情期間,許多人隔離在家,在線辦公令幾乎所有員工都困在了數字化系統,「2020年我們突然覺得,數字化意味著緊張、壓迫和身不由己。」
香帥今年發布的財富報告指出,數字化對我們這一代人意味著加快的進程,2020年疫情令數字化進程至少加快六年,而這會加速人群的分化。
什麼會導致分化呢?哪些人被困住哪些人又可以跳脫牢籠?香帥指出,命運的分水嶺取決於是對事負責,還是對人負責。
例如,北京十一學校李校長提出「把圖書館搬出教室」,其初衷是為了改造圖書管理員這一職業,讓圖書管理員從對事負責改變為對人負責。羅振宇設問,如果一個孩子愛讀書到不經允許將書取走,面對這樣愛讀書的孩子卻要令其接受懲罰,站在它的對立面,這樣就是圖書管理員最終的目的?顯然不是的。
對書負責的圖書管理員,技能顯然是單一的。而讓圖書館進入教室,圖書管理員的工作量顯然更大了,他需要面對不同的個體進行負責、服務。「挑戰不同,解決方案就不同。」羅振宇表示,這樣的工作做好之後,圖書管理員就不再停留在單一的職業勞作,而有了多樣的選擇空間,掀開了自己的天花板。
再如,今年北京天壇醫院已經使用能夠對顱內腫瘤進行診斷的軟體,準確度高達90%。如果作為醫生只會對病負責,而非對病人負責,等待的自然是被替代,是「被困在系統里」。「從對人負責的角度,重新理解每一個職業。」羅振宇表示。
另一方面,回看數字化系統本身,其實也未必如此猙獰。機器的勝利,一如既往是人類的勝利。羅振宇指出,面對看似嚇人的系統,其實可以「背靠系統,面對人」。
如今每個身在職場的人,都幾乎身陷系統中。但很多時候,系統也是能夠賦能的。甚至,每個個體的社會網路也能夠數字化。好的系統,能夠讓人真的被看見。
突圍「卡脖子」
2020年,晶元是中國的關注焦點。中國當前能夠生產的晶元半導體,只佔全世界的5%,「卡脖子」命題今年回蕩在中國人的心中。
中國能做出自己的高端晶元嗎?羅振宇向業界多位專家諮詢後,得到的答案出奇一致:挺難的,但肯定行。中國晶元問題並非科學問題,而是工程學問題,「5nm、3nm都可以,就是時間問題。」
與此同時,面對中國「卡脖子」問題,羅振宇也向歷史尋找答案。他指出,兩百年前的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崙,在1812年率領60萬大軍,卻兵敗俄國。
有意思的是,就在開戰5年前,法俄簽訂了協議,兩者為何開戰?羅振宇表示,故事的起源在於拿破崙面對英國,打出道德牌,指責英國不承認全體文明國家,繼而拿出大陸封鎖的「脫鉤」政策:只要英國輪船不許停靠歐洲,英國商品不得在歐洲大陸銷售。
但其結果是「自己人」俄國率先受不了:大量英國貨品通過俄羅斯口岸進入俄國,再流入歐洲。拿破崙一怒之下,發動對俄國遠征,結果其帝國葬送在俄羅斯冰天雪地之中。
諷刺的是,拿破崙試圖封鎖的英國,五年期間的出口額,從5100萬英鎊反而增長到超過6000英鎊。羅振宇指出,當前中國的狀態,是在全球化系統中扮演「蔚藍色海洋」的角色,高舉全球貿易大旗,「我們是200年前故事中的英國。」
與此同時,長大以後的中國創新,可以被多種方式點亮。它已經不囿於高端科學家,而是遍地開花。
「今天的科學創新,是幾乎每個工廠工人都在貢獻力量,由兩億產業工人、每年300萬畢業的學生,每天向前拱一點點、水位持續上升的創新。」羅振宇指出,「我們堆進去資金、資源、人才,日拱一卒,功不唐捐,這樣的創新每天都在發生。」
並且,羅振宇表示,在關鍵前沿技術中,中國技術追趕的速度很快。例如在中國被「卡脖子」最嚴重的材料科學中,沒有華人參與的國際尖端材料論文很少,華人對前沿材料學的參與至少達到一半以上,「我們不僅要看到現實差距,還要看到追趕速度。」
從另一方面而言,中國對人才的吸引也在加大,也包括大量海外人才。這個世界並非由產品和技術決定,而是由人決定的,人才的流動是難以阻擋的大勢,也很難被「卡脖子」。
羅振宇還提出,戰略決心是最珍貴的果實。如果說過去國內對自主創新仍有爭議,但2020年基本已經達成共識,這也是沉甸甸的收穫。今年之後,不錯的理工科大學生能夠參與的企業清單十分清楚,「卡脖子」背後是一個清晰的人生方向,國產替代的企業是清晰的機會清單。
而再度回望今年流傳甚廣的「卡脖子」清單,包括手機射頻器件、晶元製造、機器人核心演算法、高端光刻機、核心工業軟體等,它們正是我們的「靶心」。「長大以後,我們會將卡脖子清單轉化為機會清單。」羅振宇指出,「在隆冬,我們終於知道,我身上有不可戰勝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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