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時候雖然依舊是旱災比較嚴重的時候，但是卻比前幾年要好很多，農村的抗旱基礎設施建設已經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抗旱災，農作物的收成也穩步提升。家裡的物質生活水平也隨著一些政策的放開和產量提升而得到了不少改善，每家每戶都有餘糧余菜可以喂點雞，於是就有了雞蛋，雖然不是每天都能吃上，但也總能見到它的蹤影。甚至到了年根除夕的時候還有雞肉吃，是我夢寐以求的美食了。我記得，母親為了哄孩子，把玉米麵餅在火爐上烤成兩面金黃，放在籃子里掛在窯洞頂上，一旦我們餓得哭鬧的時候就會掰一小塊作為點心，雖味道和數量都不夠好不夠多，卻也是我們經常嚮往的。到了田邊地頭，母親也會適時的采點野外的果子、玉米杆子這些東西，我映象最深的就是長在玉米、高粱上邊那種黑乎乎的東西，我們這邊叫「wu mei」，但我不知道學名是什麼，也不知道怎麼寫這兩個字。
在玩耍中，很快我就要到了上學的年齡了。當時根本沒有什麼所謂的學前教育，對於我們這樣的年齡的孩子唯一做的就是玩。但是要上學了，父親把我送進了學校，結束了我玩耍的生涯，我很不情願，因為還有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沒有來學校，依然在河邊、山上，我的心想和他們在一起，可是我的父親一定要我來上學。
我們這裡的學校和其他村的是一樣的，由於沒有錢修建新的學校，一般都利用原來有的廟，基本上每個村都有，只是富裕的村廟大些，不富裕的村廟小些。我們村屬於窮的，只有一個土地廟，也只有一個院子，五間房子的規模。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廟裡的土地爺已經被請出去了，留下了長滿野草的院子和沒門沒窗的屋子，前幾年鄉里要求全面開辦學校，村裡就組織了幾個勞力把這裡簡單的修繕了一下，讓木匠打了課桌和凳子，在迎面的牆上抹上水泥做成了黑板，只能做到屋頂不漏雨，門窗不漏風，還算能用的了。
我們的老師只有一個，是一個從成里來的下鄉男青年，說的一口不知道哪裡的方言，開始大家就連村長也不怎麼能聽得懂，不過後來待了幾年基本上大家也的都能聽個差不多了。瘦瘦高高的，二十三四歲，沒有成家，就住在廟裡最東邊的一個小屋子裡，原來這個屋子是看廟的人住的。小屋裡不大，卻有灶台，床，很小的書桌，一個破立櫃。窗戶很小，用白紙貼著，那是不是所有的人家都有電燈的，這裡還在點煤油燈，放在書桌上，有幾本書。我不知道他是怎麼來這裡的，為什麼來這裡，以後會怎麼樣，很多像這樣的疑問我一直到畢業也沒有問過，但是在我準備考大學的時候，一次偶遇，讓我明白了很多，也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村一共上學的也就十六個孩子，分在四個年級。老師把四個年級的語文、數學都教了。按年級分開，每天上幾節課，也有體育、勞動什麼的。其實這樣的學校只能是掃盲的水平，都是最簡單和基礎的，如果按照現在的教育水平來衡量，根本就不再一個層面。來學校的孩子只是認識一些字，一些基本的數學計算，這些孩子基本上都脫離了務農的身份，到了村裡當會計、婦女主任什麼的，也有鄉里的一些單位任職，根源就是他們認識的字更多，還會數學計算，能讀報讀文件，能寫簡單的通知什麼的。而我是他們中的異類，或許是因為我討厭幹活，老天爺照顧專門給我的特殊潛質，無論怎麼樣，我對學習的認知和能力比他們要強很多，這也是我和老師成為摯友的根本原因，沒有老師不喜歡學習好的，在這樣封閉的小村子，能有精神交流簡直是奢侈，沒想到我們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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