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5年6月7日，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accept）、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學會（sage）共同舉辦了第七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研討會」暨《政府與市場經濟研究》雜誌創刊儀式。在主旨演講環節，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會聯席會長埃里克·馬斯金髮來了他提前錄製的視頻發言，並就美國當前重大的社會現實問題，從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角度，展開了深刻分析。觀察者網獲授權整理刊載。
【文/埃里克·馬斯金，整理/觀察者網】
關於當下的世界形勢，您是否認同我們正處於經濟混亂狀態？
馬斯金：確實如此，最近這段時間動蕩不安，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一月重新執政，在國際上推行關稅政策，或者乾脆缺乏政策，以及美國國內埃隆·馬斯克和他的團隊一直試圖大幅削減政府支出，能砍多少砍多少。
首先，特朗普宣稱的目標似乎完全與他實現目標所用手段相矛盾。舉例來說，他聲稱他對中國徵收的關稅，部分目的是增加財政收入，但是直到昨天（5月12日），對中國商品徵收的稅率高達145%，在這種稅率下，幾乎沒有商品會被美國人購買。因此我認為這些關稅幾乎不會帶來任何收入。所以，這一目標可以說與實際執行的政策相矛盾。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會聯席會長馬斯金教授的視頻演講
就國際協議而言，經濟學告訴我們，多邊條約，多邊貿易安排，往往優於雙邊安排。例如，歐洲聯盟創建之初源自於歐洲大陸的貿易安排，歐洲經濟共同體，並且相當成功，以至於後來歐盟決定，不僅是經濟實體，也要成為政治實體。而特朗普的做法是進行雙邊談判，只與中國或英國單獨談判，效率更低，範圍更窄，不如多邊協議，而且穩定性也更差。
在特朗普重新執政之前當然已經存在，許多貿易安排事實上還存在一個專門的機制來調整這些安排，也就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然而特朗普選擇忽視所有這些制度安排，並單方面大幅提高關稅。這種做法製造了不確定性，也激怒了貿易夥伴。此類單邊行動極具攻擊性，即便最終磋商達成某種協議，各國也會擔心，在特朗普這種做法下這些協議能持續多久，因為他曾經直接撕毀先前的安排。
所以在我看來，特朗普政策自相矛盾，且對國際關係來說極具破壞性，我很遺憾看到過去兩個月發生的事情。
埃隆·馬斯克被邀請幫助美國聯邦政府進行改革，包括減少開支和關閉機構等，作為研究機制設計和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專家，您認為馬斯克的問題出在哪裡？
馬斯金：我認為他並未真正理解許多政府機構所承擔的重要公共職能。作為私人企業管理人員，他通常只關注盈利與虧損，而沒有意識到政府大量支出的公共利益屬性。
舉一個例子，這也和我們密切相關，即科研經費支出，特別是基礎科研方面，美國政府通常每年投入數百億美元，大約七百億美元在基礎研究上。大部分科研在大學進行，而如今許多資金被凍結，或者被取消。部分原因是有人認為這些研究並非必要，或者與國家需求聯繫不夠緊密等等。但這忽視了一點，從深層來看，基礎研究是經濟增長的根本驅動力。
經濟學家知道，大多數經濟增長並非來自資本投資，甚至也不是勞動投入，而是來自技術進步。新技術若追溯源頭，實際上來自於基礎研究。以計算機行業為例，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高科技產業改變了世界，如果沒有量子力學的基礎研究，計算機產業不可能出現，如果沒有這些研究，半導體產業也不會出現，因為它基於量子力學。
所以馬斯克及其團隊削減基礎研究預算的做法其實是非常短視的戰略。從長遠看，基礎研究是關鍵要素，得以使美國乃至世界經濟增長持續取得重大進展。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必須由政府出資來支持這些研究，為什麼不能完全由私人融資？當然確實有些基礎研究由私人資助，然而必須記住，基礎研究的大部分收益具有外溢性，也就是它能惠及整個社會，有時惠及全球。私營企業在無法獨享收益時，往往是不願意參與投資的，畢竟它們以盈利為目的。基礎研究是公共品，因此私營企業永遠不可能投入足夠多的基礎研究經費來實現最優結果。政府有一項重要或者說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確保基礎研究得到充分開展。然而因為馬斯克及其夥伴推動的削減成本的狂熱行動，這一切都被忽視了。
5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宮為馬斯克舉辦歡送會。 視覺中國
您是否認為，可以把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和馬斯克的降低成本政策，看作是對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激勵和角色缺乏了解？
馬斯金：的確如此，正如我所說，特朗普的政策前後矛盾，在某種意義上，有些目標完全可以理解。例如，鼓勵在美國發展製造業並增加財政收入，但所採取的手段，特朗普用來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與目標本身相衝突，事實上常常適得其反。這顯示出他對政府角色認識的匱乏。
另一方面，在馬斯克的案例中，我認為他的一大失誤，就是忽視了政府的關鍵角色，即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中的作用。他把政府當成一家普通企業來看待，但政府並非是一家企業，政府的存在恰恰是為了為整個經濟提供必要的服務，為整個國家提供必要的服務，有時甚至為全世界提供必要的服務。這些都是在政府不參與的情況下，原本不會得到提供的公共產品。
作為機制設計方面的研究專家，您認為中央銀行的設計有哪些基本原則，可以使中央銀行更好地發揮幫助緩解經濟波動的作用？
馬斯金：有一條重要原則是中央銀行應當獨立於其他政府部門。
中央銀行當然屬於政府機構，但政策選擇不應掌握於總統之手。原因在於，總統往往會面臨利益衝突，如果他正競選連任，他就會希望確保當下經濟狀況對民眾較為寬鬆，對消費者和企業也較為寬鬆。因此他有動力增加流動性或降低利率，這兩者本質上一樣，而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因流動性增加而產生的通脹，將會在未來造成危害。所以總統及高層決策者總傾向於擴大貨幣供應而忽視通脹。因此中央銀行保持獨立至關重要，免受政治動機干擾。
央行官員並非民選，確實不是，他們也不會競選連任，他們由任命產生，作為專業人士，他們被賦予使命，尤其是運用聯邦儲備體系。他們的使命是保持物價穩定，也就是抑制通貨膨脹，同樣地，如果出現通貨緊縮也要應對，不過通脹通常更令人擔憂。美聯儲也被要求努力實現充分就業，這意味著在經濟衰退期，中央銀行應當承擔擴大流動性的職責，以推動經濟，重返充分就業。因此中央銀行的使命加上其獨立性是兩大關鍵要素，以確保央行有效運行。
我還要指出，任期的長短也很重要。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的任期是十四年，這確實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意味著他們思考貨幣政策時可以著眼長遠，無需只關注短期因素，他們可以面向未來，因為他們還將執掌央行相當久的時間，這對國家而言同樣有益。
當地時間6月6日，特朗普在「空軍一號」上表示，將很快公布下一任美聯儲主席的提名人選，並再度批評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降息問題上行動太慢。
您怎樣描述地方政府的激勵？以您工作的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為例，市長和她的同事，在吸引企業方面，與清華大學坐在的北京市海淀區政府相比有哪些不同？
馬斯金：美國與中國，其中一大差異是，在地方政府層面籌集財政收入的方式不同。在美國大多數城市，包括劍橋，主要財政來源是財產稅。若你擁有土地或房產，就需按評估價值每年繳納稅款。當然也有例外，例如紐約市，在財產稅的基礎上徵收所得稅，但這種例外極少。關於財產稅的說法基本普遍適用。相比之下在中國，地方政府可以對居民徵收類似所得稅，並向企業徵收利潤稅以增加財政收入。這使得中國地方政府在激勵企業方面擁有更大空間。通過提供優惠稅率給本地企業，城市能夠吸引這些企業遷入，這對城市有利。因為他們能從企業那裡獲得最終的稅收。企業今天獲得減免，但未來就會繳更多稅，這也意味著整個城市會因企業的到來而獲益，這一直是一項有效手段，既推動企業發展，也推動當地經濟增長，多年來如此。
當然，在美國也可以給本地企業提供稅收減免，但由於因為這些優惠通常必須以財產稅形式出現，城市可操作空間更小，例如某公司遷入後幾乎不佔用辦公空間，想像一下軟體公司，他們不需要太多辦公空間，大多數軟體工程師甚至可以在家工作，那麼市政府就無法對該公司徵收太多財產稅，也就難以給這些公司提供稅收激勵，因為公司本就繳稅不多。因此美國的模式相比中國而言，對地方政府的限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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