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目前，數字新聞研究主要集中於新技術應用與傳播趨勢，而對於地方新聞媒體在新聞系統結構中的具體實踐探討尚顯不足。本研究基於對T市媒體融合發展的實地調研，深入探討了地方新聞媒體在數字新聞領域的實踐。研究發現，地方新聞媒體紮根於本土的新聞生產路徑，並與地方受眾建立了「在地共鳴」的關係。在長期的社會變遷中，新聞媒體生態的活力源自於對地方的回歸，以及與當地社會聯繫的重新建立和加強。面對「夾心層」的挑戰，地方新聞媒體應轉變為社會生態系統中的關鍵節點和交往網路，為數字時代的社會交往提供新的可能性。研究提出了「數字共通新聞學」的新聞理論主張，包括信息共享、在地共鳴、合作共通三個核心維度。其中，研究聚焦數字共通理論中的「共鳴」關係而進一步拓展了這一理論。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理論，數字共通新聞學與國內外數字新聞領域的相關新聞理念展開理論對話，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批判性發展。研究不僅豐富了數字新聞學的理論內涵，也為地方新聞媒體在數字時代的實踐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和發展方向。
[關鍵詞] 數字新聞；地方新聞；共鳴；數字共通；新聞理論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互聯網環境下的新聞理論範式創新研究」（21&ZD318）、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社交媒體平台上虛假信息分享的機制與治理研究」(24NDQN13Z)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孫夢如，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新媒體傳播；丁玥，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與社會；吳飛，浙江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數字新聞學。浙江 杭州 310058
基於數字技術生成的「共—顯」空間為主體的獨異性存在開啟了新的時空，產生了雜合的多元參與共在的境況，個體通過與他人的共在和世界的顯現來確認和保證。[1]數字新聞時代，技術帶給新聞生產者和用戶之間一種共在的存在關係。在移動互聯網技術普及的背景下，以用戶參與創造內容為主要特徵的社交媒體崛起，新聞生產者和新聞用戶得以更好地連通與對話。新聞媒體的角色不再僅僅是信息的傳遞者，它們需要通過生產的內容與受眾建立連接，進行互動，從而與受眾形成共鳴。在這個過程中，新聞生產者和受眾通過新聞信息和事件的交流實現了共存。這種共存不僅僅是物理上的，更是精神和認知上的。它要求新聞媒體在生產內容時，不僅要注重信息的準確性和時效性，還要考慮如何通過內容與受眾建立情感上的聯繫，激發受眾的參與和反饋，從而實現更深層次的互動和共鳴。這樣的共存關係，不僅增強了新聞的影響力，也為使用者提供了更加豐富和多元的體驗。
在數字新聞學的背景下，地方新聞媒體在媒體融合進程中的策略和行動成為了數字新聞話語體系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眾多地方媒體正將傳統的社會服務模式轉移到新媒體平台的建設中，並在此過程中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創新。通過這種方式，地方媒體不僅將自己融入媒體融合的話語體系中，而且以新聞業務為核心，向政務、服務、商務等多個領域拓展，將新聞生產的過程與更廣泛的社會環境相融合，實現多維度的協同發展。[2]
中國的地方性新聞機構擁有獨特的歷史沿革、行業結構和受眾基礎，並且在當前展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在當下，數字新聞研究需要深入探討地方媒體在媒體融合和演算法技術等新興場景下的新聞生產實踐，以呈現技術力量與傳統媒體新聞生產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張力。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數字時代新聞機構的新聞生產變革，特別是地方新聞媒體的具體情況，分析其新聞生產的來源和內容，探討地方新聞媒體的價值及其面臨的挑戰。通過這一分析，本研究旨在揭示新聞媒體在數字時代新聞價值的演變，並進一步理解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地方新聞媒體如何通過數字新聞實踐重塑自身定位，並與更廣泛的社會行動者建立聯繫。
一、數字新聞、「數字共通」與地方新聞
（一）數字新聞的理念與關切
在數字時代，新聞媒體服務公眾的主張成為新聞理論中廣泛討論的話題。其中，「公共新聞」理念認為新聞業被認為應堅守公共性原則，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滿足社會的多元化需求。[3]「建設性新聞」理念倡導新聞媒體關注於聚焦問題、提供全面深入的新聞報道，並尋求建立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積极參与到社會治理中。[4]這體現了媒體對公共責任的覺醒，[5]推動新聞更有效地服務於公眾和社會。[6]在中國，建設性新聞既考慮了國家層面的邏輯，也兼顧了人民的需求，致力於實現社會的和諧。通過這種方式，建設性新聞為公眾服務和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7]
隨著數字技術與互聯網平台在新聞采編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日益增強，記者與受眾的關係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過去，記者往往與受眾保持一定的距離，而現在則轉變為持續關注受眾的動態，「受眾參與」的重要性日益凸顯。[8]在這種背景下，受眾作為外部力量在新聞中的作用日益顯著，受眾在新聞生產中的介入催生了一系列數字新聞領域的新概念。「公民新聞」理念使研究的關注點逐漸從以新聞工作尤其是新聞生產為核心，轉向強調對新聞受眾主體性的重視。「用戶新聞」強調在「用戶中心」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新聞學的功能、價值以及與文化和社會的互動關係。[9]此外，「新聞策展」[10]「當事人發聲」[11]和「量化受眾」[12]等主張的出現，都反映出受眾轉向給新聞學研究帶來的深刻變化。
同時，由於數字技術極大地提高了信息分享和情感表達的可見性，「情感」在數字新聞生產中的作用被認為是理解數字新聞受眾理論的關鍵基礎。[13]然而，對於技術是否能夠真正傳遞情感，學者們進行了一定的探討。一方面，數字媒體，尤其是虛擬現實技術所營造的「共情」體驗可能是有限的。[14]另一方面，數字媒體的互動性為受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促使他們從被動接受信息的受眾轉變為積极參与情感交流的公眾，標誌著新聞受眾在數字時代的新角色和新體驗。[15]
總的來說，在數字時代，傳統新聞的生產與消費模式正在經歷變革。數字新聞不僅僅是傳統新聞在數字平台上的簡單延伸，它代表了一種新型的公共信息關係。[16]在這一背景下，對新聞用戶的理解需要基於新的技術和歷史條件進行重新審視，數字新聞學的認識論基礎亟須融合本土經驗進行理論化構建。[17]在此基礎上，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並強調新聞業的人文主義價值，探索具有深刻解釋力和理論關懷的新範式。這意味著在數字新聞學的發展中，不僅要關注技術的進步，還要重視新聞內容對數字交往的價值和意義，確保新聞業在數字化浪潮中堅守其服務公眾、傳遞真實、促進社會進步的核心使命。
（二）數字新聞視閾中的地方新聞
人文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所強調的「地方感」指的是人與特定地方互動的複雜成果，反映了人們對地方的主觀理解、情感體驗和描述。[18](P.11-12)同樣，「場所精神」[19](p.72)和「場所依戀」[20]等概念都突顯了人類對特定場所的情感紐帶。在新聞學研究中，「地方」已經成為一個基礎性概念，研究者們常常不加區分地使用「地方」 「都市」 「本地」等限定詞，這些術語都強調了研究對象的「地方性」特徵。[21]通過這種地方性的視角，新聞學研究能夠更深刻地揭示新聞內容如何與特定地區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相互作用，從而影響受眾的感知和行為。
「在地」被視為與公眾建立聯繫、重塑信任的關鍵因素。[22]一個地區的居民往往共享相似的活動空間和文化背景，關注共同的社會議題，這種地域和文化上的親近性與新聞價值中的「接近性」原則相呼應，構成了地方傳媒業發展的堅實基礎。然而，在數字時代的浪潮中，地方新聞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現代性的衝擊使得「消逝的地方」現象對都市新聞業構成了威脅，而「足不出戶做新聞」的遠程報道模式更是削弱了媒體的地方根基。[23]在當前的媒體融合轉型過程中，都市類媒體已經出現了去地方化的傾向，[24]不僅削弱了媒體與本地受眾的聯繫，也可能導致地方新聞業失去其獨特的價值和影響力。因此，如何在數字化轉型中保持和強化「在地」特性，成為了地方新聞業亟須解決的問題。如何通過深入挖掘和傳遞地方故事，使得地方媒體在數字時代中重獲公眾的信任和支持，構成了本文的現實關切。
事實上，對「新聞業危機」的探討已成為近年來新聞創新領域的一個核心議題，引起了業界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對新聞業所面臨的挑戰、具體表現、成因以及可能的解決路徑提出了多元化的見解。[25]研究者們密切關注新興技術和傳播趨勢，探索新聞業的創新模式和轉型之道。儘管在數字新聞的研究浪潮中，地方新聞業所受到的關注相對較少，但不可否認的是，數字技術的推動，使得地方新聞業同樣經歷了深刻的變革和重構。地方新聞機構在數字技術的浪潮中，不僅面臨傳統新聞業共有的挑戰，還有其獨特的困境和機遇。因此，本研究將通過對地方新聞業的深入研究，充實數字新聞學的學術視野，為地方新聞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三）「數字共通」理論觀照下的地方新聞
「數字共通」理論是對數字時代交流秩序構建的深入理論探討。它揭示了當前社會環境中理性對話與情緒化互動的交織，以及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界限的模糊消融，不同主體之間的不斷互動和共鳴，通過共顯機制在開放的空間中得以平等展現。它是一種高度抽象的總體性理論框架，尚需通過具體的經驗研究來驗證和完善。新聞媒體在數字社會中扮演著新聞生產的關鍵角色，是數字共通理論觀察和分析的典型領域。因此，本研究通過對地方新聞媒體數字化轉型的實證研究，探索數字共通理論在實踐層面的可行性，並嘗試闡述這種抽象的總體性理論如何應用於數字新聞業的實踐，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展和深化。通過這一研究，我們旨在為數字共通理論提供具體的實踐案例，同時為數字新聞業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和策略建議。
本研究致力於深入探討數字共通理論中的「共鳴」概念，將其視為理論核心，以審視「共鳴」在數字新聞業中的作用與重要性。共鳴描繪了個體與世界之間的動態互動。[26]羅薩認為，人類在追求數據的過程中不僅破壞了與環境的「共鳴關係」，而且在生存的鬥爭中不得不面對空間、物質、行動、時間以及自我與社會關係這五個維度的異化困境。[27](P.46-51)「共鳴關係」是人類與世界之間的相互傾聽、理解與回應，這種關係是人類與所處世界建立和諧聯繫、實現良性發展和持續存在的本質要求。[28](P.5-9) 建立「共鳴」，可以促進個體與社會、自然和文化的再連接，從而實現個體與世界的和諧共存，為社會的進步和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在數字共通理論的框架下，共鳴不單是一種互動關係，它還強化了主體與世界的聯繫，為不同實體間的對話和交流提供了可能。[29]這一概念強調了互動的雙向性，不僅促進了信息的交流，還加深了理解和共識的形成，從而在數字新聞業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通過這種共鳴機制，新聞內容能夠在多樣化的受眾之間傳播，激發討論，形成共享的意義和價值觀，進而在數字時代構建起一個更加緊密和互動的新聞生態系統。
數字共通理論承認並尊重差異與矛盾的存在，它強調在差異中尋求共顯，「數字共通」是觀念和意見得以碰撞的「共鳴室」，是充滿活力、能夠自我更新的「共鳴室」。[30]這使得地方新聞，尤其是都市新聞，成為應用數字共通理論框架分析數字新聞實踐的理想起點。共鳴在都市新聞實踐中被體驗為一種歸屬感、親密性、親和力、團結精神和相互理解的情感聯繫。它基於對人類共同經驗的共鳴，超越了信息的單向傳遞，通過情感上的呼應，建立起報道事件與讀者之間的深層聯繫。[31]都市新聞的背景是多樣化和複雜的，它的內容豐富、信息量大，受眾群體多元化，是數字新聞實踐的關鍵領域之一。數字技術的持續創新和應用，為都市新聞在內容展示、互動方式和傳播渠道上帶來了無限可能。地方新聞媒體不僅作為社會空間紐帶存在，還承擔著展現地方特色和作為新聞系統縱向節點的雙重角色。通過數字共通理論的視角，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地方新聞媒體如何在數字時代中發揮其獨特的作用，以及如何通過共鳴來加強社區的聯繫和理解。
總體而言，儘管地方新聞的本土特質在數字新聞研究領域逐漸受到關注，但其在中國特定語境下所面臨的現實挑戰和深層理論邏輯仍需進一步闡明。本研究在深入梳理數字新聞學相關理念的基礎上，選取T市新聞傳媒中心作為案例研究對象，將地方新聞媒體的實踐置於數字新聞發展的理論背景中。通過數字共通的視角，本研究旨在探究地方新聞媒體在新聞生產過程中如何體現數字新聞演變的理論形態，揭示數字共通新聞學在普遍性理論問題上的貢獻。研究將具體探討以下問題：在數字時代，地方新聞的新聞生產過程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形成了何種數字新聞生產機制？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地方新聞媒體遇到了哪些具體的困境和挑戰？此外，本研究還試圖挖掘和闡述，在數字時代的動態變化中，地方新聞實踐所蘊含的數字新聞學理論，以期為數字新聞學的理論發展提供新的視角和見解。
二、研究方法
在「中央—省—市—縣」的傳播體系中，地市一級是承上啟下的重要一環。然而，作為地市級新聞媒體中心，在現階段我國媒體融合發展大局以及「中央—省—市—縣」傳播體系中，地市一級處於「夾心層」的位置，表現為地市級媒體融合工作在政策支持上的相對弱勢。特別是隨著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率先上升為國家戰略，縣級媒體融合獲得更多政策傾斜，而中央、省級媒體在系統內部外部都更具有話語權、影響力和知名度，由此，地市一級媒體融合工作相對滯後，面臨發展困境。
因此，本研究聚焦地市級新聞媒體機構的新聞生產，將T市新聞傳媒中心作為研究案例，通過對地方性的關注，對數字新聞在特定地域中的特定表現進行深入探究。T市於2022年5 月成立市級媒體融合改革領導小組，研究提出《T市級媒體深度融合發展實施方案》，推進媒體融合改革。T市日報報業傳媒集團與T市廣播電影電視集團率先進行融合，組建T市新聞傳媒中心(集團)。T市新聞傳媒中心(集團)2022年12月成立，整合原報社和廣電的資源，在原有的報紙、廣播、電視、新媒體和網站的基礎上進行媒體融合的工作，在市域內實施區域媒體融合一體化戰略。T市新聞傳媒中心實行集群化措施，集團分為一二兩個集群和廣電中心。相較於一集群主要負責政務新聞，二集群的工作內容主要是社會民生新聞。
本研究通過數字共通的理論視角闡釋地方新聞媒體的新聞生產變化，通過實地調研獲取經驗材料，進行案例分析。2022年4月，中宣部、國家廣電總局等部門聯合發布《推進地市級媒體加快深度融合發展實施方案》。T市新聞傳媒中心，是所在省率先推行地市級媒體融合的媒體機構，也是地市級城市媒體融合改革聚焦地方性實踐的典型。在媒體融合改革後，T市新聞傳媒中心關注社情民意，做好民生專欄，幫助群眾解決遇到的煩心事、操心事，得到充分認可。全面啟動電視文化生活頻道方言節目改版工作，拍攝了一批優秀節目。並根植本土文化，作品有深度有影響，舉辦了本地文創精品展、市民藝術節等系列重大文化活動報道。其在地市級媒體融合改革中遇到的困境和經驗，具有廣泛的普遍性，能夠為其他地市級城市的媒體融合提供借鑒。
研究者在2022年和2023年先後多次前往T市進行實地觀察，獲取反映該地媒體融合發展特徵的文本與圖像資料。調研組還通過座談會的形式對集團主要負責人進行訪談，每次訪談時長為2-3小時。訪談問題主要包含媒體融合前後集團變化、新聞內容、用戶互動情況、新聞生產過程等方面。本研究的分析文本來自小組座談內容，研究者共進行了4 場小組座談，涵蓋T市新聞傳媒中心不同集群和子公司單位的人員共計30餘人。文章選取有代表性的座談對象發言內容進行呈現，按照發言順序對代表性座談對象進行排序，標記為S1-S6。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充分獲取了不同層面和不同角色的看法，以確保研究案例的深度與全面性，藉此管窺數字時代中地方新聞實踐中的表徵與進路。
三、在地共鳴：地方新聞與受眾的互動關係
（一）共享：「對民生新聞的定位就是服務性」
新聞業數字化程度的加深，帶來了新聞工作者對於受眾觀念建構的根本性變化，受眾作為一種觀念開始參與到新聞媒體的日常新聞生產流程。[32]對於T市新聞傳媒中心來說，這種觀念的轉變體現在「新聞+服務」的基本定位，地方新聞媒體機構所生產的數字新聞成為一個開放的對話環境中的連通節點，激發受眾群體的新能動性。
在政策主導下，T市新聞傳媒中心從2022年年底開始進行媒體融合，採用了「集群+公司」的管理模式。這種模式意味著以集群為核心，將不同的媒體公司或平台整合起來，形成一個更大的群體，以實現更加協同和高效的管理與運營。二集群的負責人S1重點提及了「民生文化」板塊，表明在媒體融合中，T市新聞傳媒中心對民生領域的關注和重視。民生問題是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對於提升媒體服務的實用性和社會影響力至關重要。而原來的「民生部」和「文化周刊」部圍繞原來的頻道定位，成為了一個專門的民生埠。這兩個部門在媒體融合過程中經歷了角色和定位的調整，轉變為一個更加專註於民生領域，進行「社會守望」的部門，強調服務性和有針對性的社會功能。民生新聞的定位是服務性的直接表述，表明該媒體集團將民生新聞視為公眾提供服務的重要內容，強調以用戶為中心的理念，致力於滿足受眾的需求和關注點。
此外，《TZ晚報》通過新媒體平台進行信息共享，將報紙內容更新到網路上，實現了信息在不同平台間的共享和傳遞。這種做法可以滿足不同受眾群體的需求，擴大信息的傳播範圍，提高傳播效率。通過新媒體融合，報紙的內容得以通過多平台更廣泛地傳播和共享。S2提及《TZ晚報》的抖音賬號擁有86萬粉絲的賬號，這意味著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到報紙內容，短視頻播放量超過500萬也說明了信息在新媒體平台上的受歡迎程度。儘管不同受眾的差異性可能大於共同點，但共享過程讓他們體驗到了共在的意識。
在媒體融合背景下，T市新聞傳媒中心管理模式調整、部門定位變化以及對內容服務的調整，都重點關注民生領域，強調服務性和針對性，以更好地滿足受眾需求。受訪者S2提到，報紙影響力的上升與信息共享密切相關。S3還提到，隨著報紙內容在新媒體平台上的傳播增加，更多的人能夠接觸到報紙的內容，從而提高了報紙的影響力。這也反過來促進了更多受眾參與到信息的共享和傳播中來。
除了通過新聞進行服務之外，T市新聞傳媒中心的一集群由於負責政務領域的新聞，還承擔著政務宣傳工作。但在實際上，由於對內進行信息傳達的政務服務模式相對缺少透明性，地方新聞媒體不容易通過宣傳建立公眾信任。「政務服務模式」是用「非市場需求」來解決既有媒體生存問題的方式，但能不能持久獲得這些「非市場需求」，最終還要看媒體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基礎。但是，如果這個基礎不存在了，那麼這些為黨政機關服務的「非市場需求」也會離場。
（二）共鳴：「方言節目是我們的王牌」
地方新聞媒體的實踐圍繞著與特定地域和物理空間的聯繫展開。新聞在地性的重要意義，是新聞機構作為一方水土的政治和文化象徵。[32]作為地方新聞媒體機構，T市新聞傳媒中心所生產的新聞內容主要面向當地市民。這種定位賦予了其新聞生產新的社會角色。
當前，社會是在以「提升邏輯」為主的價值導向牽引下不斷「加速」運轉的。在「加速社會」中,以「數據提升」為唯一目標的掌控邏輯使得幾乎所有人都被迫加入「科技迭新加速、社會變遷加速、生活步調加速」等各面向互推的社會系統整體加速的旋轉之輪。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和信息傳播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傳統媒體的很多優勢漸漸喪失，只有內容生產的專業優勢和賴以生存的體制優勢尚存。在面對受眾群體變化的挑戰下，T市新聞傳媒中心努力將王牌方言節目進行新媒體化，以解決用戶黏性下降的問題。通過將節目做成短視頻、減短時長、增加數量，新聞傳媒中心試圖與觀眾建立更緊密的情感連接，促進觀眾對節目內容的共鳴和認同。
作為群體一員的共同經歷，觀眾的個人體驗和集體文化記憶在方言節目中被激活。當地受眾仍然希望在地方新聞中獲得社區感和關懷感，這種社區感是通過對當地及生活在這裡的居民的長期承諾而形成的。[33]通過情感共鳴，新聞媒體能夠與觀眾建立緊密的情感連接，促進社區凝聚和共鳴，同時也能夠在數字共通的環境中實現情感共鳴的轉化。[34]在本土本地的故事中，讀者感受到個體經驗與集體記憶的連接、與彼此的共在。[35]通過與當地市民的情感連接，T市新聞傳媒中心不僅需要承擔專業意識形態的宣傳，也成為了個人情感經驗和集體文化記憶的傳遞者，促進當地社區受眾的連接、凝聚和共鳴。T市新聞傳媒中心的「美麗TZ」作為一檔文化新聞廣播欄目，通過傳播文化內容，與觀眾建立情感共鳴。這種共鳴來自於對文化的共同認知和情感體驗，觀眾對於欄目內容的認同和喜愛，以及欄目傳遞的價值觀念與觀眾的本土記憶之間的共鳴。
共鳴源於觀眾對於欄目內容的認同和喜愛，不僅僅是觀眾對節目內容的情感體驗，更是對欄目所代表的文化認同的一種體現。地方媒體機構在地方社區中具有較強的被認同感，能夠更好地滿足當地觀眾的文化需求，加強與觀眾之間的情感共鳴，從而提升地方媒體的影響力和社會價值。通過建立情感共鳴，地方新聞媒體機構能夠加強與受眾之間的情感連接，以自身在地方社區中的影響力，為當地社區的文化傳承和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三）在地共鳴：地方文化主體性的感召
本研究在數字共通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在地共鳴」的概念，探討地方新聞媒體與受眾的關係。「在地共鳴」將受眾和情感與地域文化主體性相結合，探討數字新聞傳播中的地方特色和文化認同如何影響了受眾對新聞的接受和理解，構建一種更具本土特色和注重情感共鳴的新聞傳播範式。思考其如何與更廣泛的媒介化社會中的行動者進行交往，從而構成網路的動態聯通體。
共鳴不僅是一種情感連接，更是一種與世界和諧互動的方式。它不是將世界視作外部對象，而是與世界共同體驗、共同感知，並在這種共同體驗中找到情感的共鳴點。「在地共鳴」對於新聞媒體機構而言，首先意味著在新聞生產過程中再嵌入地方的能力，但最終指向地方新聞媒體通過新聞生產與觀眾形成密切的互動關係。地方新聞節目使用方言進行表達，實際上是在嘗試通過語言來建立與受眾之間更深層次的情感共鳴。方言作為一種特定地域或社群的語言形式，通常能夠更準確地表達當地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這種方式不僅能夠提升新聞的可讀性和接受度，還能增強受眾對新聞內容的認同感和參與感。
因此，「在地共鳴」的實現是數字共通理論在地方新聞傳播中的具體實踐應用。地方新聞使用方言的做法不僅是一種語言選擇，更是一種情感共鳴的體現。在地性情感共鳴則是在這種理念基礎上延伸，以地方文化的主體性為依託，通過對當地語言、習俗、歷史等方面的深入理解和表達，實現與當地受眾的情感共鳴。
這種基於地方文化的情感共鳴不僅有助於提升新聞的可讀性和接受度，還能夠增強受眾對地方新聞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該理念有助於豐富和深化地方新聞的傳播的內涵，提升其內容的影響力和感染力。
四、合作共通：夾心困境與系統「節點」
（一）困境：處於「夾心層」的挑戰與掙扎
在連續的調研和訪談中，雖然同屬於T市新聞傳媒中心，但相較於負責政務新聞的一集群，負責社會民生新聞的二集群的工作氛圍更加輕鬆。對於二集群在工作中的主要困境，一位負責人深有感觸地表示地市級媒體融合中心是「夾心層」。在當前我國媒體融合的政策語境，隨著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在「中央—省—市—縣」的媒體融合傳播體系中，地市一級因尚未獲得政策支持而難以發展。[36]在媒體融合過程中，地市級媒體融合中心面臨著來自省級和中央級媒體的衝擊。一方面，由於缺乏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地市級媒體融合中心在與省級和中央級媒體的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難以與其抗衡。省級和中央級媒體在資源、影響力和覆蓋面等方面具備較大優勢，給地市級媒體融合中心帶來了壓力和挑戰。另一方面，地市級媒體融合中心還需要面對來自縣級融媒體中心的競爭。由於縣級融媒體中心在國家戰略中的提升，其獲得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資源傾斜，因此在媒體融合發展中更受重視。
由此，地市級媒體融合中心作為「夾心層」，面臨著政策支持不足、與省級和中央級媒體的競爭壓力以及與縣級媒體的競爭挑戰等多重困境。在具體的融合過程中，人才和資金的短缺成為了最根本的問題，在訪談中幾位負責人都有提及。首先，人才的流失和短缺導致了媒體融合工作的推進受阻。由於編製等原因，單位內部的最優秀人才往往難以留住，這使得媒體融合中心缺乏了推動工作的核心力量。其次，資金短缺也限制了媒體融合中心的發展。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媒體融合中心很難進行有效的運營和推廣，無法解決新媒體客戶端的經濟效益問題，也無法推動商業變現。
同時，在當下科技不僅是一種實現社會發展的工具,更演化成一種客觀環境左右人類的生活選擇。[37]在訪談中兩位負責人S4和S5也提醒到媒體融合的工作不僅要運用好媒介技術，而且需要反思現有的管理體制和商業模式，思考如何在科技的推動下實現創新與突破。當前的管理結構顯然不能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傳統媒體的力量在逐漸減弱，如何增強內容的吸引力並實現商業化變現，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同時，隨著信息傳播方式的改變，受眾的注意力變得更加分散，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脫穎而出，需要技術、人力、資金的多重支持。
地市級媒體融合體制機制的不完善也成為了制約因素之一。管理層級的扁平化使得層級增多，但效率下降，難以有效地推動媒體融合工作。同時，由於體制機制的限制，媒體融合中心在商業化操作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制約，無法充分發揮商業化運營的優勢，也難以解決商業變現的難題。粉絲黏合度不高、流量變現困難等問題也凸顯了媒體融合中心在內容運營和商業化方面的挑戰。缺乏高質量內容和黏性強的粉絲群體，使得媒體融合中心難以實現有效的商業變現，從而限制了其發展和壯大的空間。
地方新聞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提供本地群眾欲知、應知而未知的新聞議題，且這一功能很難被代替。有很多地方事務並不具有全國性的新聞價值，難以被全國性媒體關注，但對當地人來說是重要的。因此，地方新聞業解決人才和資金短缺、優化體制機制、提升內容質量和黏性，以及探索有效的商業化運營模式等問題，將是地市級媒體融合中心未來發展的關鍵。
（二）限制：報道內容深度和廣度受限
日報作為主流的傳統媒體之一，其民生新聞的內容產出對於信息共享具有重要意義。民生新聞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通過報道這些內容，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有益的信息共享平台，讓人們了解社會發展的動態和民生議題的變化。但在訪談文本中，負責人提及多種新聞報道的限制。
S2提到日報民生新聞的變動，其中的一個細節是表達了對「熱線部」被取消的遺憾。取消熱線部的舉措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傳統報紙在數字化時代轉型過程中的一種調整。對於從事調查類報道的記者和編輯來說，取消熱線部可能意味著資源和平台的流失，從而影響日報對於民生新聞的報道廣度和深度。同時，日報的主題策劃與採訪編輯合一的組織方式將會影響到民生新聞的多樣性和深度，如果編輯只關注某些熱點話題或者自身感興趣的主題，將會忽視一些其他重要的民生議題，影響信息共享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日報在傳統媒體形式下的信息傳播方式與新媒體有一定的差異。傳統媒體通常以文字報道為主，而新媒體則更加註重多媒體形式的信息傳播，比如視頻、照片等，並且更注重通過情感性的內容來吸引流量。如何在傳統媒體形式下更好地利用多媒體元素進行信息共享，成為一個難題。S6提到，拍視頻、照片等在一線操作有困難，與人力、技術設備等方面的限制有關，如何克服這些困難，更好地利用新媒體技術進行信息共享，是地方新聞媒體機構需要面對的問題。
由此，在地方新聞與受眾形成「在地共鳴」的過程中，如果過度重視受眾的情感需求，而在新聞生產中忽略了新聞報道的深度和廣度，完全地方化的新聞內容只有本地人能夠獲取信息，也就只能在本地讀者之間形成共鳴。當過於關注受眾的情感，新聞媒體的新聞生產將根據用戶的偏好和行為提供定製化的內容，這可能導致受眾只接觸到與自己的觀點和情感相符的信息，而忽視其他事實觀點。這種情況下，共鳴可能是基於局限性和片面性的，而不是基於全面性和客觀性。新聞生產如果一味追求情感共鳴，新聞作為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作用將被磨滅，關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地方新聞將凋零。[38]
（三）節點：地方新聞媒體的合作共通
在當前以省級和縣級為重心的政策環境下，地市級融媒體發展對於地市級媒體提升自身傳播能力從而夯實現有傳播體系的意義將進一步顯現並得到提升。集團內部的合作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途徑。通過內部合作，各媒體可以共享資源、共同應對挑戰，提高整體的競爭力和影響力。這種合作模式不僅可以促進信息的流動和傳播，還可以推動技術的創新和發展，為地市級融體媒體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面對困境和限制，地方新聞媒體承擔節點作用，與其他單位合作，群策群力做好地方新聞成為一種破局的方式。T市新聞傳媒中心充分發揮了兩個集群的協同作用，整合資源共同對亞運會進行報道，共同應對市場變化和技術進步帶來的挑戰。在廣告經營上，一集群和二集群可以通過共享客戶資源和廣告位，提升廣告收入。同時，利用新媒體平台，將地方新聞進一步融入到用戶日常生活中，提高受眾的參與感和互動性。在數字時代，從業者作為內部新聞行動者網路與以政府、用戶、競爭者、教育機構等多元主體組成的外部新聞行動者網路共同構成新聞行動者網路，是開放式創新的重要載體。[39]基層媒體融合的領導應更加側重指導如何用好技術，探索內容創製的成功案例為組織確立最佳實踐，從而推進整體創新績效。[40]地方新聞媒體要在困境中尋求突破，終究要加強協作，充分利用新媒體平台的優勢，發揮節點作用，集思廣益，共同推進地方新聞事業的發展，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以此為出發點，「數字共通新聞學」在現實層面呼應新聞媒體的現實處境。一方面，作為數字交往的橫向節點，地方新聞媒體應該連通本地公眾，形成情感連接；另一方面，地方媒體在媒體融合中具有特殊的縱向「節點」意義，應助力構建「中央—省—市—縣」聯動互通的媒體融合傳播體系。通過集團內部的合作和協作，地市級媒體可以更好地應對挑戰，順應新媒體發展趨勢、實現自我革新，推動自身的發展壯大，有利於更好地發揮其承上啟下、服務公眾的連接「節點」作用。
五、數字共通新聞學：新聞理論的新範式
在新聞業興盛的時代，本雅明對於講故事者逐漸消失的現象感到哀嘆。對他來說，講故事者不僅是經驗的象徵，而且故事本身承載著歷史脈絡和傳統，與個人的親身體驗息息相關。聽故事和複述故事的過程，也充滿了個體的體驗和情感。[41](P.112)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聞消息的瞬息萬變似乎預示著文化傳承的消亡，這成為了本雅明在當時深切的憂慮。呼應本雅明的憂慮，本研究觀察到當下的地方新聞媒體正在積極擴展業務範圍，融入更廣泛的社會生活中。它們將信息共享、在地共鳴和數字共通作為核心策略，以順應數字新聞時代受眾轉向和情感轉向的新要求。這表明地方新聞媒體機構正在展開前瞻性的探索，來適應數字時代的社會交往需求。通過這些策略，地方媒體不僅在傳遞信息，更在建立與受眾之間的情感聯繫，重新承擔起講故事者的角色，連接社區，尊重並傳承地方文化的主體性。
新聞學範式創新的核心方法是從實踐中提出問題，進而提煉出理論化、穩定的一系列概念，以此來豐富知識體系。此過程需要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進行創新，以確保知識的高效擴展，最終通過價值層面的審視來保證知識的反思性和實用性。[42]本研究以T市新聞傳媒中心的數字新聞實踐為依託，將地方媒體作為數字共通理論在數字新聞領域應用的實例。地方媒體不僅擁有豐富的信息資源和複雜的社會背景，而且展現了數字技術在新聞傳播中的運用和創新，同時也體現了數字共通理論對多樣性和共鳴關係的關注。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本研究提出了地方新聞媒體與受眾之間建立「在地共鳴」關係的設想，這種共鳴不僅是信息傳播的手段，更是一種情感上的紐帶。通過數字新聞的橋樑，受眾得以與當地社區進行更深層次的互動，地方新聞媒體也得以更精準地滿足受眾的需求，從而增強受眾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新技術和媒體環境的湧現要求我們持續地反思和更新對新聞的認知方式和理念，來適應時代背景和新聞生態的演變。本研究的理論構建立足於媒體融合時代，新聞生產與地方文化主體性在實踐中深度融合的現實基礎之上。針對地方媒體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本研究深入分析了地方媒體的實際情況，並從「數字共通」的理論視角出發，提出了「數字共通新聞學」理念。這一理念涵蓋三個核心要素：首先是信息共享，即地方新聞媒體應承擔起了解和服務用戶的責任，為地方民眾提供公共信息和服務；其次是在地共鳴，新聞業應回歸本雅明所描述的「講故事的人」的角色，通過連接受眾，基於對在地經驗的深刻理解和文化主體性的尊重，重新構建與受眾的聯繫；最後是合作共通，地方新聞媒體在融合過程中應展開合作，成為社會交往中的連接節點，與當地社區或報道對象的文化和生活實現真正的共融。
目前，新聞學的研究視野已經從傳統的職業新聞活動擴展到了更廣泛的社會化新聞活動。[43]本研究通過觀察地方媒體的實際操作，試圖將其理論化，並探索數字新聞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學術路徑。在深思地方新聞媒體與受眾互動關係的過程中，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數字技術對社會交往、信息傳播和社會參與的影響，以及數字共通空間在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重構中的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聞媒體，尤其是地方新聞媒體，更明智的選擇是回歸本土，重新建立和加強與當地社會的聯繫，力爭成為地方新聞生態系統中的關鍵節點。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化對地方新聞媒體數字實踐的田野調查，並對理論進行更精細的提煉，包括分析新聞媒體與受眾互動的文本和數據。這將有助於更全面地回應數字時代地方新聞數字共通的理論命題，為新聞學的發展貢獻新的理論和實踐見解。
孫夢如,丁玥,吳飛.數字共通新聞學：地方新聞媒體的「在地共鳴」[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5,46(1):127-135.
參考文獻：
[1] 吳飛,傅正科.「數字共通」: 理解數字時代社會交往的新假設[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3(6).
[2] 趙瑜, 周江偉.轉型、整合與「新聞+」: 中國媒體融合的三種在地化實踐[J].新聞界,2023(11).
[3] 劉義昆,趙振宇.新媒體時代的新聞生產: 理念變革、產品創新與流程再造[J].南京社會科學,2015 (2).
[4] 殷樂.並行與共振:建設性新聞的全球實踐與中國探索[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S1).
[5] 殷樂,高慧敏.建設性新聞：溯源、闡釋與展望[J].新聞與寫作,2020(2).
[6] Baden D., McIntyre K., & Homberg, F.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ve news on affective and behavioural responses[J]. Journalism Studies.2019(13).
[7] 劉嬋君,沈玥晨.共識兼顧與集體取向：中國主流媒體建設性新聞實踐——關於人民日報微博官方賬號新冠肺炎疫情報道的分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2(4).
[8] Costera Meijer I. Understanding the audience turn in journalism: From quality discourse to innovation discourse as anchoring practices 1995–2020[J]. Journalism Studies, 2020(16).
[9] 劉鵬.用戶新聞學: 新傳播格局下新聞學開啟的另一扇門[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2).
[10]陸曄,周睿鳴.「液態」的新聞業: 新傳播形態與新聞專業主義再思考——以澎湃新聞「東方之星」長江沉船事故報道為個案[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7).
[11]林羽豐,古玥.網上的「當事人發聲」究竟是什麼？——基於對媒體X當事人欄目組的田野調查[J].新聞記者,2021(11).
[12]王佳航,劉嘉.從「想像受眾」到「量化受眾」：融合傳播生態下新聞生產觀念的革新與固本[J].青年記者,2024,(9).
[13] 凱倫·沃爾-喬根森, 田浩.數字新聞學的情感轉向: 邁向新的研究議程[J].新聞界,2021(7).
[14] Hassan R. Digitality. virtual reality and the 『empathy machine』[J].Digital Journalism,2020(8).
[15] 常江, 朱思壘.從主動受眾到情感公眾: 介入性新聞的技術緣起與文化闡釋[J].新聞界,2023(8).
[16] 常江, 田浩.生態革命: 可供性與「數字新聞」的再定義[J].南京社會科學,2021(5).
[17] 常江, 羅雅琴, 羅薇伶, 黃文森.回歸新聞的基本觀念：2023年度全球新聞學研究綜述[J].新聞界,2024(1).
[18] [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M].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19] Dolores, H.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M]. MIT Press.1997.
[20] Crevani L. Organizational presence and place: Sociomaterial place work in the Swedish outdoor industry[J]. Management Learning, 2019(9).
[21] 王辰瑤.雙重挑戰下的都市新聞業：「媒介化風險」與「消逝的地方」[J].南京社會科學, 2022(6).
[22] 彭增軍.在線、在場與在地: 新聞的距離與公眾信任[J].新聞記者,2022(6).
[23] 周子傑.足不出戶做新聞：遠程報道的常規與新聞業的地方性困境——基於對S報的田野調查[J].新聞記者,2022(7).
[24] 王敏.「去地方化」: 一項新聞生產的合法性策略建構及反思——基於對移動新聞客戶端「S新聞」的田野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3(12).
[25] 王辰瑤.反觀諸己：美國「新聞業危機」的三種話語[J].國際新聞界,2018(8).
[26] Rosa, H. Resonance as a medio-passive, emancipatory and transformative power: a reply to my critics[J].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2023(1).
[27] [德]哈特穆特·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M].鄭作彧,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8] [德]哈特穆特·羅薩.不受掌控[M].鄭作彧,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29] 胡翼青.我們該如何理解「數字共通」: 基於媒介哲學的批判[J].現代出版,2024(2).
[30] 吳飛.論數字共通中的共鳴關係[J].現代出版,2024(4).
[31] Miller V. Resonance as a social phenomenon[J].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015(2).
[32] 王敏.超越「想像」？——一項數字時代新聞工作者受眾觀念的田野研究[J].新聞記者, 2024(2).
[33] 苗翠翠.當代社會的異化新形態——羅薩「社會加速邏輯批判」論析[J].國外理論動態，2020(4).
[34] 辜曉進,王敏.用足體制優勢：當前中國報業融合轉型的實踐特徵——基於全國10家報業集團的調研[J].新聞記者,2024(3).
[35] Gulyas, A., & Hess K. The Three 「Cs」 of Digital Local Journalism: Community Commitment and Continuity[J]. Digital Journalism,2024(1).
[36] 謝新洲,石林.「上下夾擊」與「中部突圍」: 我國地市級融媒體發展研究——基於四市媒體融合發展的實地調研[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12).
[37] 劉同舫.啟蒙理性及現代性:馬克思的批判性重構[J].中國社會科學,2015(2).
[38] 彭增軍.此間再無蕭蕭竹：新聞荒漠化及其後果[J].新聞記者,2021(3).
[39] 朱江麗, 郭歌.基於新聞行動者網路的開放式創新：對媒體融合地區差距的解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3(11).
[40] 趙瑜, 張嬋, 石夢欣等.從技術轉型到融合創新——基於全國地市級媒體從業者的實證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3(11).
[41] [德]漢娜·阿倫特.啟迪：本雅明文選[M]. 張旭東、王斑,譯.北京:三聯書店，2012.
[42] 王斌, 田自豪.重建坐標再出發：新聞學範式創新的基本路徑與關鍵問題[J].國際新聞界,2024(1).
[43] 楊保軍.全面認識當代中國新聞學的性質[J].國際新聞界,2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