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華版
在數字時代，時間是人們最寶貴的財富。近年來，數字通信技術和交通運輸服務飛速發展，作用於日常生活時間上的結果就是「加速社會」的出現。加速一方面體現在信息、資金、貨物與服務的快速移動和便捷的資源獲取上，另一方面也使得居民生活充滿「無時不在、疲於奔命、單調機械」等負面感受，數字時代的「時間危機」由此產生。
目前，無論是互聯網平台發展出的「注意力經濟」，還是為青年群體所詬病的「996」「內卷」的工作狀態，都是無形之中加速社會以各種方式攫取居民時間的表現。哲學家韓炳哲批判性地認為，在當下社會，由於時間的加速，在人對自我的剝削中產生了抑鬱症等精神疾病。從城市生活的角度來看，時間也在各方面對城市這一複雜巨系統的運行提出了挑戰。因此本文探究的問題是：在城市中，數字化究竟怎樣改變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時間？在當下的信息洪流里，我們該如何做才能實現對美好生活、美好城市的追求？
首先，需要理解數字時代時間內在邏輯發生的變化。時間的概念、社會生活節奏與技術的變化緊密相關。當下，技術對時間的作用突出表現為時間的數字信號化，即數字技術建立了信息化標尺，各種形式的時間都可以被轉換成數字信號的形式，時間因此成為一種數字化的信息介質，時間的存在形態發生了根本上的去物質化。此時，時間不再是簡單的線性流逝，而是與信息的即時獲取和處理能力相關聯，時間由此得到加速。另一方面，數字化也改變了社會組織形態與技術工具，使得依附其中的時間出現了更多價值顯化，並參與社會系統的建構。
其次，需要分析時間變化的空間響應。數字化對時間測度的極度細化，對時間價值的極度挖掘，對時間交易的全面擴展，改變了當下城市的時間性，也賦予其新的空間性。總體來看，數字化技術、新工具的應用使得時間、空間與人的活動的內在束縛被解開，這一變化重構了原有的時空關係，凸顯了隱含在個體與空間關係之中的時間性。數字化時代對時間價值全方位的挖掘與操控，以及時間對空間新邊界、新形態、新功能特徵、新評價標準的賦能，促成了時空組合方式的抽象化、靈活化、異場化，也重塑了時間在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和個人生活中的作用。
最後，面向數字化的時間變化與空間響應，我們需要審視「15分鐘城市」等時間都市主義的概念，實現日常生活時間和時間化的空間回歸到人本身，以及城市時間在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加速與增進社會理性和生活步調的減速之間的平衡。因此，可以在數字化與時間內涵方面豐富生活圈規劃，從實體空間的時間性和虛擬空間的空間性等維度建設數字生活圈，實現人與環境的共鳴，塑造更有詩意的棲居。
全文
【摘要】數字化浪潮正在重塑城市居民對日常生活的感知體驗，推動當代社會步入一個加速社會的情境。儘管現有時空間行為等研究對空間現象與規律進行了深入分析，但對時間變化背後的作用邏輯與空間響應仍缺乏深入挖掘。本文從規劃角度出發，結合時間社會學等跨學科理論，深入剖析了數字化時代下城市時間的加速趨勢，討論了其空間響應。研究發現，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使得時間數字信號化，驅動時間呈現瞬時化、無序化、碎片化的特徵，拓展了時間的媒介、交易、制度等價值，時間性成為結合空間、定義空間的關鍵要素。面向數字化作用下的時間變化與空間響應，本文提出適應數字化時代的生活圈規劃策略，即需要以規劃價值觀轉向推動時間導向的空間規劃與平台介導虛擬空間治理，適應現代城市化和數字化發展的需求，塑造更有詩意的棲居。
引言
時間是由包括技術在內的社會系統創造，不僅是幫助社會主體安排活動及其實現秩序建構的尺度，也是與日常生活經驗關聯最為緊密的向度之一。近年來，數字通信技術和交通運輸服務飛速發展，作用於日常生活時間上最為典型的結果就是出現了學術界所稱的「加速社會」（accelerated society）。一方面，信息、資金、貨物與服務的移動和資源獲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快速與便捷，居民日常生活被更加精細的時間尺度所定義和度量，活動、地點與距離的時空互動關係也因此發生變化。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對這種快捷與加速提出質疑，認為數字化讓生活充滿「無時不在、疲於奔命、單調機械」等負面感受，產生了信息時代下「時間危機」等話題。這種時間體驗上的「二律背反」從邏輯上指向了技術與時間的互動，特別是數字化浪潮下的時間含義，是技術哲學、傳播學、時間社會學等學科近年持續關注的焦點，也已成為現代城市研究的新話語與新論題。
長期以來，城市研究將人類活動展開在空間與時間之軸上，對時間的理解仍然偏向於物質化的、絕對化的和被利用的，而不是社會化的、相對的和被建構的，沒有深刻透視時間的社會性和社會的時間性，特別是沒有很好地挖掘社會中技術對時間的運作邏輯與深刻影響。最典型的是，目前智慧城市或智慧社區等規劃實踐更多是順應技術變化的結果，將時間視作規劃周期內相對均質與靜止的概念、條件或者目標，並沒有深入透視技術對時間的內在變化。又如儘管技術變化導致的「時空壓縮」（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已廣為接受，但是對其引用多為背景性話語，沒有深入討論壓縮後的時間存在及其對日常生活的具體影響。再如近來很多研究聚焦於虛實空間互動，建構了「同步現實存在、非同步現實存在、同步在線存在、非同步在線存在」等模式，將「多地同時、多人同步、多行為同步」納入研究框架，容納了遠程辦公、在線購物等模式，衍生了「時空破碎化、多任務」等概念，大幅擴展了城市研究在空間維度的層次性。但是，這些研究與實踐沒有正面探討時間之變的歷史進程與當下邏輯，也沒有提出如何應對技術浪潮衝擊下的時間變化與危機。
本研究旨在城市發展與規劃的研究範疇中，引入多個相關學科對技術與時間變化的討論，深入分析數字化作用下的時間變化，提煉時間加速與價值再發現，論述這些變化傳導到空間層面的作用與結果，並提出適應性的規劃響應策略，以期全面理解數字時代下日常生活的時間性與空間性，並調和、豐富、有序化日常生活的時間體驗，對抗數字社會下城市社會生活的時間危機，探索新的時間範式下的規劃策略。
1 數字化下時間變化的內在邏輯
1.1 數字化對社會時間的加速
時間的概念、社會生活節奏與技術的變化緊密相關。20世紀初技術變革顯著加快城市生活節奏，居民個體時間感受與社會時間觀念快速經歷了由時到分再到秒的精細化轉型。這種社會時間尺度的加速與精細化是現代社會動態化過程的表現，也讓「社會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成為現代化的註腳。社會加速並不是單一維度的概念，而是包括技術加速、變遷加速和節奏加速，並且環環嵌套、相互促進、不斷循環（圖1）。首先，技術進步使得社會更加智能，資源流動水平提高，時間感知更加具體。其次，時間感知的明確化與資源流動性的提升導致時間的本質愈發被理解為強調效率與生產力的線性、單向過程，凸顯了現有經驗與信息時效性的降低，現有經驗越來越無法解釋、解決新現象與新問題，即呂柏提出的「當下時態萎縮」。當下社會需要更關注應對隨機事件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導致整體上向未來社會加速變遷。隨後，這種社會變遷速率的提升需要個人在同樣時間承擔更多任務，居民活動日程安排更加緊密。與此同時，個人時間的低效利用會在社會價值觀層面被批判，促使社會時間節奏的緊張化。最後，社會節奏的加速又迫使技術發展以緩解矛盾，這一過程就是一次社會加速的內生循環。與此同時，由於個人時間認知受到社會規訓，為保持個人在現代生活下的競爭力，儘可能體驗生活和實現自我價值，個人往往被迫將時間利用效率實現最大化並投入到社會加速的進程中。因此，加速社會實質上是技術與社會、個體與社會、制度與節奏等多元要素系統互動的結果。
圖1 社會加速理論下技術對時間的作用機制框架
因此，加速社會的關鍵點是技術對時間的加速。技術改變了時間這一介導社會多元主體行動的媒介，也讓加速社會不只在表層也在深層指向了社會運行的時間問題。在數字化時代，技術對時間的突出表現為時間的數字信號化。也即，數字技術建立了信息化標尺，各種形式的時間都可以被轉換成數字信號的形式，時間也因此成為一種數字化的信息介質。這是以往技術作用下的時間所不具備的特徵，也讓時間的存在形態發生了根本上的去物質化，轉而與數據流、信息處理速度和網路連接的實時性等緊密相關。此時，時間不再是簡單的線性流逝，而是與信息的即時獲取和處理能力相關聯，時間的存在形態與作用特徵進而發生顯著變化。
首先，數字信號讓時間的感知更即時，信息交流傾向於即時滿足與快速響應，時間被更加「壓縮」。這一壓縮程度甚至遠大於哈維彼時立足於資本主義現代化生產方式的轉變所得到的生活節奏加快和時間感知壓縮的結論。其次，通過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技術對虛擬空間的創造、復現與關聯，活動的互動場景脫離了具體的現實地理位置，產生了超越物質空間尺度的時間延伸，活動發生的時間場景更為多元。再次，時間可以在不同的空間維度被疊加，多個活動可以於同一空間同時發生，一個活動下多個子任務也可以於不同空間並行。最後，數字設備使居民隨時隨地鏈接到網路後，時間概念不斷細分、極度切割，表現為「爭分奪秒」的各種時間碎片。
數字化下時間形態之變驅動了其作用特徵變化，具體表現為瞬時化、碎片化與無序化。聚焦於居民對活動的瞬時印象感知，韓炳哲提出現代社會時間是一種快速消散的「點狀時間」，即個人在緊張日程之中無法留下對於活動的深刻認知。時間的瞬時點狀化同時伴生的是時間的碎片化，即原有的時間決策與安排不僅可能為突發活動所取代，也同樣面臨著各種事件加入的可能，導致活動在時間序列上的失序與混亂。卡斯特使用「無時間之時間」（timeless time）概括了信息技術影響下碎片化的時間嬗變。因此，數字技術創造的新的時間性讓人類對時間與空間的感知顯著不同於以往，改變了社會個體對環境變化與生活節奏的界定和處理。數字技術在日常生活的多維深度滲透不僅加強了傳統的時空壓縮，也產生了時空分離與拓展，更重要的是實現了網路社會中信息的即時、流動性和虛擬空間的創造，最終在結果層面將加速社會及其時間體驗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1.2 數字化對時間價值的再發現
除直接定義時間速率外，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聚合鏈接作用，改變了社會組織形態，激發了數字平台的出現。平台通過演算法實現供需實時匹配，也以遞歸和循環促進的方式聚合海量商品、信息、資源、服務等提供者（即數字勞動者），持續吸引各類數字消費者。因此，依託互聯網平台高頻獲取應需響應的第三方服務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所佔比例越來越高。數字平台進而演進成為數字化社會下日常生活的基礎設施，成為社會生活秩序的建構者。這一秩序表現為，在網路購物、移動支付等應用場景以及「讓人買、讓人跑、讓人來」的機制中，不同主體間進行了時間、勞動與商品價值的交換，平台成為各項活動時間交易的密集發生地與集中場所。具體來說，數字技術細化了時間概念，在平台演算法協助不同主體進行利益計算與權衡時，將時間與價值、價格掛鉤，使得時間自身的資源性所帶來的商品價值愈發明顯。因此，時間價值不再抽象，而是變得可以被直觀感知，表現為「每分鐘多少錢，超時多久罰款多少，節省多長時間會被打賞多少」等。單位時間內的勞動產出作為新型的時間秩序，被賦予了可以被交易、轉化的價值。儘管時間交易並不是新命題，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時間一直呈現出明顯的商品化發展，但是數字技術下的平台作為催化器和加速器形成了時間創造、節約、調節和懲罰的新機制。
同時，數字化讓傳統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時間充滿了價值，也就是拉長了傳統的時間閾值範圍。在平台作用下，時間可以在任意時間、任意地點被交易，不局限於傳統的生產、生活活動所對應的時間與空間，脫離了原有地方秩序制約。針對活動發生的時間場景，有學者針對夜間活動的拓展提出夜晚是分析城市生活的重要時間維度。此外，城市中越來越多的由數字遊民（digital nomad）和新媒體運營者等進行的數字非物質勞動，同樣脫離了原有時間邊界的限制，在數字媒介下產生著新的社會價值。
最後，時間作為信息傳播媒介在數字社會更好地發揮了其介導價值。時間信息呈現於城市時鐘、居民智能手機、手錶等設備中，成為鏈接社會安排、居民行為等一系列日常活動的後台媒介。有學者探討了不同場景下智能手機造成的線上社交模式和不同活動間的交互關係差異，發現時間作為串聯實虛空間系統的媒介，關聯了線上線下、前端後端活動的決策與行為全流程。這種媒介理性的實現依靠數字化對居民、環境的時間信息更精確的測量與傳遞，促使居民進行實時化、動態化的決策。居民在站點等車時，會依據車輛時刻表、到站情況、時間預算與前方道路情況進行綜合對比，最終得到相對優勢的出行方案。
因此，數字化改變了社會組織形態與技術工具，讓依附其中的時間出現了更多的價值顯化，參與到社會系統建構之中。換言之，教育、交通等設施空間與公共空間塑造了傳統時間秩序，即時消費、物流配送、在線教育等也參與了對社會時間節律的規訓。這一規訓的內在邏輯為，時間可以最直觀地體現系統效率與價值理性。時間的價值生產過程，也即各類勞動過程和決策過程，可以通過數字平台被迅速感知並在網路尺度上大範圍量化對比，從而得到較為理性的測量方式和買賣、分配機會，以達成對城市系統整體效率的優化。這種效率最優將個體裹挾入以時間精細化為基礎的社會系統最優化過程，忽視了個體和個人發展的時間，弱化了培植更加有趣、協調的時間。這種無趣的時間性和節奏，固然有時間加速和價值顯現在數字平台與技術工具上的表達，但也是時間權力關係圍繞空間博弈的結果，也是時間資源不平等的呈現。
2 數字化下時間變化的空間響應
2.1 時間與空間的新組合
數字化對時間測度的極度細化，對時間價值的極度挖掘，對時間交易的全面擴展，改變了當下城市的時間性，也賦予其新的空間性，率先表現為時間與空間的結合方式產生了新的變化（圖2）。首先，數字技術發展使得時空間組合經歷了從具象時空到抽象時空的演變。以往的時空具象性體現在傳統的空間尺度與場景中，活動指代的是發生在具體時間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等慣例行為。對於這種時空活動，人們通常採取的是以書寫符號等形式記錄，以約定俗成等手段控制。而時空間的數字信號化，從技術形態的角度改變了社會時空結構。為適應全球化的時間統一需求，國際協調時間（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等可計量時間概念成為社會活動達成共識的基礎。依託於時間和空間成為可以被數字化測量、控制和規劃的虛化（empty）維度，傳統社會關係與活動發生了抽離與「脫域」。活動發生的時間脫離了具象的空間聯繫，活動發生的空間也不局限於原本緊密相關的時間，時空概念因此抽象化。另外，以數字平台等技術為基底，虛擬維度也被納入抽象時空。反映在城市日常生活，出現了依賴高度規劃性、組織性形成的網路場域化的「賽博空間」（cyberspace）以及虛實融合空間等新型時空形式，體現了傳統時空間在實體、虛擬時空的拓展。
圖2 時空關係的數字化重構
其次，隨著數字化對社會的整體改造，從固定時空到靈活時空的轉變也體現了活動發生的可變性、易變性。在數字化參與之前，不同活動時間的劃分往往伴隨著空間的轉換，個人時間與工作時間的邊界、私人空間與社會空間的分野是清晰的，與之相對的城市時空間結構也是長期固定的區位選擇結果。霍爾將這一時空節奏闡述為工業文化社會下一段時間只做一件事情的、關心準時性的單向計時制（mono-chronic time）。而在當下，數字技術對設施和空間的鏈接使得活動脫離原有時空邊界，時空間結構呈現更多短期、隨機的行為選擇結果。基於網路的混合與互動，在非對應慣常時間的空間內同樣可以產生現代服務所主導的活動。有學者針對夜間代駕和配送現象，分析將夜晚休息時間繼續投入到社會經活動中時，由於空間資源與數字資源差異造成的服務不平等問題。不止於此，也有研究通過社交媒體簽到數據判斷工作日與周末不同時間活動類型的細分差異，發現傳統涇渭分明的、固定的時空邊界在數字化作用下被消解，開始向公私不分的、模糊的、基於實際需求的靈活時空轉變。
最後，活動的發生與信息的傳播不局限於同場時空，而是可以通過數字媒介拓展至異場時空，允許設施服務和空間可達實現分離。這種拓展性的結構變革核心在於人們決策和行為模式發生變化，如現有活動發生中更多「以我為中心」即反映了個體在時空觀念上的認知轉變，具體產生了兩種時空組合模式。其一是本地的時間組合異地的時空間，即儘管空間不可實際到達但仍能達成活動目標，如遠程辦公、會議等通過時間同步的形式聯繫了不同位置的空間。其二是當下的時間關聯未來的時空間，如「線上預約制」就是以線上約定、線下見面，對活動的發生時序和地點加以約束。自從異場時空概念被提出以來，學界展開了大量有關虛實行為、時空間結構特徵以及同場、異場時空資源的研究。早期有學者提出虛擬活動是對實體活動的替代和補償，而後逐漸總結出「替代、互補、修正、中立」等作用形式，但對於此類機制如何促進異場活動發展等問題缺乏解析。如今，虛實活動在數字介導下呈現出更複雜的耦合關係，背景活動（background activity）通過時間分配更為積極地干預並交織於前景活動中，體現於如在通勤過程進行遠程辦公、線上社交等「共現」（copresence）場景越發頻繁。這一異場時空的耦合生動說明了數字化使城市資源更加動態地鏈接至居民日常生活，以更加立體化的方式豐富了城市活動的發生情境（diorama）。
2.2 時間對空間的新賦能
在數字社會下，時間的加速轉向與價值發現對空間本身產生了多種作用形式與結果。首先，精細化的時間限定了空間範圍，在不同層級約束了活動發生的尺度。現有國土空間規劃指南從指標層面提出步行5分鐘內和15分鐘內設施覆蓋率等要求，從時間出發補足居民日常生活服務短板。此外，將時間維度引入空間邊界限定主要有兩種探討：一是對單類活動的地理背景不確定問題進行實時化切片解析，討論在單次出行中不同交通環境所對應的移動感知與行為決策；二是對城市環境自身的時間序列進行動態層次分析，呈現在不同時刻的聚類空間邊界。這種實施與分析離不開智慧城市建設與城市精準化感知的發展，以及技術對活動的客觀制約與主觀企劃的影響。總體來說，傳統基於空間的本地化、工廠化、地方化的空間組織模式一定程度被消解，迎來的是基於緊湊、高強度時間利用的全球化、扁平化與網路化的空間結構。這種時間對空間的限制核心在於活動發生經由數字化介導從「共場」轉向「共時」，時間成為限定空間邊界的新尺度。
其次，時間轉變了空間的形態，時間的分配帶來了城市活動的拓展與變革，場所不局限於固定而趨向於流動。流動空間一方面體現在去中心化的網路結構上。在從場所空間到流空間轉變的過程中，數字技術引發、引導的行為變化創造了不受傳統地理限制的時空關聯，使城市與區域間建立了超越等級和臨近性的流動網路聯繫，導致空間結構從樹形向非樹形發生轉變。針對線上時間分配的主要活動，如短視頻社交平台，有學者現其所體現的城市網路關聯較傳統信息流更加分散。另一方面，流動性也體現於不同數字化場景中活動空間的立體化拓展上。通過比較城市內不同餐飲設施的分布，有研究發現依賴數字平台的餐廳減少了對水平層面交通可達性的依賴，在垂直方向也拓展至非正規空間。這種拓展固然受到區位、地價等傳統因素影響，但也受到食物的就餐、準備、配送時效等時間要求。當下，流動空間也開始逐漸取代地方空間成為支配數字實踐的主要活動場域。
再次，時間使得空間呈現豐富的功能特徵，通過互聯網平台組織形成的時間市場對社會經濟的聚合、拼裝，時間的分配、交換、消費等再生產過程得以在空間中落實。由於時間的傳播與交易，流動脫離地緣關係而轉向基於數字的選擇性關係，活動傾向於發生在虛擬聚集時段所對應的現實空間。城市系統內部產生了通勤時間疊加服務時間的出行即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的移動空間、短時內因獲得「熱搜」而人流激增的網紅空間，以及線上花時間瀏覽與線下花時間前往相結合的隱形消費空間等新型空間秩序。有研究通過分析平台、消費者、店鋪以及騎手等主體間的互動機制，發現了虛擬集聚引致實體集聚的作用模式，並呈現需求集中區伴生的分布特徵。可以發現，時間的交易、傳播不僅作用於功能業態的出現，而且反映在空間功能與 自身的演進乃至消亡上。
最後，由於城市資源的時空性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平台聚合下價值化的時間成為評價空間質量的重要標準。現有討論空間質量的研究主要圍繞社會空間分異展開，關注人群差異和區域流動性不平等等問題，空間可達性是定義服務邊界、評價服務質量的主要標準。事實上，除了空間可達性差異，時間自身的可達性對於線上獲取資源和線下獲取支持也是重要的評價因素。在「快即是好」的價值取向下，空間評價標準中引入了更多時間要素。例如：在線下維度，生活圈等概念也已注意到由於不同時間尺度所涵蓋的空間場所範圍不同，進而產生了不同層次的服務可獲得性；在線上維度，美團快送、盒馬鮮生等生活服務業態規定了配送服務時效，並為保障服務質量對騎手設置了獎懲機制，與之對應的空間是否是「盒區房」、線上服務時效同樣是目前平台主導下定義空間質量的新發展。
總體來看，數字化技術、新工具的應用，使得時間、空間和人的活動之間的內在束縛被解開，這一變化重構了原有的時空關係，凸顯了隱含在個體與空間關係之中的時間性。數字化時代對時間價值全方位的挖掘與操控，以及時間對空間新邊界、新形態、新功能特徵、新評價標準的賦能，促成了時空組合方式的抽象化、靈活化、異場化，也重塑了時間在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和個人生活中的作用。
3 適應數字化下時間變化的規劃啟示與策略
數字時代下時間加速、細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價值變化，讓日常生活中的時間與空間耦合模式呈現出多路徑，並在社會生活中多孔滲透。日常生活也因此內在張力充盈，帶來「疲於奔命」等時間體驗，讓現代性關係在當下時空間出現了二次脫域，即日常生活時間刻度脫離理性。因此，新的城市研究命題就是——如何實現日常生活時間和時間化的空間回歸到人的本身？如何讓城市時間在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加速與增進社會理性和生活步調的減速間實現平衡？
3.1 以價值回歸提升數字生活圈概念
當前，西方規劃學界正在積極討論15分鐘城市等概念，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時間都市主義浪潮。其核心觀點是通過多樣化、高密度的臨近性和各類數字化服務保障本地生活，實現日常生活「人本」尺度的回歸。其概念總體正確，但是有關15分鐘的時間閾值標準，事實上已成為加速社會的隱喻，提高城市效率和可達性的期望同樣可能成為新的時間桎梏。無論是當下「外賣騎手之困」，還是在工作、消費等不同場域中被「時間殖民」的居民個體，都無法主動、自由地體會到城市生活的生動性和完整性，導致社會整體陷入數字化編織的羅網。因此，西方提出的平台城市主義或是時間都市主義可能並不是解決當下時間問題的一劑良方，而需要有更加完善的、適應數字社會特點的都市主義理論。
這一討論也值得我國當下正在開展的生活圈實踐加以借鑒。從目標上看，生活圈概念的本質是構建一種居民與環境有機、和諧互動的生活空間。這一空間的目標應該嘗試擺脫單一化的時間約定，而更加註重人的發展，不僅建構哲學家提出的「詩意的棲居」，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生活環境之間的「共鳴」，亦能夠通過在地「凝思」幫助居民積極從外在世界獲取精神棲息與自我實現的條件。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理解時間作為影響空間規劃及其設置配置的重要控制參數，同時還需要關注虛擬空間平台上的互動，以建構面向未來的數字化生活圈（圖3）。
圖3 數字生活圈的規劃策略框架
在觀念層面，為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需要尋求社會加速與減速相平衡。一方面，社會的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仍然需要加速，個人需要通過自我時間管理、參與社區活動、建立社會聯繫等個人和社會規劃方式來尋求適應；另一方面，居民的時間福祉和環境可持續性也需要規劃中的減速措施加以保證，如鼓勵出行時間安排靈活化、倡導綠色交通和生活方式可持續等。特別是要關注弱勢群體在時間利用和城市資源訪問方面受到排斥的現象，確保他們平等地享受數字化生活帶來的機會和福利。
3.2 以時間約束優化實體空間規劃與治理
針對時間變化的空間響應結果，可以通過空間規劃和治理手段加以改善。在數字化背景下，城市規劃不僅需要關注經濟發展導向下平台、市場對時空間變化的作用，還需要綜合考慮技術進步下新的公共價值內涵，結合時間公平、數字鴻溝等議題，引領城市建設發展。具體而言，應順應落實市場響應中的合理部分，如利用互聯網生活服務業態、智慧交通平台等在提供便民服務、提升城市運行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上起到的支持作用，為新興數字產業提供創新空間、政策支持等來適應智慧發展模式。而針對不合理的部分，如公共空間的過度商業化、空間資源的不均衡分配、時間資源的利益導向等問題需加以調節，限制過度開發，確保公共空間的公平開放，以保證市場響應與城市長遠發展目標相一致。
目前空間規劃中主要考慮以時間作為空間服務績效指標。例如：在建築與公共空間尺度，巴黎、舊金山等地以數據驅動規劃決策，促進校園、廣場、社區商業等設施融入城市虛實空間系統，鼓勵差異化的時間開放安排，優化區域的時空秩序。在社區層面，北京、上海等地進行的社區生活圈、便民生活服務圈和完整社區建設等實踐，以居民日常生活為關注點，推進社區的專門改造與服務完善。通過使用不同的時間尺度對城市功能進行約束，使空間規劃呈現多層次的協調性。在具體要求上，需要考慮以臨近性為核心，以設施密度、多樣性、數字化的提升作為空間規劃彈性的著力點，結合靈活的時間管理手段，實現居民生活時間安排與設施時間資源供給的動態匹配。
除空間規劃以外，城市交通、物流等專項規劃同樣從數字化物流配送、無人駕駛等對實體空間治理提出了新的啟發。義大利、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針對老城區、商業購物街區等慢行空間積極塑造「減速」的出行方式：一方面採取如通行時間窗口、准入許可證等限制區域內車流通行的政策實現了車流的減速，促進了居民步行與活動參與；另一方面通過集合配送中心等設施建設，在「最後一公里」層面保障了城市貨運時間與生活時間的良好過渡。這些措施的實現依賴於無人配送車、智能貨運平台、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介入與整合，更需要對城市交通與用地、生產與生活、事權與財權有更為系統性的時間認知。
3.3 以平台介導落實虛擬空間治理
隨著新技術的發展和平台主體的介入，城市的實虛空間數據可以被感知與操作，並以數據治理作為虛擬空間治理的抓手，促進虛實結合的轉型。這一轉型主要由技術、資本和城市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以及數字平台在城市中的日益發展決定。首先，利用數字化技術和數據分析手段深入研究和分析多源數據反映的城市時間，可以了解居民的出行行為、消費行為等在不同數字生活場景下的時間利用模式差異，為城市規劃和公共政策提供科學依據。其次，通過聚合大量的網路訂單、服務數據，可以刻畫城市空間範圍，表徵設施的實際服務供給情況。以往的藍圖式治理通過靜態用地圖斑進行前置式規劃，無法完全實時、動態掌控設施與用地的實際使用情況。如今，使用者、供應商、管理部門等利益相關者都可以共同聚合在城市平台體系中，通過數字化方式聯繫起來，達到了以前較難實現的全過程參與的治理維度。例如：北京市「接訴即辦」「一網統管」等城市治理實踐，就是運用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以平台為載體對城市問題進行數字化、網路化和智能化治理。
需要注意的是，虛擬空間治理的實現是由於數字平台本身即具有時間性與空間性，並以此開展公平性與效率等討論。為此，首先必須理解與再審視平台作用，將不同的數字化行為鉚合在具體空間尺度上。例如智慧商圈、生鮮配送等不同服務範圍差異較大，且範圍內具有典型的空間分異特徵，因此可以作為虛擬平台空間治理的問題對象。其次，數字化作用的時間變化邏輯同樣為虛擬空間治理提供了關注重點。通過分析網約車、即時配送等演算法得到的活動時間性，採取統一信息、聚合平台等措施，可以實現運力、設施資源的運籌優化，促進其作為城市公共資源的高效利用。最後，應將行為的動態性規律納入規劃資料庫，進行長周期的數據收集與規律分析，促進各部門與利益相關者的信息共建共享，以數據為抓手促進協同治理的落實。
4 結語
數字化正在加速締造社會與生活方式的時代巨變，讓時間與空間的兩條軸向都在發生結構變化。相較於對空間的深刻關注，已有研究對時間的理解還不夠充分，而後者又是在數字社會與存量規劃階段對城市社會影響更為深遠的因素。因此，時間的缺位限縮了我們對數字化與時空響應命題的理解。本文基於日常生活經驗，借用技術哲學、傳播學、時間社會學等有關技術與時間的討論，總結了時間在數字化作用下的內在邏輯變化，討論了數字化對時間加速的內涵解析與價值呈現，分析了時間變化驅動的空間響應，進而提出了面向未來的規劃策略。我們的核心觀點概述為以下三個方面。
（1）數字化導致了時間的數字信號化，驅動時間的感知和運行加速，特別是結合數字平台等社會形態與技術工具，促進了時間價值的顯化，但也隱藏了時間的危機。
（2）數字技術的變化讓時間越發成為結合空間、定義空間的關鍵要素，形成了時空壓縮、時空脫域等模式，成為理解空間問題的關鍵視角。
（3）面向數字化的時間變化與空間響應，我們需要審視「15分鐘城市」等時間都市主義的概念，在數字化與時間內涵方面豐富生活圈規劃，從實體空間的時間性和虛擬空間的空間性等維度建設數字生活圈，實現人與環境的共鳴，塑造更有詩意的棲居。UPI
作者：肖作鵬，博士，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建築學院，副教授。[email protected]
韓來偉（通信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email protected]
編輯 | 顧春雪
排版 | 徐嘟嘟
本文為本訂閱號原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