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李珊珊
「中國頂級病毒學家被趕出實驗室」、「病毒學家睡在實驗室門口」……，張永振團隊與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簡稱「上海市公衛中心」）的糾紛，成了各方關注的焦點。
「睡在實驗室門口」的張永振是一位知名的病毒學家，也是率先解析並發布新冠病毒基因組序列的科學家並因此入選2020《自然》雜誌年度十大人物。2022年12月，張永振獲得以阿聯酋迪拜酋長冠名的「穆罕默德·本·拉希德全球知識獎」，該獎項表彰科學創新、知識傳播等領域的突出貢獻，而同時獲獎的mrna疫苗研究者katalin kariko和drew weissman，後來贏得了202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023年9月，他的團隊又在頂刊《cell》發表了一篇關於野生小型哺乳動物病毒傳播的研究論文，署名單位為粵港澳大灣區精準醫學研究院（廣州）和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但沒有上海市公衛中心。
上海市公衛中心是一家「堅守傳染病領域超過百年」的三甲醫院。張永振和中心的矛盾由來已久，根據張永振團隊成員此前發布的網貼，2018年3月，上海市公衛中心與張永振達成為期5年的科研合作協議，並於2020年8月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研究所商調來全職工作。而在2023年3月協議結束之前的2022年11月，中心就開始「驅離」張永振及其團隊成員。此後經多方斡旋，「驅離」動作暫緩，但雙方仍然未就700多萬科研經費，以及300餘萬的勞務費和科研獎勵達成一致。張永振後來發文稱，上海市公衛中心上周四召開緊急會議，「僅用了一分鐘宣布p3實驗室要改造升級，勒令我們2天內搬離」，而中心第二天才提出搬去前樓另一位教授的實驗室，但「我們組有大量病原未知的樣品，按照生物安全要求，至少要在p2實驗室進行，據我們了解這位老師的課題組目前並沒有備案的p2實驗室」。
上海市公衛中心則在1月29日凌晨，做出了公開回應：「部分實驗室需要進行改造，因安全原因進行封閉施工。」
4月28日晚，張永振開始睡在實驗室門口。實驗室門口，還掛著「華東病原生物學研究所」的牌子。這個上海公衛中心旗下的研究所，於2020年10月10日成立揭牌，由張永振出任所長。
這間發了多篇頂刊論文的病毒學實驗室究竟發生了什麼？現在情況如何？4月29日，《知識分子》前往現場與守在實驗室門前的張永振教授進行了對話。
兩個保安各站在一扇門前，病毒學家張永振坐在門口台階上的一團用值班室、防潮墊和被褥墊起的臨時「床鋪」上——到今天為止，他已經這樣睡過兩個晚上了。
在網路上，他的團隊成員貼出的消息中概述了事情起因：上周四，「公衛中心領導竟在未提前溝通的情況下，單方面告知我們團隊於兩日內搬離實驗室」……
「消息是學生電話里告訴我的」，張永振說，當時，他正在廣州，覺得非常突然，接到學生電話後要趕回上海，又遭遇了龍捲風，飛機延誤，本該周六到達上海，周日晚上才到，「一下飛機就趕到了實驗室門口」。
「怕他們亂動我們實驗室的東西」。張永振這樣解釋自己守在實驗室門口的原因，去年6月的一天，在本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張永振辦公室中的私人物品被清至走廊。
張永振的實驗室包括十多名名成員，其中，除張永振外，另有三位教職員工，一名博士後，其餘全部是碩士博士生。「實驗室的樣本涉及到涉及到實驗，涉及到我們畢業」，一位學生向來訪者解釋自己的焦慮。
張永振位於一樓的實驗室包括三間實驗室和一間放滿了冰箱的樣本室，一位通宵做實驗的成員被關在了實驗室。
「門卡都被註銷了，出來就進不去了，只好在實驗室待著看顧樣本」，張永振介紹，還補充，「因為門卡不能用，電梯被禁用，樓上辦公室也去不成，電腦不在身邊，水也沒有……」
周一（4月29日）一天，現場始終沒有上海市公衛中心相關人員的身影。
知識分子：您和公衛中心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張永振：這得從頭說起。因為傳染病醫院的臨床能力很難打造，很難招到一流的特別牛的醫生。所以，上海公衛的前領導，朱同玉院長、盧洪洲書記想提升這裡科研方面的實力，這也是我剛來上海公衛時的情況，當時大家都希望打造全國一流、世界頂尖的科研能力。後來，新領導來了，想法就不一樣了。
知識分子：本次糾紛之前，是否已經發生過一些事情了？
張永振：去年5月，他們換掉了p3實驗室的實驗室主任，從前的主任是我們實驗室的宋志剛老師，他是從籌建開始就在p3實驗室的，還是上海市的抗疫先進個人。6月，在我人不在的情況下，把我辦公室里的私人物品統統給扔了。這就是體現了一個權力的傲慢，到現在，他們至今仍然沒有人過來解決問題。
知識分子：公衛中心回應中提到他們「制定安置方案並提前告知」，並提到「下一步，我院將會同有關單位妥善做好安置工作」，具體情況是怎麼樣呢？
張永振：兩天搬完。開始沒有安排，後來說搬去前樓一個沒有條件容納我們實驗設備和樣本的實驗室，這就叫：「制定安置方案並提前告知」？這個聲明中的「妥善安置」，就是今天一整天不讓我們進實驗室繼續試驗，不讓我們取自己的私人物品嗎？
知識分子：網傳您和中心有千萬經費的糾紛？
張永振：2018年，我來上海時，當時的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領導和我簽署的合同中，我每年的科研經費是350萬，其中300萬是科研直接經費（實驗耗材等），50萬是人員的勞務費用。按照當時的合同，5年內，總共要求產出8篇高水平論文，其中2-3篇影響因子不低於20，而這5年內，我們遠遠超額完成了任務，僅影響因子20以上的文章就有5篇。扣除前三年科研上花掉的經費，目前大約還有700萬的科研經費沒有到位。另外，學生們的人員勞務費用和按照單位規定應得的論文獎勵，我們算了一下，也有300多萬。
知識分子：那您如何繼續維持實驗室運行？
張永振：申請其他經費——自然科學基金、復旦的一些科研經費，我們都申請過。像我們這種病毒實驗室，樣本儲存、實驗試劑、耗材等等，保守估計，一年至少需要兩百多萬，只能靠申請各種經費來維持，但人員的勞務費用，就只能排到最後了。
知識分子：去年上半年，您跟公衛中心的合約到期，這之後，您仍有科研產出，對吧？
張永振：去年9月，我們發了一篇cell，是關於野生小型哺乳動物病毒傳播的。（註：該文指的是：host traits shape virome composition and virus transmission in wild small mammals, cell, sep20 2023.）
知識分子：為什麼這樣的壓力之下，仍然要堅持做研究？
張永振：我們這個實驗室，每隔一段時間就能有一篇cns（《cell》《nature》《science》）出來，也就意味著我們在這個領域已經走在了國際前沿，對這個問題的認知已經走在了人類認知的最前面了。
我經常跟我的學生講，如果當年我所在的實驗室具備我今天這個水平，我能在20多歲的時候就在國際最前沿的領域工作，我要開心死了。
我希望這個傳承不要中斷，希望能夠看到學生們獨立地、很成功地做一些科研工作，將來成為本領域的大師，畢竟，從科研創造性上來講，25到30歲是最旺盛的時候，而我們這些老人是把方向的，保證後面人不犯錯，或者犯錯的時候儘早糾正過來。美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真正的高水平的資深教授，再加上全世界最優秀的年輕人，這兩個結合，才有了他們高水平的科研。
另外，就自己來說，我做了這麼多年研究，做（研究）過病毒，也做（研究）過細菌，也做（研究）過免疫，實際上我認為我現在對生命科學才有了一些深入的認知，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多東西，你回過頭來看，會跟從前看到他們不一樣，比如：肺炎，聽上去很古老，沒啥新鮮東西吧，我最近就覺得這東西很有意思，我們實驗室也做了一點工作，如果不是這次事兒，我現在應該在實驗室進一步總結我們前陣子的肺炎研究，撰寫論文呢。
知識分子：您對這次的事情是怎麼想的？
張永振：我覺得很難以正常人的思維來理解這件事情。有兩件事我印象特別深刻，去年，在我人不在場的情況下把我辦公室的東西扔出來；前天晚上，下雨，我想往門邊上靠靠，（避雨），兩個保安坐在門口，不讓我往門上靠。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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