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起，已經過去163年了。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一進化理論出現在全球各個學校的教科書上，所有人都對它非常熟悉，它已經變成刻入大腦的常識。
但眼下，一場隱秘又轟轟烈烈的學術界戰爭正在發生。
2014年，八名來自各個生物學領域的頂尖科學家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題為《需要重新思考進化論嗎？》
他們的答案是「需要，而且極其緊迫」。
他們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框架，叫「擴展進化綜論」（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簡稱EES）。
在這個框架里，自然選擇不再是進化最重要的推動力，基因變異、表觀遺傳、文化演化等與它同等重要。
2016年，來自英國、瑞典和美國的50多名世界知名科學家組成團隊，在多個機構的支持下研究EES，用它解答傳統進化論回答不了的問題。
然而，主流生物學界很不喜歡EES。
2015年，倫敦皇家學會主辦「進化論新風向」會議時，有23名學會成員遞交了聯名抗議信，譴責其傳播EES的觀點，擔心「會給公眾造成思維混亂」。
那些研究它的人，也被主流學界嘲諷為「試圖扮演革命者」，是「後真相時代的產物」。
為什麼會有如此強烈的反對？
最近《衛報》報道，這是一場事關進化論命運的思想之戰，改變它等於改變現代社會。
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場關於「誰是主流人物，誰是邊緣人物」的地位之戰。
只有贏下它的人，才能續寫生物學的宏大敘事。
修改進化論的想法並不是最近才有的，它已經存在了幾十年，歸根結底，是現代達爾文主義（Modern evolutionary systhesis，也叫現代進化綜論）的缺陷很明顯。
大家都知道現代達爾文理論講的是什麼。
因為偶然的基因變異，動物碰巧獲得了佔優勢的能力，比如視力好，這個能力讓它的存活率更高，有機會生育更多後代。
這些後代多多少少遺傳到了這個優勢基因，而它們也會生出更多後代。
就這樣，一代又一代，經過漫長的時間，這種動物變得視力極好，就像老鷹那樣。
這個理論很簡潔、很合理，但有一個問題，它是從進化故事的中途開始講起的。
在達爾文的理論下，眼球是理所當然存在的，什麼晶狀體，什麼虹膜，通通不用管，它自然而然就出現了。
但是，像眼睛這樣複雜精密的器官，它不太可能是一次基因變異後就有的。
印第安納大學的生物學家阿明·莫澤克（Armin Moczek）說：「第一隻眼睛、第一扇翅膀、第一個胎盤，解釋它們如何出現，是研究進化生物學的主要動力。」
「然而，我們還沒有好的答案。經典理論認為是一次意外的好運，然後動物自己慢慢改變帶來的，這其實解釋不了。」
現代達爾文理論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只關注自然選擇，對其他進化因素毫不在意，導致大量有才華的科學家被排斥到邊緣地帶。
這是學術界的鍋，不是達爾文的鍋。
20世紀初，達爾文理論是一個日漸式微的理論，生物學也因為沒有公式、數據，人們不把它當作「正統科學」。
在19世紀孟德爾的研究被重新發現後，達爾文理論吸納了其中的思想，變得更受歡迎。
到上世紀20、30年代，英國統計學之父羅納德·費雪（Ronald Fisher）等人提出了一種修正後的達爾文理論，叫現代達爾文主義，它也就是我們在課本上學的內容。
這個理論簡明得就像一個公式，底下有很多數據統計和分析。
一瞬間，生物學變得無限接近於物理學那樣所謂的「正統科學」，生物學家們揚眉吐氣地建立各個研究協會，把現代達爾文發揚光大。
這沒什麼不好，可問題是，因為儘力把理論變得像個公式，它試圖解釋生物進化的一切問題，
而那些解釋不了的，就……假裝沒看見。
最先感覺不對勁的是分子生物學家。早在60年代，他們就發現自然選擇沒那麼重要，反而是被忽視的基因變異更重要。
分子生物學家觀察到，細胞中的分子在以非常快的速度突變，其數量之大與現代達爾文理論中「罕見的突變」相衝突。
並且，突變後的基因能否保留下來，也和自然選擇沒關係，它似乎是完全偶然的。有利於動物的不一定保留，不利於的動物也未必消失。
接著，古生物學家斯蒂芬·古爾德（Stephen Gould）和奈爾斯·埃爾德雷奇（Niles Eldredge）通過研究化石發現，進化不是緩慢進行的，它有幾次短暫而集中的大爆發。
很顯然，現代達爾文理論解釋不了它。
之後就是研究動物可塑性的科學家們。
他們發現動物能以非常快的速度適應變化的環境，不需要幾百萬年那麼久，可能只要幾個月。
渥太華大學的動物學家艾米麗·斯坦登（Emily Standen）在研究塞內加爾多鰭魚。它也叫金恐龍，是一種又有腮又有肺的魚，生活在非洲的沼澤里。
大部分時候，塞內加爾多鰭魚呆在水下，只有沼澤里水源乾涸時，它會短暫地上岸，然後鑽進下一個池塘。
斯坦登和同事們抓來111條幼年的塞內加爾多鰭魚，先在水中養了兩周，然後轉移到只有小石子的地上。
因為有肺，塞內加爾多鰭魚生活得挺好，並且身體在8個月後出現明顯的變化。
魚鰭上的骨頭變得更加細長、尖銳，關節窩變得更寬，肌肉更大。它們的脖子更柔軟了，肺部變大，其他器官為它移位。
這些變化讓塞內加爾多鰭魚更擅長在陸地上生活，同時，也讓它們像一個新的物種。
這一切，只需要8個月。
生物學家阿明·莫澤克有類似發現。他專門研究蜣螂，在寒冷的環境中，蜣螂會長出更大的翅膀覓食，在溫暖的環境中，它會長出更圓的身體和更大的胃。
這種變化在很短的時間就會發生，更讓人吃驚的是，這些身體變化都來自相同的基因，根本不用自然選擇。
「這個物種的基因不是一代代優勝劣汰得到的。相反，在早期的發展過程中，它就能以很多形式生長，讓蜣螂在不同情況下生存。」 莫澤克說。
北卡羅萊納大學的教授大衛·普芬尼（David Pfennig）研究鋤足蟾蜍。
它們通常是雜食動物，但如果只餵給它們肉，鋤足蟾蜍會長出更大的牙齒、更強壯的下巴和更耐寒的腸道。
突然間，它們變成徹頭徹尾的食肉動物，只吃甲殼類動物和蝌蚪。
「物種的可塑性提供了另一種進化路線。」普芬尼說。
生物可塑性在發育生物學中已經被廣泛接受，但在主流生物學界，很多科學家根本沒聽說過它。它有意無意地被排擠到邊緣地帶。
這樣的非主流進化理論還有不少，比如表觀遺傳學。
父母經歷某些事後（心理或生理疾病）能將小的化學分子附著在DNA上，DNA本身沒變，但這些分子能在他們的孩子身上顯現，出現不一樣的效果。
英國遺傳學家馬庫斯·彭布雷（Marcus Pembrey）整理數據後發現，19世紀的瑞典男子如果在青春期經歷營養不良，那麼他孫子死於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變小。
如果男子營養豐富，那麼孫子死於糖尿病的可能性會增加。
女性的效果相反，如果女性在子宮裡經歷過營養不良，那麼她孫女的平均壽命會縮短。
這些事情，現代達爾文理論又該怎麼解釋呢？
「現代達爾文理論就像一個背棄競選承諾的總統。」 《衛報》寫道，「它無法滿足人們的要求，但仍然坐在總統辦公室里，手握權柄。」
EES的出現，就是各個邊緣地帶的生物學家站在一起。這場戰鬥已經打了好些年，還沒分出勝負。
EES的支持者中，也分為保守派和激進派。
保守派如科學家凱文·拉蘭德（Kevin Laland），他呼籲大家團結起來，但不認為這是一場革命，現代達爾文理論還是可以的，只要做些修改就好。
激進派有進化學教授馬西莫·皮柳奇（Massimo Pigliucci），他認為應該從現代達爾文理論的束縛下掙脫出來，清算過往的奇談謬論。
2017年的學術會議，他承認EES支持者和主流生物學家之間有一場文化戰爭，「是的，但我們肯定會贏。」
從目前的戰局來看，還是主流生物學家佔上風。
畢竟，這麼多年的基業不可能說倒就倒，很多科學家也不願意趟EES的渾水，怕被認為嘩眾取寵。
最後的戰鬥結果，可能要幾十年才能看到。
沒想到學術界也這麼腥風血雨，
可真是有意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