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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編輯|避寒
《——【·前言·】——》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求職，一個曾經的中將，帶著塵封十三年的軍裝，走進北京西長安街，敲開舊日熟人的門。
背景與困境——從軍隊到地方的身份迷失
歐陽文1955年授銜，正中將，軍報出身，文職政工，走的是「非作戰」路線。
他是第一任《解放軍報》總編輯，後任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政委兼院長，那一年，他四十歲，已進入全軍文職高層的核心圈層。
他沒想到自己的仕途，會在1964年斷在一句話上，那天，他在公開場合提到「彭德懷對軍隊整頓的積極作用」，話沒說完，就有人記錄在案。
隨後調令下來，院長、政委一併免職，職務降為「顧問」，實際賦閑。
十三年，沒有新職務，每年照發工資，沒人找他說話，也沒人敢找他說話，他仍穿軍裝，按部就班進出機關院，看軍報，不發言，他始終保留著軍銜，心中不認同「撤職」的定義。
到了1977年，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正式轉為地方高校，改名為西北電訊工程學院。
軍改令下，幹部身份重新劃歸地方。歐陽文名義上也成了地方幹部，但他拒絕接受這個現實，他反覆對人講：「我是軍人，屬於總參。」
這一年，他已年過六十，地方系統不願接收他，不知道該給他安排什麼職務，他也不想在「地方系統」退休，他要回北京，要回軍隊。
高層拜訪——副總長與副主任的曖昧態度
他是軍人，習慣走組織路線，從西安到北京，一張老地圖，一頁名單，上面寫著：張愛萍、王諍、梁必業、黃玉昆、徐立清。
先找總參，張愛萍，那時任總參副總長，兩人打過多年交道，張愛萍接見了他，安排在機關食堂二樓，沒有警衛，沒有記錄員，桌上只放了兩杯茶。
張愛萍沒說歡迎，也沒問近況，他只說了一句：「部里改革剛開始，先別急著動。」
他聽出了意思：「別來添亂」。
第二天，他去找王諍，也是總參副總長，王諍沒迴避他，也沒敷衍，安排他暫住在總後勤部南小街招待所，還留了電話，「等我消息。」王諍說。
這個「消息」，歐陽文等了二十天，沒來，他開始轉向總政治部。
三位副主任，梁必業、黃玉昆、徐立清，全都拒絕安排正式接待，理由統一：「西安電訊學院已經轉為地方單位，幹部歸屬地方。」
沒人提「彭德懷」，沒人提「撤職」，但每句話都指向同一個意思：你不能回軍隊。
在黃玉昆辦公室門口，他等了整整一個上午，黃的秘書出來說：「黃主任臨時加會，您先回去。」
他沒走，坐在門口，抽了三根煙，秘書第二次出來，小聲說了一句：「主任說，軍隊老幹部太多，沒位置安排了。」
「老幹部太多」，這不是實情，是拒絕的託詞。
三天後，他找到了徐立清的秘書，對方看了他的名字後說：「我們知道您的情況，組織有安排。」
他問：「什麼安排？」
對方說：「地方高校有些崗位也需要幹部，組織會考慮。」
這等於沒說，「我不是地方幹部。」歐陽文在當場就回絕了，「我要求歸隊。」
他用了「歸隊」這個詞，他一直用這個詞，他的軍人認同感，從來沒有因「轉制」而改變。
回到招待所，他開始整理當年工作的原始文件、任命通知，還有他署名的報社社論，他想提交這些材料，證明自己「從未脫離軍隊系統」。
但沒人收，沒人回話，他開始頻繁地撥通王諍辦公室的電話。
沒人接，秘書說王諍「出差」，直到二十多天後，電話終於接通，王諍只說了一句：「你等我三天，我來處理。」
博弈與妥協——王諍的干預與地方安置
第四天，電話響了，王諍說：來一趟，總參二處。
地點選在副樓，沒安排會議室，只是臨時騰出的一個檔案室，王諍穿便裝，茶几上只有一份文件，蓋著紅章，他沒讓歐陽文坐，直接把文件推過去。
「你們不要，我來安排。」
文件是國務院國防工辦的調令，安排歐陽文任「國防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長，列入國務院編製。
不是軍隊系統，不是恢復軍職，但也不再是「地方高校」，，這是王諍給出的「中間選項」。
他看著文件，沒說話，身份一欄寫的是「技術幹部」，單位屬國務院下屬，歸屬欄空白。
「這是現在唯一能走的路徑。」王諍說，「你在系統里還有朋友，但不多了。」
他點了點頭，沒有簽字，回招待所那天晚上，他給家裡打了電話，電話很短，只說了一句：「歸不去了，安排在四機部。」
四機部，全稱「第四機械工業部」，前身是國防部十院，後轉地方編製，負責軍工電子，和軍隊有協作關係，但不屬軍隊建制。
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身份被固定在「技術行政系統」，沒有番號，沒有軍銜，也不再列入軍隊高幹花名冊。
第二天，他還是簽了字。
辦公室在阜成門外一棟舊樓。
樓里大部分人不認識他，秘書安排他用三樓原副總工的辦公室，沒有門牌。
他沒掛照片，沒掛勳章，只放了一本舊《軍隊報刊總目》，第一頁寫著他的名字。
工作內容是「協助科研協調」，多數時候無具體職責，每月出勤兩次，參加一次行政會議，剩下時間，他多數在看檔案，翻舊報紙。
他沒有忘記自己來北京的目的。
1978年，他以「退役幹部口述」為名，向軍史編輯部遞交回憶材料，標題是《某一時期的軍報工作紀要》。
內容講的是1956年到1961年之間，他任主編期間報紙的編務改革，其中涉及一次社論爭議，用了「整頓指揮系統」這個詞。
他在材料里寫明，「這篇社論稿是由編輯部討論通過，並徵求張愛萍同志意見後刊發。」
沒有攻擊，沒有申訴，只寫事實，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澄清記錄」。
但軍史編輯部沒有回應。他後來又投寄兩次，都被退回，理由是「資料不全」。
他沒有繼續爭取，身份已定，材料歸檔，他知道這條路走完了。
歷史鏡像——體制內身份轉換的縮影
1977年這場求職過程，其實不是歐陽文一個人的困境。
軍隊與地方系統「並軌未合編」，造成大量「夾縫幹部」，轉制政策統一歸屬，但實際操作中，舊軍人身份成為障礙。
軍改前，許多院校、研究院、工廠帶有軍隊番號，但幹部屬軍隊體系；一旦改為地方編製，這批人便無處歸屬。
歐陽文的身份，是一個典型例子。
從1955年中將軍銜到1977年「技術幹部」身份，22年跨度，一刀切斷，無解釋，無複議。
不是個案，據總政幹部部1978年內部通報，1976年到1978年間，約有1200名原軍隊技術幹部轉為地方系統，其中近三成未獲妥善安置。
其中不少人原有軍銜，甚至有師職以上。
這些人，大多採取「靜退」處理，不公布職務，不安排活動，工資照發，身份歸空，他們不屬於地方，也不屬於軍隊。
他在晚年留下兩句話，寫在筆記本首頁：「我從未脫離軍隊系統；我不接受『技術幹部』的結論。」
2003年去世時，家屬提出，希望以原軍職進行告別，有關部門回復：「按當前身份處理，原則不變。」
最終葬禮上，沒有軍號，沒有悼詞，只是單位三位同事送了一束白花。
身份最終決定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