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輝 來源：《黨史博採》
在將軍大使中馮鉉的特長是情報、聯絡、外交，其在三大戰線都擔任過領導，都有過特殊建樹，是一位聯絡、情報專家出身的將軍大使。
在情報工作上，馮鉉曾領導情報處策划了遼南國民黨幾個師的起義，受到了東北野戰軍總部的嘉獎。在聯絡工作上，馮鉉曾在新中國成立前，策劃運送從香港來的大批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區參加政協會議，受到周恩來的稱讚。在外交戰線，馮鉉的重大貢獻是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巧妙地安排周恩來與法國新總理的秘密會見，為日內瓦會議通過《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結束法國在越南的殖民戰爭，以及為後來的中法建交奠定了良好基礎。
活躍在我黨隱蔽戰線的聯絡和情報專家
馮鉉在從事駐外大使之前的革命經歷大都戰鬥在我黨情報和聯絡戰線，從我黨早期情報、聯絡、外交戰線可以看到馮鉉的足跡。
馮鉉，1915年5月出生在江蘇省武進市（常州市）橫林鎮余巷一個清貧的小學教師家庭，在武進縣立中學讀過初中。
1931年，馮鉉16歲，經在東北已參加革命的叔叔馮仲雲介紹，離開老家來到哈爾濱，先考入哈爾濱電業局所屬電工學校，後在電車公司當電車售票員和電車司機。受馮仲雲革命思想影響，1931年他加入少年共產國際，建立團支部，任書記。在黨的領導下，他參加並領導過著名的1933年5月電車工人罷工。
馮鉉、馮仲雲故居。
6月，年僅18歲的馮鉉由於工作出色，被組織上派到蘇聯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軍事和情報。在學習期間，馮鉉接觸了各界人士，在離開蘇聯時，他已經能講流利的俄語，這為他以後的情報和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礎。他的蘇聯同學中，有很多後來做了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領導人。1935年，馮鉉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和少共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1936年，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1936年11月中旬，在蘇聯從事情報工作的馮鉉突然接到回國的指示。原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組織了迎接西路軍的代表團。團長是陳雲，副團長滕代遠，馮鉉做翻譯，段子俊負責電台，李春田管譯電。他們的任務是：從中蘇邊境的新疆霍爾果斯入境，赴新疆迎接紅軍西路軍。
1936年秋，長征勝利結束後，根據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紅四方面軍3個軍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後因河東敵情變化，計劃終止執行。
西路軍於1936年10月25日，從甘肅省靖遠縣向河西走廊進發，執行打通國際交通路線，建立河西走廊根據地的戰略任務。11月11日，黨中央命令過河部隊組成「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下轄紅5軍、紅9軍、紅30軍，全軍共21800餘人。
河西走廊是高寒地區，11月份已天寒地凍，西路軍與馬步芳、馬步青等國民黨十餘萬敵軍浴血奮戰4個多月，斃傷俘敵約2萬人。但由於敵強我弱，寡不敵眾；沒有根據地做依託，缺糧少彈；地理環境險惡，甘肅西部南有海拔三至五千米的祁連山，北有北山和沙漠、戈壁灘，中間為一條狹長的走廊，迴旋餘地很小；加上西路軍長時間行軍作戰，未得休息和補充，終於在1937年3月中旬同敵人在張掖縣西南的梨園口進行殊死搏鬥後失敗。
西路軍失敗後，由陳昌浩主持召開了最後一次軍政委員會，決定：徐向前、陳昌浩離開部隊返回陝甘寧蘇區；成立西路軍工委，由李卓然任書記，余部兩千人組成左、右和機動3個支隊沿祁連山兩側游擊；以紅30軍所余千餘人編為左支隊，由軍政委李先念等率領沿祁連山往西打游擊。
1937年4月16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隊850餘人，歷盡生死磨難，行程1500多里，所剩420餘人終於進抵新疆的星星峽。
紅軍西路軍「新兵營」舊址。
這時，正在中蘇邊境等候的陳雲、滕代遠、馮鉉一行5人，在蘇聯的斡旋和幫助下，與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多次協商正式建立了我黨與盛世才的統一戰線。盛世才準備了50多輛大汽車，車上滿載著武器、服裝和各種食品，並派了1個蘇聯籍的軍事顧問、1個營的武裝部隊護送陳雲、滕代遠、馮鉉等前去星星峽，營救了西路軍的主要領導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煥等人和西路軍左支隊400餘人，坐車前往迪化（今烏魯木齊）。
7月下旬，陳雲、滕代遠與西路軍工委李卓然、李先念等研究決定，將西路軍左支隊進行整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下設幹部隊和4個大隊，對外稱新疆邊防督辦公署新兵營，由盛世才按新疆軍隊標準承擔全部供給，對外稱「新兵營」，馮鉉任「新兵營」政治處主任。
根據黨中央指示，為「新兵營」400餘人開辦了飛機、坦克、火炮、騎兵、情報、電台等業務訓練班，陳雲、滕代遠、馮鉉親自傳授文化課。後來蘇聯為「新兵營」送來許多醫藥和教學器材，還派來萊翁傑夫、馬捷洛夫、馬欽諾夫等優秀的空軍、坦克、炮兵、通信等方面的軍事專家，馮鉉運用精通俄語的特長，為蘇聯專家教學中與西路軍學員的溝通發揮了橋樑作用，教員和學員都很滿意。
「新兵營」學員學成後，分幾批先後回到了延安，成為我軍航空兵、裝甲兵、炮兵、通信兵的稀缺人才。「新兵營」隊伍中，還走出了28名開國將軍。
1940年2月5日，馮鉉從新疆回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政治情報一室主任，參與了社會部的創建，並從事國際共運聯絡工作。社會部是中央的情報機構，馮鉉創辦了《書報簡訊》內部刊物，每期都送中央領導人，毛澤東與其他中央領導多次表揚這個刊物辦得好。
在延安，馮鉉還負責和蘇聯塔斯社駐延安的記者聯繫，這是中蘇兩黨情報系統之間聯繫的渠道。
馮鉉
1946年1月，抗戰勝利後，馮鉉受中央指派，到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任中共代表團秘書處處長，在與美軍代表和國民黨代表打交道中，馮鉉鬥智斗勇，初步展現出了外交才華。
1947年初，馮鉉受黨委派輾轉千里到哈爾濱，與東北民主聯軍會合，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叔叔馮仲雲。同年5月，馮鉉被任命為東北社會部副部長兼大連情報處處長。
馮鉉之子馮航君回憶說：「我父親長期做情報工作，以東北社會部副部長的身份兼任大連情報處處長，先後在隱蔽戰線工作40年。大連情報處自1947年3月份成立以來，自始至終是在中央情報部李克農同志、東北社會部鄒大鵬同志的領導下工作，其中的成績和他們是分不開的。」
在大連，馮鉉領導的情報處配合東北野戰軍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情報工作，他們策劃領導了遼南國民黨幾個師的起義，受到了東北野戰軍總部的嘉獎。東野領導人曾經講過東北社會部的情報工作能頂上個主力縱隊。在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部的三個機要參謀裡面就有兩個是大連情報處的地下黨員。
解放後軍委聯絡局天津局工作人員留影，左二為局長馮鉉。
馮鉉在兼任大連情報處處長時還有一個重大貢獻是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接待運送從香港來的大批民主人士去解放區參加政協會議。當時，大連是蘇軍管轄區，馮鉉負責與蘇軍交涉，利用他們的輪船，運送一批批民主人士從香港出發，北上在大連靠岸，轉道去解放區，這些民主人士中有沈鈞儒、蔡廷鍇、章伯鈞、郭沫若、李濟深等，為我黨的統一戰線輸送了大量寶貴人才。此外，馮鉉還利用蘇聯輪船調度轉運了解放戰爭急需的物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馮鉉從大連調到天津，先後擔任中央軍委駐天津辦事處主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天津局局長。
任瑞士大使在外交戰線建功立業貢獻突出
新中國成立後，馮鉉由於豐富的情報、聯絡、外交工作經歷和長期在蘇聯學習工作的經歷，被黨中央選定為駐外大使人選，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中國駐瑞士公使的崗位。
西方國家的瑞士能與社會主義中國建交實屬不易。當時美國通過北約組織孤立新中國。1949年6月美國專門向瑞士政府發出「貴國過早承認亞洲的一個共產黨政權將很不適宜」的警告電報，但瑞士清楚地看到「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將持續較長時間，因此早承認比晚承認好」。瑞士方面頂住來自華盛頓強大的政治壓力，1950年1月14日，瑞士政府致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表示承認新中國。
1950年1月17日瑞士聯邦政府主席兼外長馬克斯·珀蒂皮埃爾致電毛澤東：「瑞士決定在法律上承認新中國並準備與貴國建交。」瑞士成為最早與新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歐洲國家之一。
很快中國與瑞士建交的洽談在北京舉行。中方提出雙方建交的一個前提（瑞方必須斷絕與台灣的一切官方往來）和一個問題（如何處置舊中國政府在瑞士留下的財產問題）。
1950年1月下旬，瑞士政府一面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願意與其建立外交關係；同時，即通知國民黨駐伯爾尼公使與之斷絕關係，並表示中國國家財產現由瑞士聯邦政府外交部負責保管，準備將來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派之代表。
6月30日，外交部在對瑞方的答覆信中表示，對瑞方斷絕與國民黨政府一切關係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瑞士合法資財所有權表示滿意。中瑞於1950年5月和6月在北京進行的兩次建交談判十分順利。
1950年12月8日，馮鉉向瑞士聯邦主席彼蒂彼愛遞交國書。
1950年9月14日，中國與瑞士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兩國互派公使。
誰擔任瑞士首任公使早就提到了黨中央的議事日程。1950年5月10日，毛澤東任命時年35歲的馮鉉任中國駐瑞士首任公使，他是新中國首批駐外使節中最年輕的一位。
1950年10月15日，馮鉉奉命率一支精幹的小隊伍奔赴瑞士，他們乘坐火車，通過滿洲里，再乘飛機到達瑞士首都伯爾尼，在那裡建立使館。
12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瑞士聯邦首任特命全權公使馮鉉在伯爾尼向瑞士聯邦主席彼蒂彼愛遞交國書，駐瑞士使館成為中國當時在歐洲最重要的外交機構。
瑞士雖然同中國建交，但仍把中國看成敵對國，他們嚴密監視中國使館的一舉一動，其特務機關就建在使館的圍牆外。馮鉉領導全館人員在特殊的環境里，開展外交活動。由於瑞士是中立國，中國不斷派出各類代表團訪問歐洲，許多以瑞士為目的地，更多的是通過瑞士做橋樑路過的。中立國有利於開展國際調研，使館的接待和調研任務異常繁重，馮鉉帶領大家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
馮鉉在瑞士任公使期間的突出貢獻是幫助大量愛國人士和著名科學家、藝術界人士通過中立國瑞士返回祖國，為建設新中國效力。這條回國的特殊通道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馮鉉的繼任者李清泉大使1965年成功利用這一通道，幫助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從美國經日內瓦秘密返回祖國，在世界引起震動。
馮鉉在瑞士工作期間還參加了1954年周恩來率領的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為中國代表團日內瓦會議的食宿安排和談判作出了貢獻。會議期間，還安排周恩來會見了瑞士聯邦主席陸巴特爾和時任外長的彼蒂彼愛。
馮鉉與周恩來、李克農參加日內瓦會議。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馮鉉還巧妙地安排了周恩來與法國新總理兼外長孟戴斯·弗朗斯的秘密會見。
為落實這次會晤，馮鉉在會晤前做了周密安排，他先在6月22日安排周恩來在萬花嶺別墅接見了法國駐瑞士大使讓·肖維爾，就會晤的安排問題交換意見。
肖維爾提出，希望中方考慮法國新政府的微妙處境，會見需要保密。日內瓦是國際間諜雲集的地方，許多國家的情報機構都派有特工高手潛伏在此。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在國際舞台上露面的周恩來，一直是西方大國情報機構高度關注的對象。新中國總理與西方大國法國新總理會晤，將會震驚世界。如果會晤泄密，對剛剛組閣就任的法國新政府不利。在日內瓦會見顯然不適合。肖維爾提出，法方要求邀請周恩來到法國邊境內某地會晤。
周恩來明確表示反對在法國境內會見孟戴斯·弗朗斯總理兼外長，因為法國還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沒有任何外交關係。最後，雙方確定會見地點定在中立國瑞士偏僻小城伯爾尼的法國駐瑞士大使館內。
周恩來一行到伯爾尼已是23日下午。周恩來偕同代表團李克農等在馮鉉的陪同下，進入伯爾尼的法國駐瑞士大使館，受到法國總理兼外長孟戴斯·弗朗斯、駐瑞士大使肖維爾和法國外交部官員吉勒馬茲的熱烈歡迎。孟戴斯·弗朗斯也是當天從巴黎趕來的，先乘飛機至法瑞邊境某機場，然後再換車過境來伯爾尼。
馮鉉秘密安排的中法兩國總理首次會晤。
這次會晤是中法兩國總理在歷史上的第一次會面。儘管雙方都帶著翻譯，但周恩來一開始就用法語說話，使得這次會晤不禁顯得友善與親切。
在會見前，孟戴斯·弗朗斯一直有所擔心：此次是法方為解決印支問題有求於新中國，中方一定會討價還價，周恩來肯定會向法國提出承認新中國及其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的具體要求。出乎其意料的是，見面之後，周恩來主要是詢問法國新政府關於實現印度支那停戰的方案，並且表明：在印度支那的問題上，我們的條件就是和平，就是反對美國干涉，不讓美國把戰爭國際化，反對美國在印度支那建立軍事基地。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條件。解決印度支那問題，首先是要停戰，但軍事和政治是互相聯繫的，現在討論軍事問題，以後還要討論政治問題。通過選舉達到統一，確立國內製度。這些只能由越南人民自己解決，我們不能干涉。寮國、柬埔寨也一樣。周恩來很希望法、越雙方在直接接觸中早日達成協議。
孟戴斯·弗朗斯對周恩來頓時產生了好感，覺得周很通情達理。孟戴斯表示贊同周恩來的主張，並說在主要觀點上雙方意見是接近的。法方贊同「先軍事，後政治」的步驟解決法國與越南問題，第一步應集中精力解決停戰，包括軍事集結區的問題。他回巴黎後將立即同法國遠征軍司令埃利將軍會談，並準備給在日內瓦的法方軍事代表以明確指示。孟戴斯·弗朗斯希望周恩來運用其影響，推動越、法談判的進程。
周恩來一行於當晚趕回日內瓦。
馮鉉安排的這次中法高層秘密會談，促成了兩個重大歷史事件的進展：1954年7月21日，日內瓦會議通過《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停戰，結束了法國在越南的殖民戰爭和在越南、寮國、柬埔寨的殖民統治；為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奠定了良好基礎。
馮鉉 （左三）和李克農、雷英夫等在一起。
馮鉉在瑞士工作期間還為中美大使級會談作了積極的準備工作。1955年7月底，馮鉉陪同王炳南大使乘火車抵達日內瓦。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首次會議在國聯大廈舉行。中方代表是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約翰遜。儘管當時美國與中國勢不兩立，但這次會談奇蹟般地達成了兩項協議：一是遣返雙方僑民問題。二是雙方有爭執的其他實際問題。正是第一個協議確保了被美國百般阻擾的錢學森回到了祖國，使中國的核武器和導彈發展進入了騰飛的年代。周恩來曾經在一次會議上說，中美大使級會談至今雖然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我們畢竟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建設性的接觸，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1956年2月，馮鉉離開瑞士任中國駐緬甸大使，但僅僅3個月又重新返回瑞士任職。5月，馮鉉被任命為中國駐瑞士首任大使。
馮鉉在中國駐瑞士大使館任公使、大使的9年間，為發展中瑞友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50年9月14日，中國和瑞士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公使。1951年11月，瑞士在上海設立總領事館；1954年4月1日，中國在日內瓦設立總領事館。此後雙方友好關係不斷發展。自1950年中瑞建交在對方首都互設使館後，至今瑞士已在中國的北京、上海、廣州、香港設有4家外交派出機構；目前中國在瑞士的伯爾尼、蘇黎世、日內瓦也同樣設有4家外交派出機構。中瑞建交72年來，雙邊關係不斷向前發展，雙邊重大外交活動不斷，高層互訪頻繁，經貿關係更加密切。中瑞關係在中國與西方國家交往歷史上創造了多個第一：1980年，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剛剛打開，瑞士迅達集團第一個走進中國市場，成立中國第一家合資企業；2007年，當不少國家熱衷貿易保護政策、對中國產品濫用反傾銷調查時，瑞士成為歐洲國家中率先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之一。
9年駐瑞士的公使、大使工作，馮鉉功績卓著。國內的調查研究、情報科技各部門均給予很高評價。多年之後，有關部門的領導人還說：「我們現在很多工作還是在馮鉉同志的工作基礎上展開發展的。」
1959年6月，馮鉉回國被任命為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又回到國家安全情報戰線。
情報、聯絡、外交三大戰線珠聯璧合
馮鉉回國後先後擔任中調部副部長、國務院副秘書長、中聯部副部長等職，在情報、聯絡、外交三大戰線繼續發揮著珠聯璧合的作用，遊刃有餘地在三大戰線為國家效力。
回國後，馮鉉雖然已經離開了外交部，但還繼續發揮著作用。1960年，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員，隨劉少奇、鄧小平參加了莫斯科召開的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1961年，馮鉉隨陳毅副總理率代表團參加寮國問題的日內瓦會議。
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中蘇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和策略等問題上出現分歧，並逐步激化。1963年6月，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中蘇兩黨會談。會談期間，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進行攻擊。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進行回擊。由於馮鉉早年在蘇聯學習和工作，他作為中調部的代表參加了鄧小平主持的「九評」撰寫工作，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馮鉉還利用多年來從事情報工作的特長，參與破獲了國民黨企圖暗殺中國出訪柬埔寨代表團重大案件。1963年4月，劉少奇和陳毅訪問柬埔寨前夕，中調部收到情報：台灣國民黨情報局派遣上校特務張霈芝負責暗害訪柬代表團，策劃在代表團必經的路上埋設地雷，並派槍手持無聲手槍前去行刺。毛澤東指示「按期訪問，限期破案」，為此中央成立了中央安全領導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擔任組長，馮鉉也參與了偵破此案的工作。中調部在柬埔寨當局配合下及時破了案，捕獲了所有國民黨特務，保證了劉少奇和陳毅成功訪問柬埔寨。
1963年冬，周恩來主持召集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座談如何加強研究國際問題。會後，馮鉉綜合討論結果給中央寫了一份《關於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12月30日，毛澤東審閱了這份報告，並親自寫下200字的批語，全面肯定了這份報告，隨後成立了中央國際研究指導小組，馮鉉成為小組成員之一，在國際問題研究上，馮鉉給中央提出了許多獨到的建議。
1965年秋起，馮鉉由國務院副秘書長改任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翌年隨劉少奇訪問南亞國家。1970年6月4日至8日，他和公安部副部長於桑陪同阿爾巴尼亞內務部部長德里·哈茲比烏一行，到山東濟南參觀訪問。外事工作還始終與他相伴。
1972年初，馮鉉出任國家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局長，負責我國的對外宣傳及對外出版發行工作。
1973年8月至1985年12月，馮鉉擔任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顧問，再次回到自己的老本行。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接待一些外國的共產黨領袖。
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時任中聯部部長的耿飈當晚奉命與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邱巍高一起，持華國鋒的手令到中央廣播事業局迅速控制住中央廣播電台和電視台。接著，中聯部副部長馮鉉帶領部里一些同志增援耿飈，負責審查播出的節目。馮鉉嚴格把關，很快使中央電視台和中央廣播電台的工作走上正軌。
馮鉉還曾當選為第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七大列席代表、第十屆和第十一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顧委委員。1986年1月16日，馮鉉在北京病逝，享年70歲，黨中央對他一生在外交、情報、聯絡戰線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
參考文獻
1、《1950年瑞士與中國建交內幕》作者劉作奎 歐汶 來源：2017年5月23日《環球時報》
2、《共和國第一批外交官》作者：何明 來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3、《引領延安路 一門兩部長》作者:馮順政 來源: 2012年4月9日《人文常州網》
4、《50年代 中法兩國總理首次秘密會晤始末》來源：《新中國外交談判》作者:陳敦德 來源：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05月出版
5、《接送民主人士進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回憶》，作者：錢之光 來源：《人民日報》1983年8月14日〕
6、《馮鉉——武進當代人物專題》來源：武進地方志、武進地名網
【作者：陳輝 來源：《黨史博採》 編輯：郭小麗 責編：陳彥如 編審：項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