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三月，世界銀行前行長、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B·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來華交流，其新著《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中文版亦於同期在中國出版發行。在上海，佐利克接受了中國日報深度訪談，暢談外交見解，回顧中國在經濟與科技領域的轉型歷程，並深入探討中美關係中的關鍵議題。以下是訪談摘錄：
佐利克和他的新書《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 （攝影：鄭朱翎）
中國日報：您寫《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這本書的靈感從何而來？
佐利克：我想與年輕一代分享我的經驗，關於如何思考歷史和解決問題。亨利·基辛格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寫了一本名為《大外交》的書，他主要參考了歐洲的經驗，而我想嘗試從美國的經驗中汲取一些啟示。我認為讓歷史生動起來的方式是講述故事和人物。每一章都聚焦於一個人或一群人以及他們試圖解決的問題。我認為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與眾不同，部分原因在於我的背景經歷。除了安全問題，書中還涉及財政問題、貿易問題和技術問題。當把這些綜合在一起時，我堅信外交是一門藝術，而不是一門科學。在書中，你可以學到很多關於調解、談判、演講運用、倡導等方面的策略技巧。因此，我認為這本書可以讓你對外交的實踐有更深入的了解，跨越文化的界限。
中國日報：1980年，您首次來到中國，那時正值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初。您如何看中國在過去40多年裡所經歷的經濟和社會轉型？
佐利克：我很高興那時有機會訪問中國。我們參觀了一個城市，我只記得那裡的磚塊和每個人身著藍色和灰色衣服，但這給了我一個視覺參照點。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我看到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我一直被中國的變化所吸引。在世界銀行任職的時候，除了去北京或上海，我還嘗試走訪中國的其他地區和城市。我的主要感受是這是一群多麼勤勞的人民，他們想要創造更好的生活，讓我非常尊重和欽佩。因此，對我來說，儘管在歷史、文化和政治上存在分歧，我們如何基於共同優勢去尋找共同點，避免麻煩並建立共同的優勢。這次中國行我也會去深圳，我想深圳看起來將與我在1980年看到的完全不同。短短几十年，你看到人們從貧困和身著單調的服裝變成了你現在周圍看到的樣子，這真是巨大的變化，令人驚嘆。
中國日報：中國和美國如何建立積極的關係？
佐利克：中國和美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我們不希望看到兩國發生衝突，我們需要竭力避免誤判。有時，人們會因為錯誤假設而陷入麻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事件可能會變糟。顯然，雙方希望努力重建信任，並找到在經濟、氣候、大流行病或其他問題上的共同點。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是否找到雙贏的合作機會。我希望事情都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
中國日報：中國實施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對世界意味著什麼？
佐利克：我期待中美兩國共同引領人工智慧行業發展。DeepSeek的成功, 在我看來不是單純的中美競爭，更多體現了人工智慧新階段的魅力。去年，所有的討論都集中在構建非常昂貴的大模型上，這些大型語言模型不僅資本投入多，而且能源密集。因此，我認為DeepSeek不僅對中國，對其他國家也標誌著一個階段性的轉變。技術正在從賦能向適應轉變。DeepSeek是一個開放系統，它說明人們可以以更低成本去研發。儘管中美擁有各自的系統，但觀念傳播是跨越國界的，而且具有變革性。
中國日報：關稅和貿易壁壘仍然是全球化的主要挑戰。您認為有哪些有效的方法可以減少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
佐利克：我不支持加征關稅政策。如果你問關稅或壁壘的影響是什麼，影響就是它會提高成本、降低生產率。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皆受其累。因此，這絕非僅是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美國也正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征加關稅，這也會傷害北美的汽車產業。因此，我不認為這些是正確的政策。但有時，關稅被用作談判的一部分。特朗普可能將關稅作為一種施壓他國的手段。對於中國，他通過加征關稅，試圖在芬太尼、藥品等問題上向中國施加壓力。我只能說他是從一個交易商的視角看待世界。
中國日報：為什麼美國不能增加對中國的技術出口？
佐利克：在我看來, 出口管制或許在短期內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無法阻止別人發展。
所以，如果美國限制半導體出口，可能是出於安全目的。但不要自欺欺人，中國將在幾年內研發出來。因此，我想說的是，我理解某些出口管制的邏輯。但另一方面，它也存在危險，因為它將產生不同的體系，而這正是我們現在正在應對的時代。
中國日報：您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和崛起？
佐利克：中國發展得如此之快。許多中國人仍然說，「嗯，我們是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但世界一些地區將中國視為強大的巨人，當你是強大的巨人時，你必須考慮你將如何被看待。我希望我們能夠找到共同基礎，不僅美國和中國，還有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歐洲，以此建立一個更協作的的工作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