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獨家發佈於騰訊新聞
引言
特朗普第一任期（2016-2020年）時，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自冷戰以來的傳統歐洲盟友——還對他的政策一頭霧水，他的言行符合歐洲人對美國的極端刻板印象——浮誇、粗俗、私生活糜爛、頓頓不離麥當勞快餐和可口可樂、不受制約。特朗普顯然背離了過去美國總統的典型形象，不再滿口維護自由民主世界秩序，經常發表令歐洲領袖不安卻摸不著頭腦的言論。
2025年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釋放出的外交信號，則讓這些傳統西方盟友再清晰不過地意識到，今天的世界格局與2016年已經大相徑庭。特朗普的再次崛起不僅影響美國內部的政治生態，也對整個西方聯盟帶來了深遠的衝擊。
相比於中國、俄羅斯這些本就與美國若即若離的國家，真正受到特朗普衝擊的是二戰後形成的美國與歐洲的西方盟友體系。歐洲發達國家曾經依賴美國提供的安全、經濟和政治保護，如今卻不得不面對一個截然不同的現實：美國不再願意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而是轉向更直接的美國優先政策。美國的歐洲盟友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早已習慣了與美國進行意識形態上的合作，如今卻發現意識形態不再是聯盟的紐帶，本國利益變成了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一、默茨期許的德國：更強硬、更現實主義
德國聯邦議院選舉將在2025年2月23日舉行，但本次選舉卻不會如美國大選那般驚心動魄。根據最新的民調結果，目前由默茨（frederich mers）領導的cdu/csu保守聯盟支持率領先，接近30%，如果不在月底出現爆炸性醜聞，默茨應該會成為下一任德國總理。
由愛麗絲·魏德爾率領的德國選擇黨（afd），以20%的支持率排名第二。德國選擇黨自2013年起就經歷著激烈的黨內鬥爭，直到魏德爾的出現，才改善這種混亂的局面。
美國政治與德國政治存在顯著差異，德國作為議會制政府，無論哪個政黨成為執政黨，都需要找到1-2個其他黨派協同管理。雖然選擇黨當下勢焰正盛，但選擇黨在本次大選中仍難與主流政黨形成組閣，對於他們來說，最理想的結果，就是在本次選舉中突破20%的支持率，並在接下來的5年中逐步削弱德國的政治「防火牆」，最終有機會於2029年進入執政聯盟。
執政黨舒爾茨（olaf schulz）領導的社會民主黨的支持率目前只有15%，位居第三，比上一次2021年德國國家大選下降了10%。舒爾茨的政治生涯，很大概率會在本次選舉中結束。
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重塑國際秩序的背景下，過去以自由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全球共識」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現實、更強調實力的國際博弈。在一月底召開的2025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默茨在多場公開演講中展現出極大的自信，堅信本黨派將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獲勝並主導新一屆德國政府，聲稱德國即將迎來一場可能重塑國家戰略的變革。
可以說，默茨已經是以下一屆德國總理的身份在發表演講——他沒有談及基民盟將如何取勝，而是不斷強調他們將在執政的前100天內實現什麼。他在向外推銷一個所謂的德國願景。
而這樣一個德國新時代，卻是由一位政治老人開啟的。當人們熱議特朗普以78歲高齡當選美國總統時，默茨也將在今年迎來自己的70歲——他只比在德國擔任總理16年的默克爾小1歲。隨著2007年輸給默克爾，默茨憤然宣布退出政壇，直到默克爾宣布不再擔任基民盟主席之後，默茨才重返政壇。
與默克爾長達多年的黨內爭鋒，默茨似乎從未真正釋懷——默克爾在最新的傳記中提到，每當有人在默茨面前提及兩人的恩怨，默茨仍會反應激烈。默茨始終堅持自己當初的判斷，認為在默克爾的帶領下，保守聯盟已變得不再保守。兩人關於「保守聯盟應該支持什麼政策」的政治理念之爭，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世界格局的變遷，綿延至今，默茨的基民盟又將帶領德國走向怎樣的境地，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在達沃斯論壇上，回應歐洲如何面對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宮的問題時，默茨強調：「只要歐洲各國保持團結，世界就會尊重我們，美國就會尊重我們。只要我們分裂，沒有人會把我們當回事。」
默茨在達沃斯的發言，他努力傳達的態度，不僅針對德國國內政治經濟改革，也傳遞出對歐美關係的明確態度。默茨向特朗普引領的全新政治態度發出信號——「你想要一個能和你打交道的人，我就是這樣的人」，強調自己是一個務實的商人型政治家，願意與特朗普式的強硬現實主義展開合作。
德國的舒爾茨政府自俄烏戰爭以來，對於烏克蘭的態度以模稜兩可唯唯諾諾為主，歐盟一直是德國主導的政治實體，舒爾茨卻未能有效推動歐洲形成強有力的聯盟。默茨的發言可能暗示了他一個更強硬、更現實主義的德國，一個不再扮演美國「要飯小老弟」或「事不關己旁觀者」的歐盟。默茨談論到德國戰略能力的時候，他說德國必須在外交和安全策略上，能夠從曾經沉睡的中等強國轉變為領導型的中等強國（dass wir von einer schlafenden mittelmacht zu einer führenden mittelmacht werden.）。
二、英國的生存之道：學會好自為之
特朗普時代，標誌著冷戰以來建立的西方聯盟的瓦解。美國傳統盟友國家的安全感已經被削弱，他們不再是被動的跟隨者，而必須在新的國際格局中尋找自己的立足點。
這種危機感在美國自二戰以來最緊密的好哥們英國身上體現得尤為緊迫。在英國國內媒體中，越來越多的聲音開始討論英國要如何學會「好自為之」，英國不能夠再能夠依賴美國的庇護，而是必須考慮自身的生存策略。
筆者在一月底收聽了一個由四位具有影響力的政治觀點不同的英國媒體人mary harrington, james orr, aaron bastani 和peter hitchens的公開辯論，話題是特朗普當選對英國內政來說意味著什麼。儘管四位媒體人對於特朗普上台是否對英國有利持有不同意見，在這場辯論的最後，大家都承認，在2016年英國脫歐時，曾幻想著依靠美英特殊關係獲得優勢。彼時，英國堅信自己與美國的關係足夠穩固，能夠獨立於歐盟發展。隨著特朗普主義的回歸，英國發現美國的優先考量是自身利益，而非維護英美聯盟，英國不應也不可能依賴過去一個世紀穩固的「英美兄弟情」共創輝煌。
英國若不能重新與美國對接利益，就必須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尋找其他依託。如今的現實是，英國只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必須重新思考自身在全球體系中的定位。地緣政治正在促使英國重新思考自身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獨立性，而不是將本國經濟和美國經濟視為一體。
然而，英美關係究竟是「特殊關係」還是「附屬地位」？英國的日常生活已被美國企業深度滲透：交通依賴uber，金融依賴visa、mastercard和stripe，科技依賴谷歌和蘋果，每一次數據處理都會給美國帶來經濟收益。美國的企業、資本和技術主導了英國市場，創業公司更願意在矽谷註冊，而不是在倫敦。在那場辯論中，英國政治評論員mary harrington指出，在產業層面，英國尚未完成「再工業化」，反而任由自己成為了美國的第51個州。
歐洲一體化被英國視為失敗的模式，但這是否意味著回歸歐盟就毫無可能？目前來看，英國政壇仍舊對此抱持懷疑態度。許多曾支持脫歐的英國政治家如今面臨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如果不能依賴美國，英國還能向哪裡靠攏？可能英國的前景意味著它不得不向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多（viktor orbán）那樣，在俄羅斯、中國和美國三個大國之間尋找利益平衡。
三、特朗普時代：冷戰秩序的全面瓦解
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核心主張之一就是「美國不再充當世界警察」。從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到對北約盟友施壓要求增加軍費支出，再到貿易政策上的單邊主義，美國逐漸削弱了自己作為西方世界領導者的角色。
特朗普副手jd萬斯最近在接受福克斯採訪時，用傳統天主教概念中的「愛的秩序」（ordo amoris）更加詳細地詮釋了特朗普「美國優先」的口號：
「我們應該先愛我們身邊的家人，然後再愛我們的鄰居，然後再是我們的社區，然後再是美國，最後才考慮世界其他國家的利益」。
萬斯宣稱這是美國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裡基督徒應有的觀點。有意思的是，萬斯提到最後才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的時候，也絲毫沒有提及美國應該把她傳統西方盟友的利益放置於他國之上。萬斯的觀點直接對抗的是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建制派右翼（neocon）在冷戰結束以來或多或少都尊崇的人人平等自由主義普世民主價值觀，以萬斯為代表的特朗普陣營中的基督國家主義者（christian nationalists）——有時候他們也被稱為國家保守主義者（national conservatives）——不再認同冷戰結束之後在美國兩黨建制派內部佔據主流的自由主義普世意識形態，美國自然也沒有義務在外交關係中優先維繫她和歐洲發達國家的關係。
前福克斯一哥、特朗普陣營中最具有影響力的媒體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在2024年兩次往返莫斯科，採訪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這兩次採訪都在美國和歐洲引起轟動——因為卡爾森絲毫沒有站在「西方」的角度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反而宣稱他的意圖只是為俄羅斯提供一個平台。
在他的俄羅斯之行中，卡爾森還站在莫斯科乾淨的大街上指責美國民主黨城市治理不當，西雅圖的地鐵站到處都是垃圾和流浪漢，而莫斯科的地鐵站一塵不染。卡爾森宣稱，這兩座城市的對比，反映了美國民主黨那個政客滿口冠冕堂皇的進步價值觀，卻無法給百姓提供真實便捷的生活。卡爾森這種態度，同樣反映了特朗普陣營內的民粹主義者，擁有一種針對普世民主自由價值序列深刻的質疑，他們不願意再相信所謂的西方民主發達國家就一定優越於那些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譴責的非民主國家。
結語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塑造並主導了一個圍繞著自由民主秩序的西方聯盟。在過去10年間，特朗普的崛起也是對這種敘事的直接挑戰，面對一個不再願意充當世界警察的美國，歐洲必須找到自己的戰略自主之路。
目前，歐洲缺乏具有凝聚力的領導者，法國總統馬克龍雖極力展現個人魅力，但在團結歐洲方面收效甚微。歐洲發達國家領導人們已或多或少地認識到，單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有限，只有團結才能贏得美國及世界的尊重。未來歐美關係可能不再以意識形態為紐帶，而是更像一場現實主義的博弈——實力決定一切，利益優先於價值觀。
歐美聯盟是否會徹底瓦解？這取決於歐洲能否成功轉型，從依賴美國的「附庸」變為獨立的全球政治參與玩家。如果歐洲無法維繫自己內部的團結，那麼特朗普2.0時代可能意味著歐美關係的根本重構，甚至是西方聯盟時代的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