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起性騷擾案：給「色狼」定罪究竟有多難?

「史航事件」讓性騷擾成為討論話題。人們不僅斥責其毫無邊界的行為，還震驚於受害者涉及範圍之廣，截至5月6日，疑似受害者達到了26人。

雖然史航在回應中堅稱「情況不屬實」， 但顯然除了史航自己以外，並非所有人都對這套說辭買賬。《新周刊》、單向街圖書館等多家機構都相繼發布聲明與史航終止合作， 被媒體形容為「割席斷交、劃清界限」。

除了事件本身的進展，性騷擾這個議題本身也再次擺到台前成為公眾焦點。什麼算性騷擾？性騷擾舉證、指控成功率又有多高？

文 | Seni Paella 圖 | 四象設計部

究竟什麼算性騷擾？

據「史航事件」的指控者控訴，史航的性騷擾常發生在工作場合以及和粉絲的私人會面中，涉及了肢體和言語性騷擾。而另一方面，看過史航與受害者的聊天記錄，也有人覺得這是「打情罵俏」，甚至戲稱這樣的話「玩笑都不敢開了」。

在各國關於性騷擾的法律中，很重要的一點都是是否違背當事人意願。我國《民法典》中這樣定義性騷擾：

歐洲性別平等研究所指出，性騷擾者總會找出各種各樣的借口來為自己開脫，常見的有「就是開個玩笑」、「你太敏感了」、「只是在調情」、「就這一次」，有些人甚至還會推脫給文化差異、是對方魅力太大等等。

不過再花樣百出的借口也並不能抹殺性騷擾侵犯了受害者尊嚴的事實。針對屢禁不止的性騷擾案件，各國也都有不同的懲戒措施。

在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多次發送淫穢、侮辱、恐嚇或者其他信息，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

歐洲部分國家的刑罰相比之下可能更為嚴苛。比如在法國，性騷擾不論發生在網路上、公共場所還是工作場合，都被視為刑事犯罪。當地法律規定，如果案件中存在加重情節，比如職場性騷擾中若有濫用職權，或是多人共犯的情況， 犯案者最高會面臨3年監禁與4.5萬歐元罰款（約合人民幣34.24萬元）。

隨著社會觀念的轉變，法律制度也必然要經歷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完善的過程。

在今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對性騷擾的規製成為增加最多的內容之一。新版《婦女法》對性騷擾進行了界定（語性騷擾、文字性騷擾、圖像性騷擾、肢體性騷擾和其他性騷擾等若干種類型），同時也規定了學校和用人單位防治性騷擾的責任。

法律條文中的幾十、幾百個字，讀起來並不複雜，然而真正在實踐中遇到的阻礙卻可能比想的困難。

指控性騷擾 成功率有多高？

事實上，「史航事件」並不是近期爆出的首個性騷擾醜聞。

今年2月份，一名安永女員工實名發布舉報信，稱安永大中華區管理諮詢服務主管合伙人熊某對其及同事進行性騷擾。比起被陌生人性騷擾，對於職場的上司或同事做出越界舉動，大部分人缺乏直面反抗和追究的勇氣。

這兩起事件的共同點是性騷擾受害者面對的都是自己職場上的上位者或利益相關者，面對職權的壓制，許多人選擇了沉默。若不是有個別人的發聲，或許真相會被隱藏很久。

在報告所觀察的案件中，94.12%的受害者為女性。從樣本數據中可以看出，進入訴訟爭議最多的職場性騷擾行為是涉及人身權的肢體行為，其次是語言類性騷擾行為。實際上，在法院確認構成性騷擾的案件中，絕大多數都涉及肢體騷擾行為，而其它行為被認定為性騷擾的概率佔比較小。

共147起涉及職場性騷擾指控的案件中，法院最終認定為性騷擾案件的比例僅佔29%，其中大部分都來源於用人單位的指控，受害者親自指控被認定的難度大。在司法實踐中，對性騷擾的認定是十分謹慎的，這與性騷擾的取證難有一定關聯性。

在比較了42起被確認為性騷擾的案件和63件未被認定性騷擾的案件的舉證證據類型後，可以看出，除了涉嫌性騷擾的聊天記錄文字和圖像，以及目擊者的證言之外，幾乎無法提供其他類型的證據，而僅憑受害人陳述和利益相關者的證言是很難被認定為性騷擾的。

一些語言、肢體類性騷擾發生的場合通常較為隱蔽，一般很難取證。而受害者在遭受性騷擾時由於羞恥、恐懼等心理通常會選擇沉默，錯過採證的最佳時機，進一步增加了認定的難度。

「史航事件」的多名當事人在採訪時也都聲稱，出於對性騷擾的羞恥、尷尬和對職權的恐懼，想讓事情快點過去，並沒有第一時間反抗或報警，導致了史航變本加厲。

相比之下，法院認定性騷擾的重要依據之一是性騷擾實施者的自認，包括其保證書、檢討書，用人單位的面談記錄，派出所的筆錄等。在實施者自認的前提下，法院更傾向於認定性騷擾事實的存在。因此，如果錯過了職場性騷擾取證的最佳時機，尋求用人單位等第三方的幫助，有利於在訴訟爭議中佔據有利地位。

曾經，女性談及性騷擾通常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就算身心受到侵害，也因為太多顧慮而忍讓不願伸張。隨著女性權利意識的普遍提升，包括受國外Me Too等社交媒體運動的影響，越來越多的性騷擾受害者選擇勇敢發聲。

通過證據舉證成功認定為性騷擾依然困難，但一朵浪花也可以掀起巨浪，就像「史航事件」中的第一名受害者的指控，鼓勵了後續多名受害者說出自己的經歷。這樣的集體訴說，讓更多的人重新考量性騷擾的定義，又朝形成新的社會共識邁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