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元元之死：被母女共生絞殺，還是心比天高後的絕望？

楊元元的死似乎是毫無徵兆的。

自殺前一個月，她正在積極向上海海事大學遞交申請，希望能與母親同住一間寢室。

自殺前一天，她還在和同學排練《羅密歐與朱麗葉》，飾演朱麗葉的楊元元和同學約好明天見。第二天，2009年11月26日，楊元元被發現掛在僅一米高的宿舍水池前，以半蹲姿勢自縊身亡。

得知女兒死訊，母親望瑞玲完全無法接受。她與親友多次質問學校，認為校方的消極態度導致楊元元錯過黃金搶救時間。而上海海事大學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說法——是多年與女兒共生的望瑞玲掐斷了楊元元生的希望。

孰是孰非，請往下看。

（楊元元單人照）

1979年，作為家裡的第一個孩子，楊元元帶著父母深深的期待出生。父親給她取名人民幣簡稱的「元」，寓意著長大可以飛黃騰達，「掙大錢」。

彼時楊元元一家都帶著蓬勃生機。大學畢業的父親在軍工廠里做工程師，母親望瑞玲則是被廠里送去上海學習後回來當車間的技術工人。

1985年，一場變故讓這個家支離破碎。楊元元父親因黃疸型肝病去世。從此望瑞玲只能靠自己每月幾十元的工資養活兩個孩子。她做過車工，後來工廠改制後又去當門衛。生活雖然困苦，但她從未有過讓孩子放棄學業的想法。在央視記者採訪她時，她說：「只要他們兩個學習好，我可以放棄一切。」

因為讀書一直是望瑞玲心中的「救命稻草」。

1953年，楊元元的母親望瑞玲出生在湖北宜昌市。幼年喪母的她剛讀完初中，就因時代原因到枝江下鄉。學業被中斷後，她始終對「讀書」這件事耿耿於懷。在望瑞玲看來，有文化等於「有能力」，多讀書，就能離開這個小鎮回到城裡。

26歲時，望瑞玲與楊元元父親，一個分配到枝江404廠當工程師的大學生相識相戀。雖然她未曾和外界袒露自己與丈夫的感情如何，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楊元元父母二人都相信「知識改變命運」。

楊元元父親去世後，家境再次跌落谷底的望瑞玲對孩子們再三強調，「一定要認真學習，才能走出枝江，做個體面人。」從6歲開始，楊元元姐弟倆就常聽到母親說，「你們爸爸是大學生，是工程師，以後你們也要像你們爸爸那樣。」母親還曾告訴他們，你們長大了一定要去大城市，弟弟去北京，姐姐去上海。

（望瑞玲年輕時）

之後，讀書這件事就紮根在姐弟倆心裡。他們覺得母親傾其所有付出，應當用最好的成績和最懂事的態度來回報她。在母親的教育下，他們覺得只要足夠會讀書，就能讓全家過上好生活。

姐姐楊元元更是把「給母親減輕負擔」這件事看作自己的責任。在楊順順的回憶中，失去父親後，是「家裡兩個女人撐起一片天」。有好吃的，楊元元先留給弟弟和媽媽吃。無論在外遇到什麼事，她都不會帶回家說。

或許是從小的逆境讓楊元元性格特別要強，她始終保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即使是中學的好朋友取代她考取年級第一，她也會非常失落，然後更加努力學習超越對方。

而她唯一柔軟的一面，都留給了母親。因為母親毫無保留地付出，楊元元幾乎所有事都依著母親的想法做，也不允許外人對母親有所置喙。

因此，楊元元一生幾次面臨重要選擇的關卡，都由母親做主。

第一次是高考。那時楊元元的夢想是考大連海事大學，她想學海商法做律師。但受到了母親的反對，母親認為湖北到大連距離太遠，車費太貴，不值得，她希望女兒去武大學經濟學，畢業就能找個高薪工作。

楊元元也求過母親讓她圓夢，但望瑞玲再次反對後，對經濟學不感興趣的楊元元還是在高考志願上填了武漢大學經濟學專業。

她相信母親的選擇。

在此後的經歷中，楊元元的世界觀不斷受到衝擊。換句話說，她發現高考不是旅程的終點，自己不過是翻過一座山之後到了更高的山峰前。

因為家裡毫無積蓄，楊元元從大一開始就為學費、生活費奮鬥。那時楊元元每年固定支出上千元的學費和住宿費，無法一次性拿出這筆錢的楊元元申請了助學貸款，靠兼職和獎學金生活並還貸。

為了拿到武大1000元的一等獎學金，楊元元四年一直保持著好成績。每節課必坐第一排聽講，放學後就端著書本看。

除了學習之外，她還需要身兼數職，打工掙生活費。楊元元在學校食堂工作，一個月能拿200元的補助。除此之外家教、零工......只要是大學生能做的工作她都試過。

只是這些收入加在一起，依舊不夠補上楊元元經濟上的窟窿。讀書真的能改變命運嗎？她想過這個問題，但最終還是決定繼續按照母親期待的方式走下去。如果現狀沒有改變，那一定是不夠努力。

（在武大的楊元元）

然而，被錢壓在頭頂的烏雲始終無法散開，楊元元的性格也逐漸變得沉鬱。大一時，她還積極爭取入黨，做團支部書記，到了大二、大三後，楊元元的同學們對她的記憶都越來越模糊，因為她已經沒有參加社交活動的時間。

當然，這些經歷她都不會和母親提及。和許多年輕人都「報喜不報憂」的態度一樣，她只告訴母親自己取得了什麼成績。在望瑞玲眼裡看來，女兒性格開朗，能力極強。

2001年，在弟弟楊順順考上武漢大學環境科學系後，母親望瑞玲工作的404廠突然計劃搬遷到宜昌市區，職工住房不再是免費分配，而是需要拿3萬5千元內購。毫無積蓄的望瑞玲拿不出錢買房，又不願在當地租房。等廠搬遷完畢，不願去宜昌的她就會失業。

這時，望瑞玲開始向女兒楊元元尋求解決辦法。

最後楊元元告訴母親，「你是我媽媽，我要感謝你培育我這麼多年。要是沒有你，那也不會有我。你到武大來和我一起住吧。」

望瑞玲辦好內部退休手續，來到了大三女兒的宿舍，和她擠在一張90厘米寬的單人床上。

白天楊元元和室友都去上課時，望瑞玲就在寢室里做些做小吃或接織毛衣之類的零工。有空閑的時候，她也會去女兒勤工儉學的食堂幫忙一起打掃衛生。等晚上學生陸續回寢室時，她就端著小吃和在外批發來的圓珠筆等小商品在寢室門口賣。

每天晚上九點半楊元元從圖書館回來後，也會幫著母親一起在樓下擺攤。依靠這些小生意，望瑞玲一天能賺個十來塊錢，這個錢大部分都給楊元元姐弟倆當生活費。

雖然楊元元室友未對望瑞玲來寢室借住一事抱怨，但宿管老師還是在查寢時發現了帶著母親同住寢室的事實。出於同情，學校讓望瑞玲去學生宿舍樓上的空置雜物房居住，「你們兩個人怎麼擠得下一張床啊。」

就此，楊元元和母親望瑞玲開啟了長達8年的共生生活。

（楊元元（右）與母親合照）

2002年，楊元元即將畢業。她先是準備保研，保研失敗後開始找工作。

起初，她的目標是找金融行業的高薪工作，但她沒有成功。

（有說法稱，楊元元因沒有還清近4000元的助學貸款，畢業時無法拿到雙證，影響了她找工作。但後文提到她還有幾種工作選擇。）

雙重打擊之下，不願在就業市場將就的楊元元決心考研。她想考北大的自費法學碩士轉行做律師，「有了含金量更高的學歷應該就不會被拒絕了」，可能她當時這麼想著。

但考慮到楊元元臨時決定考試，還沒認真複習，且北大的自費碩士一年學費3萬，她們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母親望瑞玲勸楊元元放棄，她同意了。

望瑞玲說女兒當時還有5條路可以選 。

第一條是回湖北枝江當公務員。因為她是重本畢業，屬於高知人才，可以直接回鄉分配工作。這是當時她所拿到的工作機會中最穩定的一個。

去還是不去？最終，望瑞玲和楊元元都不想回去，「老鄉說幹嘛要到枝江當公務員？我們這些人好不容易從山溝考到城市來，在武漢掃馬路也不要回去。」

第二條是去廣西當公務員，楊元元和母親都對這個地點不滿意，「太窮，太遠」。

因為報考了研究生，楊元元收到西北大學發來的面試通知。當時她已經買好火車票準備去西安，臨上車前望瑞玲勸住了女兒。路途遙遠，她害怕女兒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被騙。

最後兩個選擇是去廣西青州港經貿公司當文員，以及浙江義烏某工廠當會計。這兩個工作在母女二人商量後都選擇放棄，因為她們覺得不太靠譜。

在多番糾結中，2002年校招季結束了。‍‍‍‍‍‍‍‍‍‍‍‍楊元元最終選擇了去2002年8月入職武漢現代英語培訓中心當英語老師。母親望瑞玲和她住在一起，每天去夜市擺攤補貼家用。

從這一年開始，楊元元的生活和大多數同學走向了不同岔道。她做過培訓班老師，當過泰康保險的客戶代表，收入始終沒有突破千元。因為工作不算體面，她和所有同學幾乎斷聯。楊元元曾向表妹表示，她希望自己奮鬥出成績的時候再和同學見面，這樣比較「有面子」。

2005年，楊元元為了證明自己，攢了一小筆錢後沒有還助學貸款，而是準備「拼一把」。她和同學成立了一個名叫《花語》的無證雜誌社，還辦了「小記者培訓班」。但她很快和合伙人產生分歧，加上不熟悉市場需求，入不敷出，公司很快散夥。

之後楊元元沒有再入職其他公司，每天和母親一起在武漢擺攤，有時也去做做家教。沒有工作的時候，她就繼續看書準備繼續考研。

當年留校讀研的同學曾勸過楊元元先就業再慢慢考慮未來，但楊元元拒絕了對方，她表示，「現在我收入和其他做白領的人拿到的也差不多」。

她還是做著憑努力一飛衝天的夢。

時間轉到2007年，這一年楊元元剛剛攢下3640元還清助學貸款，拿回雙證。

畢業已經5年，她攻讀碩博學位的大學同學已經畢業，更多同學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金融業找到工作，紛紛買車買房。她還有考到華東師大的高中同學也已經在上海紮根。

這些消息傳到楊元元這裡，讓她更加封閉，生活像苦行僧一樣。她不化妝，不談戀愛，也不交朋友，一切需要金錢支出的活動都被她排除在需求之外。

除了看書，楊元元每天只和母親交流。考研失敗她就第二年繼續報考，只求上岸。楊元元內心的痛苦母親並未感知到，在望瑞玲眼裡，女兒依舊是開朗的、願意和她分享生活的孝順孩子。

為了讓母親放寬心，楊元元還告訴母親，和她一起生活很幸福，「兩個人分開是痛苦，在一起就是快樂。」

2009年4月26日，四戰考研的楊元元終於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學的公費研究生。收到夢寐以求的錄取通知書，她抱著母親望瑞玲喜極而泣，嘴裡呢喃著，「我們的好日子快來了。」

即將離開武漢時，關於母親的去向，楊元元與弟弟進行了一次討論。

有說法是楊元元希望自己一個人在上海闖闖，楊順順也想把母親接到北京，當時他正在北大攻讀博士，有一定收入可以保證母親生活，但望瑞玲拒絕了兒子的提議。另一說法是楊順順當時博士津貼很少，他也剛還完本科的助學貸款，「如果母親跟著他的話是活不下去的」。

總之商量的最後結果是望瑞玲繼續跟著女兒去上海，臨行前母女倆一直期待著在上海的生活。因為望瑞玲有70年代去上海的經歷，她對這個國際大都市充滿好感。楊元元則認為上海海事大學會像武大一樣，在一定程度上對她們提供經濟或住房幫助。到時候自己可以繼續勤工儉學，母親也能打點零工，生活就不再緊巴巴的了。

2009年9月12日，楊元元帶著母親去學校報到。時隔7年回到校園，一切和楊元元熟悉的學校生活迥異。

和同學的年齡差讓她發現了彼此之間的代溝。她不願與他人溝通，也不想參加學校的課外活動，因為無論聚餐還是籃球賽，都是浪費錢又浪費時間的事。於是在外人眼裡，楊元元是一個內向的，平時只和母親呆在一起的古怪女生。

9月16日，楊元元手寫了一份2000字的長信給輔導員吳志毅，懇請學校提供一個單獨的宿舍給自己和母親居住。她在信里寫道，「這麼多年來，我的背後是母親一貫的堅持，是她教會我樂觀寬容，是她和我相依相守，四處漂泊。懇請院領導能夠體諒我家的特殊情況，在多餘的學生寢室為我的母親安排一個位置，讓一位辛苦一生的老人感到慰藉。」直到望瑞玲被通知搬離前，這封申請都沒有被學校回復。於是輔導員告訴楊元母女，「那你們就先在這裡（寢室）住。」

（楊元元的申請信）

當時與楊元元同寢室的室友沒有向學校告發她的行為，只一個月後搬到另一間寢室居住。據望瑞玲接受採訪時稱，室友並非對女兒的行為有意見，「我們相處很好的，是她覺得我們這樣（同睡一張床）太辛苦，主動找還有空位的寢室搬出去，讓我們可以住得寬敞點。」

但楊元元室友搬寢室的動作驚動了宿舍管理員，她向校方報告了楊元元母女的行為。10月22日晚，楊元元接到輔導員來電。對方表示學校某書記明確通知，不能讓「校外人士」住在學校里。

為了讓母親留在身邊，楊元元再次向學校遞交申請書。這次學校直接駁回。校方說可以幫她們尋找便宜的校外住房，但寢室是只提供給學生居住的，不能影響他人生活。

在楊元元與學校談判期間，望瑞玲沒有搬出去住，她們還期待著學校最終能鬆口。但11月21日，校方派宿管阿姨直接上門趕人，要求望瑞玲在早上8點前搬出宿舍。他們告訴楊元元母女學校體育老師有間在校外空置的兩居室，一個月租金450元，需要半年付一次房租。

考慮到她們的經濟問題，校方還給楊元元提供了一個學校網站助理編輯的崗位，從12月份開始上崗，每個月補貼320元。

楊元元母女接受了學校的安排。等她們開始打包準備搬家時才發現，21日那天是周六，老師已經在上海市區的家裡，23號才回崇明島給她們鑰匙。

當天，無處可去的望瑞玲住進學校附近的招待所，一晚一百的價格讓她心痛不已。第二天退房後，望瑞玲選擇在學校電影院門口枯坐一晚，她讓楊元元趕緊回寢室，不要和自己吃苦。那天是上海2009年最冷的一天，外面地面已經結了一層薄冰。

11月23日一早，出門接母親的楊元元看到母親在外露宿，急得眼淚都快出來。她後悔自己沒讓母親再去招待所住一晚，「這麼大年紀還要跟著我在外面流浪.……」

等到了出租屋，楊元元的自責更是到達頂峰。雖然房子面積不小，但整個房沒有裝修，沒有通煤氣，除了客廳中間擺的一張桌子外沒有任何傢具。毫無準備的兩母女那天只能靠搬去的兩床被子在水泥地上打地鋪過夜。

楊元元在簡訊中告訴弟弟不要擔心，和母親搬到了「海景房」。實際上那一晚她幾乎沒有睡著，和母親聊了許多，關於身邊同學的好前程，關於自己對學校生活的不滿，關於對自己的失望。

「那些成績不如我的同學，在上海都混得比我好。」

「我根本不想參加學校的活動，很浪費時間。但現在班裡還要排練話劇作業，真的蠻煩。」

說到最後，楊元元哭著向母親說對不起，「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讀了這麼多年書，卻什麼都沒改變。」

（稱自己可以為子女付出所有的望瑞玲）

之後兩天，楊元元多次和母親望瑞玲表達自己的負面情緒。

她後悔自己大學時沒有報考師範專業，「這樣早就能在上海教書，收入很高了」。她還和母親聊起自己曾經輔導過的學生，一個15歲自殺的孩子，分析為什麼這個學生會選擇這麼慘烈的方式結束生命。

每每說到最後，她都會向母親道歉，覺得自己都30歲了，還沒讓母親過上好日子。

「我不該來這個學校讀書，真的非常後悔。」

看見女兒罕見地表現出負面情緒，望瑞玲沒有反應過來。她以為這還是母女談心環節，實際上這是楊元元最後的悲鳴。

11月24日晚，在冰冷的地面睡了兩天的楊元元突然從被窩中爬起來。她環顧四周破敗的房間，告訴母親自己還是要去和學校申請，讓兩人住回寢室，「這樣不行，沒有暖氣沒有熱水怎麼過？」第二天，楊元元告訴母親今天要和同學排練話劇到很晚，晚上就在寢室住了。她還讓母親回來洗個熱水澡，「這樣回去好睡一點」。這次回到寢室的望瑞玲被宿管發現了。

在她的描述中，宿管罵她是「鄉下老太婆」，告訴她「你再這樣，你女兒拿不到畢業證」。這番話望瑞玲也告訴了女兒。

11月26日早上7點，照慣例在海事大學食堂等女兒一起吃飯的望瑞玲一直沒有看到女兒身影。她開始有些慌了，拜託宿管和宿舍樓的同學查看女兒的情況。

早上8點半，學校保衛科的工作人員帶著工具破開楊元元宿舍洗手間的門。出現在眾人面前的楊元元背朝洗手池，脖子上套著兩條毛巾系成的繩索，繩索另一邊掛在洗手池的水管上。她靜靜地半蹲在地上，好像已經失去呼吸。

眾人立刻衝上去解毛巾繩，會人工呼吸的同學上前給楊元元進行搶救。上午9點5分，等校方聯繫的120急救人員趕到時，楊元元已經身體發硬，瞳孔放大。9點15分，她在南匯區中心醫院被醫生宣布死亡。

楊元元死後，望瑞玲沒有跟著女兒去醫院。她一邊哭一邊和圍觀的同學說，「你們不要太內向了，元元就是因為內向才這樣。」

出於對社會影響的考慮，校方最初封鎖了楊元元去世的消息，他們一直私下和楊元元家屬進行溝通。

事發後，楊元元母親、表妹、外婆、舅舅、姑姑、弟弟及弟弟女友7名親屬齊聚上海海事大學，向校方討要說法。對於校方的態度，楊元元家屬非常憤怒，他們認為是校方咄咄逼人的態度讓楊元元走向絕路。

在楊元元弟弟及母親接受的多次採訪中，他們都提到學校工作人員對貧困學生的歧視和漠視。望瑞玲回憶，11月21日被宿管驅趕的時候，對方叫她們「鄉下人」，高呼「沒錢就不應該讀書」。楊元元被法學院副書記李希平叫去談話時，書記直接告訴她，如果你堅持這樣（讓母親留在宿舍），那你就別讀了，也別想拿畢業證了。

那時楊元元就受了很大刺激，聽到母親問她為什麼不反駁對方，她哭著說，「我是公費讀書，如果我反駁了，以後還讀不讀書了？」

「如果見我沒錢就不讓我讀書了，這個社會怎麼是這樣的啊？」

楊順順也堅持母親的看法，覺得是學校各處隱性歧視讓生性堅強的姐姐崩潰了，「作為兒女聽到別人辱罵你父母，還威脅你不能畢業。她當時應該是有一種失落感，也有被歧視的感覺。」

然而，楊元元家屬的申訴很快被校方一一反駁。

「他們都是瞎編的，我根本沒說過這些話」，李希平解釋道，「不允許家屬和校外人員與學生同住，是為了其他同學的安全和正常生活便利考慮。安排空宿舍住很簡單，但學校這麼多貧困生，如果他們看到這個口子開了，他們的家屬都要來住，那學校正常的管理和生活秩序就被打亂了。」

當時上海海事大學還有一些匿名學生也認為楊家人對學校的控訴是沒有道理的，「宿管高阿姨人很善良，很熱情，不可能說出這種話。」「學校也有其他因病、因貧困準備休學回家的同學。當時人都到火車站了，學校都去車站把人帶回來資助治病。」

更有一個語氣激進的校友發帖，直指楊元元是被她病態共生的媽媽逼死的。是她母親不願斬斷和女兒之間的臍帶，控制她的生活，才讓不堪重負的楊元元被壓垮。楊元元死後，家屬還想向校方討要35萬撫恤金。其中5萬用於楊元元的葬禮，另30萬給楊家做買房錢。

他還提出了一個疑問，「明明有兩個孩子，為什麼母親不跟著兒子過？為什麼楊元元在努力打工的時候，楊順順可以談戀愛，安心在北大做學術？」

畢業後楊順順的經濟情況算不上好，直到姐姐去世前一年，他才還完過去的助學貸款。

讀研讀博期間，他除了每月100元生活費外再沒要過母親的錢。他曾給家裡打了3000元積蓄作生活費，還給姐姐買了一台6000元的電腦，因為她考研和工作需要。

楊元元不知道得是，其實弟弟已經準備明年把母親接到北京。他覺得姐姐辛苦這麼多年，也需要休息一下。他還準備帶上母親和姐姐一起去海南玩一趟，「這是我準備給她們的驚喜」。

「如果說我真的對不起姐姐，只能說我後悔沒有和她聊聊更深刻的話題。或許我們談過以後，就可以開導開導她，而不是讓她一個人結束生命。」

另一邊被稱作「吸血鬼」的望瑞玲也解釋，當初選擇和女兒同住，是她認為自己與兒子是異性，一起住不方便。她不願回老家枝江，是覺得老家已經沒人了，就算擺攤賣小吃也沒生意。和女兒一起住，是女兒心甘情願的。

女兒從不會在她面前表現出脆弱的一面，她只會讓母親感覺自己是可靠的。她還告訴母親不用回老家，她喜歡和母親住在一起。

望瑞玲從未察覺到女兒已經快要崩潰了，她一直覺得自己是了解女兒的。但楊元元表妹直言，她媽媽是最不懂她的人。

楊元元喜歡看《紅樓夢》，在和表妹通信時，她以晴雯自比，「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因為承擔著母親的期望，楊元元一直給自己壓力，逼迫自己上進，「要成為家裡的頂樑柱」。但8年來現實的重重打擊，讓楊元元開始懷疑自己。

她也和表妹討論過彼此喜歡的名言，她最喜歡的是海明威的「人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打敗」。因此她自強，清高，總是拒絕別人的幫忙，希望自己能處理這些問題。工作不順心，她不會和母親說；生活有不方便的地方，她也不會說。

後來忍受成了一種習慣。多年互相依靠，讓這對母女之間的感情已經超越了普通的親情，更像是一種精神牽絆。

畢業多年，楊元元和母親一直共用一個手機。她的通訊錄里除了工作夥伴和學生，只有兩三個大學時的同學。她一直收縮自己社交圈，呆在只有母親在的安全區內，因為「母親不會笑話她的落魄」。

但相對的，這種牽絆最後就會成為束縛自己的繩索。楊元元把選擇權交給母親，母親成為了她的眼睛。母親能看到多遠的未來，她就只能看到那裡。病態的節儉同樣如此。

其實，到了2009年，楊家早比1985年那個喪父的夏天境況好太多。楊家兩姐弟都已經還完貸款，還有一定積蓄。弟弟即將博士畢業，她也實現了自己的夢想，跨專業考研成功。母親的退休金也從215元漲到900元。在楊元元去世前，她和母親的共同賬戶上已經有一萬元存款。

楊順順曾在楊元元面前唱過一首歌，聽完後她對弟弟說，你這個歌詞好像現在的我啊，「夢想太高，實際太低。夢想向東，實際向西。」

12月15日，楊元元的葬禮在上海舉行。校方沒有道歉，僅給予楊元元家屬16萬慰問金，一切紛爭在之後逐漸歸於平靜。

有記者問過望瑞玲，女兒走後她想過怎麼生活嗎？她回答道，現在先一個人過吧，兒子也沒有房子，等他工作後肯定就跟他一起了。

之後望瑞玲多次來上海為女兒討說法，屢屢無果後漸無消息。

來源：房間內的粉色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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