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眼睛看不見，但高分通過司法考試，當上律師還讀博士，專為殘障群體提供法律諮詢

2022年10月17日15:10:32 熱門 1582

金希。受訪者供圖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張渺

金希的視力不好，但他讀書不少。
這位畢業於寧波大學法學院的年輕人，通過國家司法考試，拿到律師資格。如今，他還在攻讀美國雪城大學的法學碩士、中國台灣東吳大學法學博士。
其實，在近30年的時間裡，他的視線中只有一點模糊的光亮。他患有「先天性視力障礙」，6歲時已經分辨不出氣球的顏色。但他堅持在普通學校就讀，直到參加高考。
2020年全國高考，共有5名全盲考生用盲文試卷參加考試。按照高考合理便利的規定，視障考生的考試總時長延長50%，沒有加分待遇。
而更多有視力障礙的人，並沒有走進高考考場。作為曾經的「視障考生」，金希多年來一直在為殘障群體提供法律諮詢和法律援助，超過600人得到過他的幫助。視障者找他，有些是因為無法通過保險公司的核准，有些是無法提供親筆簽名、無法寫出知情同意條款，被銀行拒絕辦理業務。
最近幾個月，金希加入了一個公益組織，幫視障群體找工作。
他在網上發布語音公開課，分享自己的經歷，給求助者打電話、發微信，幫他們規劃職業生涯。
找到這個公益組織的人，有的從小在盲校就讀，如今大學畢業，面臨就業問題。有的試圖考研，考了3年沒考上，想先嘗試就業，同時兼顧升學。有的人大學畢業後，已經在醫院工作了幾年，生活穩定，但「想多一些探索和突破」。還有人曾經視力較好，後來病情惡化，待業在家，想重新尋找生活方向。
「不少視障者覺得將來只能做按摩，但他們的人生其實有很多可能性。」金希感慨地說。
劉聰後天失明，做了8年按摩師，一直想尋找其他工作，「很困難」。2016年，劉聰參加一個公益組織的培訓，恰好金希在給這個組織做法律諮詢，兩人住同一間宿舍。
劉聰說金希「幹練」，說要做什麼就一定會去做。他與金希聊過殘障者多元就業的話題，問他「有沒有工作機會」，金希介紹了一家殘障公益組織。最終，劉聰得到了一份文案編輯的工作。
在殘障者的圈子裡，金希「很有名」，聽他說過「有事就聯繫我」的人很多，包括同樣想從事法律工作的殘障者、公益人士、普通大學畢業生等。
求助過金希的白燕（化名）今年大學畢業。她學心理學，剛在廣西參加完教師資格證考試，通過了筆試、面試各項考核。
因新冠肺炎疫情，學校要求她在生源地重慶認定教師資格。白燕的視力只有0.02，但在她看來，視力不好並不代表自己不能勝任相關教學工作。就算去不了普通學校，她也願意去盲校從事盲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據她所知，重慶市特殊教育中心就有5名盲人老師在教學崗位。
「學生時代還挺迷茫的，不知道未來能做什麼，小時候喜歡音樂，但是老師告訴我這個夢想不現實。」白燕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和白燕一樣因就業體檢不合格來向金希諮詢的人不少，其中最知名的，是浙江省第一個用盲文參加普通高考的鄭榮權。2019年，鄭榮權報考南京盲校的教師崗位，筆試面試都高分通過，卡在體檢環節。通過朋友介紹，鄭榮權曾撥通金希的電話諮詢他的建議。
金希從未在盲校就讀。上學時，他支棱著耳朵聽老師講的每個字，生怕漏掉一句話。對他來說，黑板上的字起初很模糊，眯起眼才能辨認。到了高中，書本上的文字成了一隻只小螞蟻，在光團里爬來爬去，他趴在桌上也看不清了。寫作業時他得把臉貼到紙上，常常蹭得滿臉墨跡。
視力用了十五六年徹底遠離他，最終只剩一團微弱的光。但這沒能成為他的障礙，他上學、備考、讀研、當律師。
他記得小時候，有時實在看不清板書，就請老師再念一遍。同桌也會幫他，給他念字，他「感謝老師和同學們」。
每逢考試，他隨身攜帶放大鏡。中考時他一邊舉著放大鏡，一邊塗答題卡，監考老師主動過來幫他塗。
「當時我覺得非常感動。」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在那個時代，其實人們還沒有所謂的『合理便利』這種權利的理念，只是基於非常樸素的、人性當中的正義感，能夠作出這樣的選擇。保障殘障人士權利的制度，建立還需要時間，但是建立這種制度的人性的基礎，是一直存在的。」
如今在中國，視障考生可以使用大字型大小試卷和答題卡，允許攜帶盲文筆、盲文打字機、光學放大鏡等輔助器具或設備。
2007年6月，金希坐在單獨的高考考場里，監考老師幫他讀題。
整張英語試卷對他來說都相當於聽力，數學幾乎全仰仗心算。儘管他平時成績很好，仍然緊張到冒汗。接近全盲的他用尺子卡住答題紙，一行一行寫下自己根本看不清楚的答案，生怕「重疊或串列」。
他最終被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法律系錄取，兩年後通過寧波大學「2+2」考試，轉入寧波大學法學院。2010年，他以專人讀題的方式參加司法考試，拿到441的高分並通過，同年作為全年級第一，被保送成為寧波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如今，他還在求學路上。
雪城大學和東吳大學，都有專門的殘障服務辦公室，學校會制訂整套殘障學生學習計劃，課後去教授的辦公室，能拿到課件。學校還給他提供了專門的學術助理。
金希了解到，不僅是大學，當地的中小學，也會給殘障學生提供這樣的「融合教育」便利。
這讓他想起在國內籌備司法考試時，音頻課程他可以聽，紙質版的真題，會有同學幫他念。當時，學院專門為他組織了一個志願者小組，同學自發報名，排著班來協助他。
「很多時候，我們會為好人而感動，我有感恩的心。但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每個人就不用生活在一個等候好人隨機出現的世界中，無論遇到的是好人還是普通人，你的權利都可以得到保障。」
金希剛去雪城大學的時候，也曾對殘障服務辦公室的老師充滿感激，對方反而覺得奇怪，「這只是工作而已」。
「中國這幾年在融合教育上的步子邁得還是挺大的。」金希回憶這些年感受到的變化。十幾年前，除了他這樣比較特殊的個案，大部分視障學生只能參加單考單招。盲文試卷的高考在近幾年開始普及，「高考是一個指揮棒」，很多考試都開始效仿，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研究生招生考試，也都出現了盲文試卷。
金希想通過努力，促成殘障群體權益保障的進一步發展。他給許多公益組織投稿，也給參加法律援助培訓的律師講課。有時候他不能到現場，就錄視頻，配上字幕給律師看，也給到場的聾人、視障者看或聽。
「視障律師在足夠平等、包容的社會中，完全可以選擇不凸顯視障身份。回到現實，他們在許多時候，還得接受這個身份，應對視障帶來的挑戰。」一位公益組織的負責人經常與金希合作。在他看來，金希不應該被當成一個「自強不息的殘障人模範」，視障律師在司法保護等領域的探索和倡導，才更有價值。
在今年5月的一堂網路課程中，金希分享了自己代理過的一起案件：「2020年什麼東西最寶貴？一張回國的機票啊！殘障人士沒有其他人陪同去坐飛機，可能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
2015年，兩名殘障旅客被航空公司以「無成人陪伴，無自理能力」為由拒載，金希是這起案件的代理人。
「這是個挺典型的事件，當時，航空公司拒載（殘障旅客）的事情還是比較多的。」金希回憶，民航局當時剛出了航空運輸管理辦法，對這種情況有很明確的法律規定，但是航空公司沒有遵守。航空公司願意賠償，拒絕公開賠禮道歉。但金希和兩位當事人卻覺得，應該「為後來人多爭取一些權利」。比起機票錢，更值得他們在意的，是殘障人士平等的出行權利。
他們勝訴了，法院向民航局和航空公司提出司法建議，希望航空公司能夠做好殘障旅客的出行保障工作。金希後來專門查過這家航空公司的官網，「確實有修訂規則」。
「其實很多規定，本來法律法規里都是有的，比如說銀行簽字的規定，銀監會是有的，只是很多銀行選擇性忽視了。」這位年輕律師感慨。
一位視障者由於「無法閱讀風險提示」，在辦理信用卡激活時被銀行拒絕。當事人提出，用錄音錄像的方式，表明自己已經知悉並且同意了信用卡的風險規定，銀行沒有認可。
這起案件的代理律師萬淼焱認識金希。提到他，萬淼焱多次強調「業務能力極強」。接到這起案件後，她給金希打過電話。在她看來，銀行應當把視障者「自決的權利交給他們自己，就像所有人一樣」。
金希和萬淼焱一起準備向法院提交的材料，查法律條文。他有什麼意見，就總結成電子文檔發過去，或是通過電話討論。
「我和金希合作時，完全沒有感覺到他是視障者。」萬淼焱感慨。
他們最終沒能勝訴，但後來，銀行主動聯繫了當事人，願意上門為他辦理信用卡。
「對視障者來說，他們需要幫助的方面，只是形成制度化的合理便利。」萬淼焱說。
這些合理便利應該出現在視障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許多地方，仍然存在盲道不好用甚至被佔用、導盲犬不讓上公交車的情況。軟體里的圖片驗證碼也讓視障群體很為難，一位視障者甚至為此起訴過12306購票平台，結果敗訴了。法官認為，視障者還有其他購票渠道。
今年暴發的新冠疫情中，防控剛開始時，健康碼小程序與手機讀屏不兼容。視障者出行時，還會更多地接觸扶手、欄杆、牆壁、車廂等感染源，也很難跟其他人隨時保持間隔距離。
一位視障者告訴記者，視障群體比普通人更恐慌，「接觸的人更少了，社交圈更小了」，原本就「充滿未知」的生活更不確定，宅在家裡的他們，很悶。
金希剛從美國飛回國內，作為視障者，他搭乘了大使館的包機。在溫州老家宅著，他想為視障者群體找點「樂子」。
他牽頭組織了一個名叫「混障狼人殺」的視障者遊戲群，大伙兒用QQ語音連麥，利用智能手機的讀屏功能玩起了狼人殺遊戲，每周都能攢起十幾個人的局。
根據遊戲規則，「法官」角色需要對玩家說出「天黑請閉眼、天亮請睜眼」。一群玩兒得起勁的視障者，一點也沒為這些表述感到不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