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台灣光復，巨變瞬間的人間容顏

2022年10月13日05:33:16 熱門 1662

十月二十五日，台北公會堂坐滿了台灣各界的代表。十時整，日本末代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率領諫山春樹參謀等人，身著軍服，走入會場，向受降官敬禮。陳儀受禮完畢，即席宣讀受降書。安藤利吉在降書上簽字，完成儀式，立即退席。日本殖民統治，也從這一刻起，隨著安藤利吉從台灣退席。

陳儀在台上正式宣布：「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的版圖。」

慶祝台灣光復——中國戰區台灣受降典禮

台灣光復的那一剎那

小學六年級的那一年，林文月在上海就讀日僑小學。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中午，學校召集老師和學生，要一起聽「天皇玉音放送」。「玉音放送」是重大的事，學校召集師生在禮堂里安靜地聽著。天皇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的「無條件投降」的聲音，像一面大鼓擊打著師生的心。剛開始大家眼神茫然悲哀地相望，隨後整個禮堂里，充滿哭泣的聲音，久久無法平息。

林文月回到家中，發現家人慶幸著：戰爭終於結束了，台灣結束殖民統治。家人告訴她，我們現在屬於戰勝國的一方，不再是被殖民統治的二等公民。新的時代來臨了。然而過了幾天，上海的街道起了變化，日本人要被遣送回國，但作為戰勝國子民的台灣人卻沒有人管。街上開始抓「漢奸」。舉凡穿著日式和服或者與日本有往來的人，都被視為漢奸，在路上會被抓、被打。經過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台灣人的生活基本已經日本化，一下子要改變也很難。何況他們住在租借區，非常危險。林文月的母親是連雅堂的長女，連雅堂是寫《台灣通史》的文化人，他們並無政治上的依靠。不得已，全家趕緊搬回台灣。那一年秋天，她回到台北開始上小學，學習中文。

林文月是一個典型。

對台灣人來說，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不是像香港，有一個租借的時限，而是無限期被割讓出去，沒有人知道是五十年還是一百年。五十年後依照《開羅宣言》而來的「重回祖國懷抱」，竟像一場夢。人們起初都不敢相信。

八月十五日那一天，陳逸松在律師事務所習慣性地打開收音機。前一天他已經聽說次日有「重大放送」，所以特地抽空聽一下。但他的收音機性能有些問題，雜音很重，聽不清楚，只隱約聽到「一心一意」「奮戰」等字眼，他心想，還不是鼓吹「聖戰」而已，於是走到隔壁的山水亭去找音樂家王井泉吃飯聊天。

兩人正在閑聊的時候，曾強逼陳逸松「無罪自首」好讓自己陞官的台北州特高警部補佐佐木倉皇地跑上樓來，一臉驚惶地問道：「陳先生，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感想？」陳逸松吃過他的苦頭，怕是在套話，以羅織罪名，就不痛不癢回道：「只有照天皇陛下所宣示繼續奮戰而已。」

「唉！我聽是日本戰敗宣布投降，怎麼會繼續作戰呢？是不是我聽錯了？請你們兩位稍候，我先回去州廳再仔細打聽，馬上就回來。」

佐佐木飛也似的衝下樓去，留下兩個老朋友面面相覷，王井泉的臉頰微微顫抖著，望著陳逸松說：「佐佐木不像是在開玩笑，你是不是聽錯了？日本真的投降了？」

「佐佐木說的恐怕是真的，我那破收音機根本聽不清楚。」陳逸松記得，大約有十分鐘的光景，他們兩個人沉默不語，多少年的心事、多少年的奮鬥、多少年的夢想，竟然有這一天。王井泉輕聲說：「日本若輸去，我們所期盼的較理想的社會就會實現了。大家要好好努力呀！」

過不久，佐佐木回來了。他激動地說：「陳先生，王先生，日本輸去了。日本輸去了。太久受大家招呼，真感謝你們！」說完放聲大哭起來，邊哭邊下樓走了。

王井泉去廚房沏了一壺好茶，兩人靜靜相對，面含微笑，慢慢品嘗。陳逸松永遠記得那個茶香，因為幾十年來，他未曾如此輕鬆過，此生第一次，放心、安心、靜心聞到茶香。

陳逸松的作家好友，台南醫生吳新榮在那一天中午打開收音機，要聽天皇廣播，發現它沒電，就作罷了。晚上，他的好朋友跑來找他，慌慌張張地告訴他天皇播放的內容。他嚇了一大跳。但也不敢真的相信。長久的壓制讓他保持警惕。他年輕時候坐過牢，這讓他學會不要相信殖民統治者。次日上午，吳新榮照常去診所出診後，才約了幾個朋友來到郊外，把衣服都脫了，跳到溪水中，他們要「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上岸後，在空曠的天地間，在無外人的海邊，吳新榮放心地對著大海高喊：「今日起，要開始我們的新生命啦！」

第三天清早，他到一個防空壕里拿出一座祖先的神位，把日本強制擺放的「神棚」移開，齋戒沐浴後，焚香向祖先在天之靈祭拜說：日本已經投降，祖國得到最後的勝利，台灣將要光復！但此時的吳新榮並不放心，台灣民眾儘管也在街道上張燈結綵，但內心還有隱憂。因為日本還有近十七萬軍人，加上日本居民，合計有五十幾萬。他們是要去要留，還未決定；如果留下，會不會發生變數？他們會不會大開殺戒？未來中國將如何接收？國際局勢會如何演變？這誰也不敢說啊！

吳新榮為了探聽消息，特地應一個日本朋友的邀約，去他的家裡探望。那日本朋友姓平柳，主管特務工作，因為長期監視吳新榮而有交集。他把吳新榮請到了他的防空壕里。在戰爭後期，美軍時常轟炸的時代，許多台灣人都躲到鄉下疏散，日本特務無法疏散，做一個大防空壕並不意外。只是吳新榮沒想到這個防空壕點著燈，不僅燈光明亮，還備有美酒佳肴。

「日本到底戰敗了，從今天開始，我們變成戰敗國民。」平柳喪氣地說。

「但台灣人也不是贏了，怎能說是勝利國民呢？因為我們一向是順從的，在這連戰連敗的中間，也未曾和你們抵抗過。」

事實上，到了戰爭後期，軍國主義橫行，所有反抗都已被壓制，連用收音機聽大陸的廣播都可以入罪坐牢，台中中央書局的庄垂勝就是因此坐了一年的牢，嚴酷至此，誰敢反抗呢？

「是，是，這我們也知道，所以未曾放行那個最後處置。」平柳說。

「什麼最後處置？」

「這也是過去的問題了，所以我也願意說給你聽。最後的處置是日本軍部的政策，於各街庄（鎮、鄉）將廟宇改成一個臨時的收容所，至最後階段，將所有的指導分子監禁起來。」

「什麼是指導分子？」

「像街庄長、大地主、地方有力者，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黑名單人物。」

「這地方的黑名單人物是誰？」

「第一名是吳三連，第二名是庄真（庄垂勝），第三名就是你了。但是這份黑名單昨日已經燒掉了。」

「可是這為什麼要燒掉呢？這不是國民黨政府的功臣榜？」雖然這樣輕鬆地說著，吳新榮卻被嚇出一身冷汗。

他曾聽台北的朋友說，日本特務手上有一份黑名單，若美軍攻台，就要把他們統統抓起來殺了，以避免和美軍裡應外合。幸好最後沒有發生，否則自己命喪何處都不知道，更可怕的是，這簡直是對台灣精英的大屠殺。

他定了定神，問道：「你想日本將來要向哪裡去？」

「日本人最聽天皇的話，所以這次的投降，以天皇的命令一定不發生問題。但是日本已經屬無產國家了，即使有一句『天皇共產制』的話，我想這也許最適合日本的現況，我歸國後也向這條路走。」平柳說。

吳新榮要得到的答案已經有了。他其實最想知道的是，在台灣的日本人會不會不甘心戰敗，最後負隅頑抗。顯然，日本人「最聽天皇的話」，應該就是放棄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準備回日本。至於日本未來如何走，已經不是他關心的問題了。他更關心的是：台灣未來要如何重新開始。

吳新榮的憂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最不甘心離開台灣的，是在台灣進行殖民統治的日本政府官僚，特別是長期居留，已經習慣了台灣生活的日本人。

他們在台灣有特權、有房子、有財產，有各種優渥的生活條件、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有各種人脈關係。一旦離開，財產全部歸零，回到日本，他們將一無所有，成為徹底的「無產階級」。

台灣人之中也有殖民統治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如辜顯榮家（辜顯榮已過世，由辜振甫主持家族事業）以及一些御用紳士如許丙、板橋林家的林熊祥等，他們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於是和日本軍部的少壯派軍人結合起來，計劃號召更多士紳組成「台灣政府」。日本少壯派軍人認為台灣有十七萬軍人，還有五十幾萬日本人，結合台灣地方士紳地主，未必沒有機會一搏。這個會議，後來被稱為「草山會議」。在計劃中，他們打算請霧峰林家的林獻堂擔任「獨立政府」的委員長，板橋林家的林熊祥擔任副委員長，辜振甫任總務長，許丙為顧問。

洶湧的暗潮不只是「獨立運動」。

八月二十二日左右，一個叫秋水大尉的日本軍官來到陳逸松事務所，直接表明：台灣是日本實行殖民統治的地方，許多日本人來到台灣，現在有近五十萬居民，他們都很愛台灣，把台灣當作自己的故鄉，而今日本戰敗，能否向中國政府租借台灣，租期五十年，租金每年三百萬元。陳逸松當場拒絕。那日本軍官不死心，繼續說：「可是我們日本人真的很喜歡台灣，要是台灣人同意，我們再在國際上辦交涉。」陳逸松拒絕道：「這個我第一個就不同意，怎麼去說？」

無論「獨立運動」與「租借」，都可以反映出在這無政府的時刻，在政權更換的巨變下，台灣是如何的不穩定。

但是在民間，日本的中下層公務員、教師等已經開始打包行李，他們帶不走的東西，如傢具、鋼琴、書籍等，都以便宜價格出售。廈門街一帶是日本公務員居住的地方，他們把東西擺在街道邊出售，慢慢形成了市集，後來這裡竟成為舊書與舊貨的市場。至今，廈門街仍是舊傢具的賣場，旁邊的牯嶺街一度是台灣最大的舊書市集，後來雖然遷到光華商場，但還是有幾家老店不走。如今書市不景氣，但二手書並未沒落，牯嶺街依然有不少家舊書店。這都是一九四五年巨變遺留的風貌。

一九四八年，中研院第一屆院士中，百分之二十五來台，百分之七十五留在大陸

巨變瞬間的人間容顏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台灣新報》在八月八日有一則新聞登在重要的版面上：

「敵人以暴虐無道的手段，轟炸中小城市，造成平民、婦人甚至孩童的大量死亡……這是非人間的殺人行為。」報紙公布的死亡統計，有九百六十四名，其中男性四百四十人，女性五百二十四人，而十二歲以下孩童有二百三十四人。

這是廣島原子彈轟炸的報道。

台灣人從可以讀到的有限消息里，早已看出勝負，特別是到了戰爭後期，軍方強征民間銅鐵物資，甚至連中學生也被強征入伍，就已敗象俱現。

一九四五年二月，台南人林書揚（台灣被關押最久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政治犯，在獄中長達三十四年）還未到年齡就被徵召入伍。部隊中大多是嘉南一帶的農村青年，他們在晚上熄燈後，偷偷來找林書揚，請他教英語，只要一句：「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這些青年認為，美軍攻陷菲律賓之後，就會攻打台灣，如果美軍登陸時被捕，說出這一句或許有用吧。

在美軍的轟炸之下，許多人都疏散到鄉下，以躲避戰火。謝雪紅在被關了十二年之後，回到台中市，疏散到台中山區的頭汴坑，靠幾分地過活，食物不夠，只能種番薯過日子，魚肉完全斷絕，要買白米得去黑市，他們買不起。原台共黨員蘇新則在出獄後，回到台南，靠養兔子過活。此時食物全面管制，不能私自屠豬宰雞，家畜得上交給當局，才能得到一點補償性的肉食。為了有助於農民應對困境，蘇新還寫了一本教農民如何養兔子的書，至少兔子是不必上交的。簡吉則是回到鳳山，因為他的活動能量太強，在農民之中影響力太大，乾脆被看管起來。

日本宣布投降時，林書揚還記得「那一刻胸中的沸騰，解放的喜悅和對未來的歡欣期待，難以用筆墨來形容。」

在嘉義的街頭，開始出現教唱《義勇軍進行曲》等各種中文歌曲的知識分子。老一輩的漢語老師被重新找出來，教大家學習中文。「皇民化」政策之後，中文教學被全面禁止，只能悄悄教，現在終於可以公開了。受了五十年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一夕之間回到自己父祖的文化中，許多人像吳新榮那樣，把祖先的牌位擺出來，取代那被強迫擺上去的日本神道，用古老的儀式，焚香告祭祖先：台灣光復了。

謝雪紅回到台中市，她聯絡朋友，希望日據時期被停止的社會運動團體可以重建，並開始找人籌組「人民協會」。台北的陳逸松找出一盤以前從大陸偷偷帶回來的唱片，在文化人王井泉家的山水亭播放。現場一起聽的還有呂泉生。呂泉生是台灣第一個採集民謠的鄉土音樂家。一九四三年，「厚生演劇」在永樂座公演《閹雞》的時候，他用兩首台灣民謠的合唱曲《六月田水》和《丟丟銅仔》，感動了觀眾，轟動一時。沒想到日本警察受不了，第二天就加以取締禁唱。

呂泉生在山水亭聽到這些歌，就在現場用五線譜記下曲譜，並寫下歌詞，再借了鋼板、鐵筆和蠟紙，印出來分發給民眾。他還高興地到街頭去教唱。

但怎麼往下走？中國與美軍沒有消息，大家都沒有底。好不容易過了半個月之後，終於有消息了。第一批到台灣的官員是跟著美軍飛機來到的。那是九月二日，來的有國民黨政府官員三人：第一個是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第二個是中美合作所的黃昭明；第三個是「台灣義勇隊」的副隊長張士德。他們住進台北最豪華的賓館──梅屋敷。

九月三日，與「總督」的會談在台北賓館舉行，張士德將帶回來的第一面國旗，插在台北賓館裡，正式宣告日據時期結束，中國政府來了。

隨後，張士德開始拜會台北重要的地方領袖。他以「台灣義勇隊」副隊長的名義聯絡陳逸松。剛一見面，張士德就用閩南話直截了當地說：「國軍很快就會來了，但國軍來之前，為了防止日本人可能有的破壞行為，希望你能出面組織台灣的青年人，監視日本人的行動，保護國家財產的安全。」

陳逸松義無反顧地同意了。張士德當場拿出一張紅紙，寫上「日日命令」，內容是：「任命陳逸松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

陳逸松是學法律出身的，沒看過法律上有這個「日日命令」的用語，不知道在大陸是什麼意思。張士德解釋說：「這就跟行軍一樣，現場可以發布命令，等於軍令。」

陳逸松陪著張士德到訪好幾個地方：台北、淡水、三芝、宜蘭、羅東、新竹、台中。所到之處受到熱烈的歡迎。舞龍舞獅、鑼鼓鞭炮、夾道歡呼，比迎媽祖還熱鬧。有的地方還特別殺豬歡宴賓客，用最傳統的方式來慶祝光復，對祖國來的第一個代表（特別他又是一個台灣人）表示熱誠的歡迎。張士德成為「台灣真正光復」的象徵。

在「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的名義下，陳逸松急於把台灣各界的精英組織起來。他找了過去抗日的知識分子、農民組合幹部、文化協會成員、「台灣民眾黨」幹部等。雖然大家對大陸的政治情況、政府體系、派系分布、人脈關係等，完全不了解，甚至連「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國民黨內的定位都不清楚，但在「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這個堂皇的名號下，懷著戰後對台灣的建設、對祖國的建設有所奉獻的希望，參與到「三青團」的工作上來。

日本人的「御用紳士」是一定不能用的。他們在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下作威作福，享受榮華富貴，但這些見風轉舵的投機分子，如今卻都毫不猶豫地到處花錢拉關係，改投到「三青團」的名下，想要擠進來弄一個職位。為了快速建立起各地組織，陳逸松沒辦法一一查證，他只能把組織工作交給各地主要負責人來做，相信他們最清楚誰是真正的抗日誌士，誰是「御用紳士」。他自兼青年團台北分團的團長；新竹是陳旺成，台中為張信義、楊貴（即作家楊逵），嘉義是劉傳來，台南吳新榮、庄孟侯，高雄是楊金虎、簡吉等。組織的規章由台北制訂，運作上則交由各地自行負責。

然而，複雜的情勢很快在各地發生。吳新榮在台南就明顯感到「御用紳士」的威力，他們試圖加入「三青團」未果，就組織各種「歡迎政府籌備會」「治安維持會」等，並請他擔任副委員長。他雖然拒絕，但他知道自己無法阻止對方籌組團體，只能是各走各的路。也正因此，埋下了這些「御用紳士」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告密陷害吳新榮的禍根。

九月十九日，《台灣新報》發布了陳儀將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之後，主權交接落到了實處，於是過去被殖民統治者欺負侮辱過的人開始了報復。先是圍毆追打日本警察的「走狗」，之後是打日本警察，再後來，素有讎隙的人之間也互相報復起來。

社會也已經悄悄地開始發生變化。有喜悅有活力，民間有勃勃生氣，但也有隱隱透出的犯罪與不安。

看一下當時的報紙就知道了：

一到了夜晚就好像披上了色彩般的有著朝氣與活力，店與店不斷地接續蜿蜒，從萬華車站到龍山寺這段路間，這些店就代表著新台灣的象徵吧。

牛、豬、雞、鴨等的肉在店裡販賣，高高堆起的肉引起市民的好奇心，可以想像人們已經退去了嚴酷戰爭的色彩，激烈戰爭的反動是歷史的逆轉。高聲呼喊的販賣聲及客人的哄聲，充分反映出大家從戰爭陰影下解放出的自由。市民的購買力也趕走了煩惱。鮭魚一斤十六元好嗎？芝麻油四瓶二十八元可以嗎？牛肉一斤十六元好嗎？市民們終於可以買到他們想要的商品。

往龍山寺的一隅，有露天的賭博場，眼神銳利的男子在擲骰子的時候，十元鈔票就在賭桌上看著你來我往。另外，在小學裡，有五位男子也從襯衫的口袋裡拿出錢混雜著玩。市民抱持著必勝必贏的決心，這民族特有的僥倖心理在戰爭結束後，更是強烈地表現出來。

在賭場的旁邊，則是一間有古早味的服飾店，三件四百元，像這樣一舉躍進的人生，就宛如走馬燈一樣，是不會再重來一次的。此外，還有士兵的鞋、軍隊用的衣物，這些都是戰爭後的遺產。新生的台灣，強而有力的生命力，就由龍山寺廣場這裡開始燃燒。和平的戰爭行列，就在全台灣一致的步調，持續下去。（《台灣新報》九月二十二日）

也正是在這一天，台灣各界「歡迎國民政府事宜籌備會辦事處」則呼籲全島在接收日當天，要舉行各種活動，慶祝台灣光復這歷史性的時刻。於是各種活動廣告都出來了，有出售青天白日旗的，有徵集會講北京話者的，還有一則廣告是這樣的：

慶祝台灣光復，歡迎陳民政長官閣下

第一跳舞場總經理張開麥

募集舞女數十名，辦事員數名（男女不拘，經驗有無不問）

希望者至急，履曆書攜帶，本人來談

為了慶祝光復，各界都很忙。但有人忙著準備收拾整理大局，也有人偷雞摸狗，結夥幹壞事。

日據時期的警察局只有日本警察和在日本人手下的台灣警察，他們早已崩解，但此時治安情況嚴重，該由誰來維護治安呢？街頭的賭博無人約束，更嚴重的是偷竊、搶劫也無人來管。雖然報紙上刊出警告，但沒警察執行公權力，就只有靠臨時組織起來的「三青團」維護。桃園就發生了一幫犯罪的集團，半夜去鄉下偷農民的牛，被農民發覺追了出去，小偷竟持刀把農民給殺了。後來桃園「三青團」的人去追查，查到了犯罪集團的所在，再找一群人把他們移送法辦。台南的吳新榮相當聰明，他怕當地流氓幹壞事，乾脆一開始就把他們找出來，請他們成立「忠義社」，一方面激發他們的愛國心與正義感，一方面請他們維護治安。果然，黑道了解犯罪，台南的治安得到了維護。

除了「三青團」之外，社會各界也陸續成立了各種自發性的群眾組織：「慶祝受降大典籌備委員會」「人民調解委員會」「義勇警察隊」等，這些團體自然摻雜了投機分子，但也都要經過群眾大會公眾推選，所以選人有兩個特色：第一，日據時代的官員，除非操守特別好的人，否則多數靠邊站；第二，被推出來承擔一定職責的人，不少有日據時代反日運動的經歷，他們本來就有領導能力，又有聲望，自然成為領導者。

過去抗日運動的團體，如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等的幹部，一九三一年以後幾乎都入獄，組織星散。戰爭一結束，當年活躍的人已經出獄，正當四十歲左右，是人生的黃金階段，在兩個月的權力真空時期，他們發揮當年的組織長才，很快投入群眾工作。人民協會、農民協會、學生聯盟、總工會等，相繼成立起來了。台灣慢慢恢復秩序，雖然各種勢力互相摻雜，但社會逐步恢復安定。歡迎國民政府的工作陸續展開。

十月五日，陳儀命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中將，率領在大陸的台灣人黃朝琴、李萬居、蘇紹文等共八十一人，搭乘美國軍機，從重慶飛抵台北，設立「前進指揮所」，由葛敬恩兼主任。葛敬恩與陳儀是同鄉及日本陸軍大學的學弟，與蔣介石也有交情，他懂日語，派他來主持，也算合理的安排。誰知道，飛機到松山機場的那一天，葛敬恩的表現讓台灣人都看傻了眼。中央社記者葉明勛有如下的描述：

當五架飛機降落於松山機場時，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台灣士紳，還有挺著閃亮軍刀的日本兵，都在那裡列隊歡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出來露面，這是什麼漢官威儀。三十四年，首次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國慶紀念會，台北的天空飄揚著中華民國的國旗，這又是多麼富有意義的時刻，他又稱病不出，躲在基隆河畔的南方資料館休息……他的作風真令人有點匪夷所思了。

十月十七日，國軍第七十軍在盟軍飛機的掩護下，乘美國軍艦駛抵基隆港。早已聽聞消息的人，都趕去迎接。從基隆港到台北車站，擠滿了歡迎的人潮。

陳逸松、王井泉等十幾個台北文化人，沒有去基隆港而是等候在山水亭的三樓。看國軍走過時他們傻眼了。列隊前進的國軍，穿著破舊的棉襖、草鞋、腿上綁著鬆鬆垮垮的綁腿，背上背了大鍋，還有人戴著斗笠，扛了米籮，無精打采地走過街道。

他們目瞪口呆：戰敗的日軍帶著閃亮的軍刀、軍容整肅地去港口列隊，而戰勝的國民黨軍隊，應該更雄壯威猛啊，怎麼是這個樣子？

「怎麼這樣啊？連綁腿都是鬆鬆的？」「你不知道，國軍是打游擊戰的，這樣才方便啊。這些都是游擊戰的勇士。不然，日本怎麼會輸去的？」

街道上有人善意地解釋：「那綁腿的裡面，搞不好是綁著鉛，平時練慣用的，等到打仗的時候，可以健步如飛，練的是輕功。」至於背上的大鍋，有人解釋：「可以擋子彈啊。」

懷著對祖國的一往深情，民眾不斷做各種善意的理解。雖然各種疑惑還在心中，但總是一個戰勝國啊，怎麼可能比戰敗國差？民眾所不了解的是，日本被拖在中國戰場，拖得越久，陷得越深。這一場勝利，用學者戴國輝的話說，是「慘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