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渡權力，就得承受暴力——中國古代王朝循環的內在邏輯

來源：無用閑譚

自大秦皇帝嬴政實現了天下大一統，之後的集權制正統王朝單獨一個就沒有再活過300年的。這事兒說起來有點讓人不解，為何皇帝唯我獨尊、皇權至高無上、天下所有權利都收歸國有之後，王朝的政權不是越來越穩固，存在的時間不是越來越長久，反而是改朝換代越來越頻繁，存在的時間也是長長短短、變化不一？

一、

編纂和研究歷史的人都喜歡追尋歷史現象產生的原因，所以對朝代的興亡也常常投以關注的目光，並在自己的論著中或隱或顯地進行討論。撇開古人的議論不說，以現今研究者的討論而言[注1]，可將王朝滅亡的主要原因大致歸納為這樣幾個方面：

其一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由權力的肆無忌憚導致吏治腐敗，因而導致民眾的反抗。這是歷朝敗亡的通病，但各朝的表現也不完全相同。比如秦始皇的嚴刑峻法，西漢的外戚，東漢、唐、明代的宦官，東漢、唐、宋、明代的朋黨，清代皇帝的出巡和官吏的貪腐，等等，這些都直接促成了王朝內部的權力鬥爭，滋生大量的腐敗，造成政治危機。

其二是經濟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土地兼并、賦役沉重以及其他財政問題。幾乎沒有一個王朝在滅亡時沒有經濟和財政問題，所以這也是王朝敗亡的通病。比如秦代，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第四卷在歸納秦的暴政時，「尊獎兼并之人」和「繁重的賦役」都和經濟有關；《劍橋中國史·秦漢卷》在討論秦朝奔潰的五個原因時，最後列出的一條是「資源的過分緊張」。再如唐代，土地兼并問題一直未能很好地解決，導致大量的逃亡戶口產生，唐末的農民大起義就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再有如清代，由於前期推行休養生息的政策，且康熙晚期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帶來人口的大幅增長，從清初不足一億（一說1.5億）人，到嘉慶中期就高達3.5億人。人口的增加導致土地資源緊張，而土地兼并、國家財政支出的龐大、官吏的貪腐以及後期的鴉片貿易等又增加了政府的財政困難，這些負擔，最終都轉嫁到民眾頭上，所以清代中後期的民變逐漸增多，道光三十年開始的太平天國起義則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

其三是軍事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指對內、對外戰爭對國力的消耗。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戰爭，除了像明代的對倭作戰、清代的對俄對緬作戰和鴉片戰爭等為數不多的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對外作戰，其他的對外戰爭都僅僅在當時的王朝疆域意義上的對外戰爭。如漢代的對匈奴作戰、唐代的對突厥作戰、宋代的對金作戰、明代的對後金（清）作戰、清代的對南明政權的作戰之類，都是這種獨立王朝之間的戰爭，在今天的人看來都算不上真正的對外作戰。在此之外，更多的戰爭都是內戰。內戰基本是兩類：一類是貴族叛亂，如漢代的七國之亂、晉代的八王之亂、唐代的安史之亂、明代的寧王之亂、清代的三藩之亂等等；另一類是民變（習稱「農民起義」，不如稱「民變」更有涵蓋力。因為其中有宗教人物、工商業者、士兵發動的鬥爭或起義，不一定是農民）。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戰爭都是消耗國力的一種做法。如漢代對匈奴的戰爭、明代對清作戰，都是導致國家財政空虛的一大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王朝，最後都是在戰爭尤其是內戰中滅亡的。促成王朝滅亡的內戰如西漢的綠林、赤眉起義，東漢的黃巾起義，隋代的瓦崗寨起義，唐代的黃巢起義，元末的農民大起義、明末的李自成等人的起義、清末的同盟會起義等等。

其四是自然災害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指水旱冰蝗、地震、瘟疫等自然災害帶來的社會、經濟問題，從而引發社會和政治危機。如秦代陳勝、吳廣起義，背景是徭役，但直接的原因是「大雨，道不通」，使得聚集的戍卒未能及時疏散。又如西漢末年，連年水旱，導致饑荒，使得大批百姓流離失所，成為流民，為起義作了人力準備。最經常被人提起的，就是明末適逢小冰河期，導致氣候寒冷，糧食減產，從而影響到民眾的生計，促成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在災害原因方面，最需要提起的是黃河的決溢改道。根據學者統計，從先秦到民國的2500年間，黃河下游共決溢1500餘次，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如北宋168年間，黃河就決溢了89次；明代累計決溢131次；清代累計決溢194次。河患除了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治理河患（不限於黃河）還帶來財政壓力和官員的腐敗。清末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上《道光時南河官吏之侈汰》中就曾說過：

這種現象的存在，既消耗國家的財力，也導致了吏治的腐敗，成為政權垮台的一個誘因。

除以上四個方面外，也有從文化方面來解釋王朝滅亡的原因的。如《劍橋中國秦漢史》對秦代滅亡的分析，五個原因中，第一個「道德因素」、第三個「擯棄傳統」都是從文化的角度來討論的；在分析漢代滅亡的原因時，則認為建立在五德循環基礎上的改朝換代思想在精英階層中的流行，導致了曹魏最終合法地取代了漢朝，也是一種文化分析法。

還有從人物性格方面來解釋這個原因的。如《劍橋中國秦漢史》分析秦代滅亡時，就把秦始皇的性格作為一個原因。傅樂成的《中國通史》第二卷《秦漢史》中，則直接用「赫赫巨靈的性格」作為秦帝國覆滅的一個原因。

二、

雖然上面羅列的這些確實都構成了王朝滅亡的原因，但是很顯然，這些原因並不能有效地解釋王朝的循環，也就是：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易姓改號的改朝換代構成了政權變換的唯一形式？

張晉藩先生在《中國政治制度史》中提到「縱觀二千餘年的政局禍亂，根源就在於君主專制制度本身」，雖然他並未對此作更具體的分析，但這個觀察是非常敏銳的。

所謂「君主專制制度」，是指中國歷代王朝的政權體制，是以君主為絕對的、唯一的核心而構成的集權制政體。白鋼主編、孟祥才撰著的《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秦漢》在談到「國體」與「政體」的區分時說：「國體是指國家的階級實質，即哪個階級的專政。政體則是指政權的組織形式。」並認為秦漢時期的政體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而秦漢的政體，一直為後代所沿用。

孟祥才在討論到秦漢政治制度的弊端時，只是語焉不詳地說到「這個制度全力保護和加強皇帝的專斷獨裁」，屬於人治，因而皇帝本身的品質會直接影響到國家治理的好壞。俞鹿年撰著的《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五卷《隋唐五代》中，對隋唐政治制度弊端的討論也依然強調了「人治」的危害。錢穆先生在討論中國歷代政治的弊端時，則認為「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於法治的，即制度化的」，但他同時也認為「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直到今天成為中國政治上極大一問題」。雖然各學者的具體表達稍微有點不同，但認為中央集權制具有極大的弊端則是一致的。

其實，對這種制度之特徵的描述，可以溯源於孔子的「家天下」說：

孔子時代並不存在中央集權制政權，他對「家天下」體制的評價也無貶義，因為他觀念中的「家天下」，「禮義」的約束作用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都同等有效。但在這個觀察里，孔子指出「家天下」政權的傳遞方式「大人世及以為禮」及其弊端「謀用是作，兵由此起」，則是後代君主集權制政權的共同特質。

「大人世及」是指王位的傳子制度，而「謀用是作，兵由此起」則是指權謀和戰爭。在大一統帝國形成之後，權謀和戰爭就構成了政治爭鬥和朝代更換的有力手段。以戰爭而言，據《中國軍事史》編寫組所編《中國歷代戰爭年表》的初步統計，從秦代到清末的2131年間，內外戰爭累計發生了3131次。其中唐（含唐）以後的1294年中，共發生了2027次。這些戰爭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內戰，而戰爭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導致人口的大幅下降和經濟凋弊。而其中，又以改朝換代而付出的代價最為慘烈。

《中國歷代戰爭年表》卷前的統計表

以人口為例，根據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的研究結果，我們大略上把若干朝代的人口數據列如下：

西漢初期1500~1800萬，末期6000萬。

東漢初期2700~3000萬，最高時約6500萬，末期2224~2361萬。

唐代：初期1235萬，天寶末期5292萬，肅宗初年1699萬，唐末低於1576萬。

北宋：北方初期254萬戶，末期591萬戶；南方初期387萬戶，中期1093萬戶，末期1219萬戶。

南宋末期1174萬戶（即中國南方區域）。

元代：初期北方237萬戶，南方1163萬戶。元末1340萬戶。

明代：初期1065萬戶，5978萬口；崇禎初年約19251萬口，末年約15247萬口。

雖然人口的減少有多種原因，人口統計區域的不完全一致也降低了朝代之間的可比性，但改朝換代所付出的人口代價之沉重則是可見的事實。以明代為例，保守的估算，在明末的戰爭和災害中，損失的人口至少就有4000萬。

這種現象的存在，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麼在二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中，中國人沒有在「家天下」式的改朝換代之外，培養出一套更和平、更少代價的解決問題的觀念和制度？

我們不得不承認，君主集權制體制之下，皇帝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正是導致政權危機的一大原因。秦二世胡亥說：

正是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秦二世並未調整他的統治策略，反而變本加厲，殺臣僚，興勞役，加速了秦代的滅亡。

秦二世的這種觀點並非一種孤立的現象。漢高祖在長樂宮建成慶典中，因為享受到叔孫通制定的君臣之禮的榮耀，也曾經說過：「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唐太宗說：「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宋太祖也曾經評論說：「自古為君者，鮮克正己。」 這些言論和評論，都表明了皇權本身就潛藏了政治的危機。

不僅如此，由於皇權的至高無上，也帶來了他人的覬覦。秦始皇南巡至會稽，觀看的人群中，項籍就說過：「彼可取而代也。」而這種觀念，正是改朝換代的重要動力。

晉代的潘尼就曾討論過這種現象：

唐代的皮日休也說過：

在這種政權爭奪的背後，一方面是皇權的至高無上對覬覦者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則是為爭奪政權而對「民命」的漠視。

令人奇怪的是，雖然昏庸暴虐之君層出不窮，甚至如唐太宗也曾說過「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但在中國古代，很少見到有人針對君主集權制政體本身進行反省的，大多數人的討論都只是針對君王的個人品質對政治治理的影響。甚至到明末，這種情形也未有多大改變。

明末對君權的批判，比較激烈的聲音是由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發出的。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中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直接區分了「國」（以權力的維繫為特徵，即一姓王朝）與「天下」（以價值觀的傳導為特徵，不以王朝存在的時間為轉移）的不同，事實上承認了皇權也不能凌駕於更具普遍意義的價值觀之上。

而王夫之則在《讀通鑒論》中多次討論到「一姓」王朝的存亡（私天下）不能與生民之生死（公天下）相提並論。如說：「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則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更激烈地批判來自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黃宗羲說道：

在這段文字里，黃宗羲認為君主「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乃是「天下之大害」，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原本神聖不可侵犯的皇權，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的確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

但是，無論是王夫之，還是黃宗羲抑或顧炎武，他們的批判事實上只是涉及改朝換代的方式（由此一姓更換成另外一姓，多流血與少流血），並未否認君主集權制，他們的批判更多地是在帝王的個人品質（明君或暴君）上打圈子，而非針對這種政體的危害，更非要創設一種新的政治制度。所以即便如黃宗羲，在《原君》的最後，也依然把主題轉回到了「明乎為君之職分」的論點之上，而非進一步質疑君主集權制的正當性。

三、

雖然大一統的君主集權制並未減少改朝換代過程中發生的災難，但從歷史上看，改朝換代源自王朝政治的衰敗，而王朝的政治衰敗及至最後的滅亡，卻不都產生於君權鼎盛時期。相反，在大多數時候，王朝的衰敗正是從君權遭到削弱時開始。

我們不妨列舉一些事例作為佐證：

秦代：君權在秦二世時被宦官趙高所削弱。

西漢：君權在元帝之後被外戚和宦官所削弱。

東漢：君權在和帝之後被外戚和宦官大幅削弱。

唐代：前期就出現了武則天篡唐，玄宗後期君權又被藩鎮割據所分割，之後又被宦官和朋黨所削弱。

北宋：君權在徽宗時期被權臣蔡京所削弱。

南宋：君權在寧宗時期被權臣史彌遠所削弱。

元代：君權在順帝時期被權臣伯顏所削弱。

明代：君權在天啟時代被宦官魏忠賢所削弱。

清代：君權在乾隆後期為權臣和珅所削弱；在同治、光緒年間，君權則由慈禧太后所掌控。

從這些朝代看，君權遭到削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即位時年齡往往非常小。如西漢，成帝、哀帝即位時20歲，平帝9歲，孺子嬰僅2歲。東漢，從和帝之後，即位的皇帝都沒有超過20歲，漢末的靈帝13歲，少帝14歲，獻帝僅9歲。唐末僖宗12歲，昭宗22歲，哀帝13歲。北宋，哲宗10歲，徽宗19歲。南宋末年，恭帝4歲，端宗9歲，幼主8歲。元代，寧宗7歲，惠宗14歲。明代，天啟皇帝16歲，崇禎皇帝19歲。清代，同治皇帝6歲，光緒皇帝5歲，宣統皇帝4歲。在王朝上升途中，皇上年齡小未必有太大的危害，如漢武帝即位時只有16歲，清代順治帝即位時6歲、康熙帝即位時8歲，並未給政權帶來嚴重的危機。但在王朝走下坡路時，皇帝的年齡幼小，就給權臣和近臣的竊權提供了機會，由此帶來某些強勢集團的權力擴張，並因而導致廣泛的腐敗，正是王朝政治走向衰敗的標誌之一。

君權削弱帶來的一個巨大弊端就是朋黨政治。朋黨並不始於君主集權制政權出現後的時代，《尚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指的就是朋黨。孔子亦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說法，《逸周書·史記》有 「下爭朋黨」、「內爭朋黨」的提法，《戰國策·趙策》蘇秦說趙王也有「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的主張。秦代以後，朋黨問題乃是中國古代政治上的一大痼疾，漢末、唐代、宋代、明代都出現過政治危害甚大的黨爭事件。對於朋黨的危害，唐代李德裕，宋代王禹偁、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范純仁、華鎮、李綱、李石、陳耆卿，元代的許謙，明代的崔銑、王世貞等人，均有專門的文字進行了討論。其中最著名的說法，就是歐陽修的「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大抵由孔子的說法而衍為一說。

但中國歷史上的朋黨，斷然不是這種「君子」、「小人」的二分可以分別的。朋黨的背後是政治權力資源的再分配，因而組成的黨派並不能截然從道德上進行區分。更為糟糕的是，在崇尚權勢的社會裡，慣常被視為「小人」的人更容易結成派系，並假借「朋黨」之名清除異己，漢末的黨錮、唐末的清流、宋代的偽學、明代的東林，都是在這樣的名義下被幹掉的。

朋黨幾乎是君權削弱之後的必然結果，但即便在皇權鼎盛時期，朋黨也是王朝政治中揮之不去的陰影。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清代。清初統治者鑒於明代的黨爭，從立國之初就嚴厲打擊朋黨。順治十一年，南黨領袖大學士陳名夏被殺，次年針對陳名夏事件而纂輯並由順治欽定的《御定人臣儆心錄》頒行，首篇就是《植黨》，可見殺陳名夏的主要原因，是順治皇帝擔心漢大臣的結黨威脅到皇權。順治十七年，還下令嚴禁士子結社訂盟、把持官府。康熙時期，也多次敕諭嚴禁結黨。康熙八年，即以結黨的名義除掉了鰲拜。甚至後來還以朋黨的名義廢掉了太子胤礽。雍正皇帝則專門作有《朋黨論》對朋黨加以禁止，雍正四年，也以結黨營私之名處罰了顧命大臣隆科多。乾隆時期，皇權達到極盛，雖然屢次降詔申飭群臣不要結黨，但對清代政治損害極大的貪官和珅，卻正出在此朝。

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君主的權威可以有效地抑制朋黨，但朋黨並不會因為這種抑制而減少或消失，相反，利用君主的權威而形成朋黨，則是更常見的政治現象。因此，君權的削弱並不等於君主集權制的體制力量遭到削弱。君權的削弱只是集權體制之下的一種權力分拆方式，它的背後，正是強大的體制力量給予了支撐，權力的操控者總是打著君權的旗號作威作福。換句話說，正是君權的權威性，為權力操控者操縱權力提供了保障。史書經常出現的「太阿倒持」、「竊弄威柄」的說法，就是指此而言的。

四、

正是因為君權可以有效地抑制朋黨，中國的古人在政治設計中常常把眼光投向明君，期待明君的出現以獲得政治清明、天下大治。「明君」的「明」並不僅僅是一種道德上的要求，而更是對政治治理方式的要求。因此，中國的古人一方面主張強化君權（賦予君權以神聖性），另一方面又主張君臣「共治天下」。

強化君權與共治天下，這兩種主張都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前者如商鞅、韓非子的說法自不必論，《尹文子·大道下》也稱「君臣上下」為「不變之法」，君王要以術御下。在討論到國家存亡的六種徵兆時，尹文子還說：

尹文子把「君權輕、臣權重」視為亡國之徵，也很好地表達了強化君權的思想，所以他認為：「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

但尹文子的「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則又是指君權的運用要有一定的尺度。「勝」指欺凌，君上一味地欺凌臣下，也是大亂的原因之一。雖然尹文子並未涉及「君臣共治」的問題，但「上下不相勝犯」的說法，則說明他並不贊同君權的無限擴張，而是在君臣之間也需要有一種平衡。

比尹文子更激進並且可以視為後代「君臣共治」觀念的源頭的，則是《六韜》和《呂氏春秋》中的說法。《六韜·文韜·文師》說：

類似的說法，也見於《六韜·武韜·發啟》和《順啟》以及《今本竹書紀年》、《逸周書·殷祝解》，大略上可以判斷這是戰國甚至更前時代就產生的觀念。

在《呂氏春秋·孟春紀·貴公》中，這個觀念得到了更詳細的闡述：

對比前文王夫之、黃宗羲的說法，不難發現它們與這段文字的相似性，可見「公天下」的思想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呂氏春秋》。

「公」一方面是指君王治理天下應當大公無私，另一方面則是指天下並不能為一姓所獨享，而應該服從更高的「道義」原則，即所謂「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逸周書·殷祝解》）。

「有道者處之」也代表了一種權力讓渡的方式，這正是後代王朝更迭時，新朝為自己取代舊朝的做法尋找合法性的重要依據，所以對這種「公天下」的觀念，我們並不能作過分拔高的解釋。但這種觀念在後代的流傳，讓「君臣共治」觀念變成一種通行的政治話語，則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貴遺產。

「君臣共治」的主張在漢代就已經司空見慣。賈誼《新書·修政語》借師尚父（姜尚）之口說：「天下壙壙，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壙壙，廣大的樣子。藂藂（叢叢），眾多的樣子。所謂「一人有之」、「一人理（治）之」，也就是《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所謂的「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的意思。但味其語意，已經與《逸周書》和《呂氏春秋》中的說法有點不同，也就是突出了「一人」（皇帝）擁有和治理天下的特權。

更明確地使用這個辭彙是漢宣帝，史載他曾說過：「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注2]這個說法，指明了君臣共治是君王授權給臣下以處理具體事務，並不意味著君王與臣下共同擁有天下，天下只是君王一個人（姓）的。

漢成帝時大臣谷永說的一段話，可以作為這種治國方式的註腳：

這裡所說的「公」天下，並非真的強調「天下」是屬於人民的，而只是警告為天子、諸侯者如果「無道」、不為民著想，就有失掉政權的危險（「不私一姓」）。

類似的說法，史籍中所載繁夥，不殫羅列。如曹操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賢令中就說過：「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甚至是極權時代的明朝，朱元璋也在詔書中這樣說：

清代的乾隆皇帝也說過：

由此可見，「共治天下」只是在君權羽翼下的有限分權，並不意味著「共治」者有多少發聲的權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共治」的「合伙人」並不是廣大的人民，而僅僅是其中的佼佼者——臣子或賢能之人。如董仲舒，就把君、臣、民的關係比喻成人的身體：君王是心，群臣百官是四肢、臟器和孔竅，聖賢是讓身體各部分歸順於心的掌控的人物，而百姓只是「形體」。更清晰地分辨這種不同的是宋代的文彥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一載：

文彥博的話非常清晰地表明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以官員為主體），而不是「百姓」[注3]。

儘管「合伙人」有這樣的限制，但「共治天下」的理念還是在君主集權制的層層黑幕中留下了一點縫隙。這就是：君王不能以天下為私有而恣其所欲，應該以百姓的福祉為統治的目的，故選賢任能以共治天下就是治國的題中之義。

五、

應當承認，中國歷史上的確有一些政治觀念是相當先進的，「共治天下」也就是其中的一種。雖然君主集權體制下的「共治」常常是個「真實的謊言」，但在思想相對活躍的時代，由這種觀念還是派生出其他一些更激進的說法。舉幾個例子：

宋陳時中《公卿議錢幣如何》：

宋黃履翁《君權》：

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十《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王陽明《山東鄉試錄·禮記·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可以發現，中國的古人對於他所處時代的政治制度的弊端並非完全懵然無知，而是有著深刻的認識並嘗試提出解決之方。如黃履翁就直接把一些政治弊端與君權掛上了鉤：皇上如果事必躬親，必然不能面面俱到，因而這種做法就埋藏了禍患（「生患之原「）；皇權的至高無上，正可以被竊弄威權者所利用（「弄權之漸」）。在這些觀念化的「共治」思想背後，就是要求皇帝應該讓渡部分權力。

然而很不幸，觀念固然能構成政治哲學的一部分，卻未必能影響真實政治的走向。在現實中，「共治」常常是作為君權的一種補充手段，在君權弱化的朝代，強調集權更是優先被選擇。而更為不幸的是，高度的集權本身，正是王朝衰敗的開始。這種情形，在漢武帝、唐玄宗、明嘉靖、清乾隆幾朝都有非常具體的體現，在此不再作具體的描述了。

需要反省的是，從秦到清末的2131年中，中國的大小王朝經歷了幾十個，但在政治制度上的進化卻是很有限。即便有的一點進化，還是朝向專制和非人性化，以防範民眾為核心。就如宋代葉適所說的：「古者君既養民，又教民，然後治民，而其力常有餘。後世不養、不教，專治民，而其力猶不足。」「專治民」成了這些王朝存在的根本動力。所以在政治衰敗的時代，想振興王朝的人也只想到強化君權，增加集權的砝碼，從未有人考慮讓權（如明代的張居正改革）。而王朝統治者自身也無意於百世千世，能夠活上幾百年也就心滿意足了，朱元璋「三百單八亦足焉」的說法就是由此而來。朝代的循環除了導致政權缺乏連續性，還導致「得天下」的權力觀念變成為一種政治文化，為幾乎所有的人奉行不違，並因此成為王朝循環的動力。而朝代循環的代價，就是戰亂和百姓的流離失所和死亡。

因此，在朝代循環的議題下，如何讓渡權力，以真正地達成一個人民「共治天下」的局面，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制度上的改變，不如說是一種文化上的改造。——觀念永遠比現實更帶有虛幻的色彩。

2021年2月8日初稿於了不了齋

【原發於2021年2月8日我的頭條號】

【注釋】

[1]我選了手邊有的幾部中國通史類著作作為樣本，這些書是：大陸范文瀾和蔡美彪主編的《中國通史》、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台灣傅樂成主編的《中國通史》、陳致平主編的《中華通史》，美國《劍橋中國史》（中譯本，缺宋朝卷和清前中期卷）、卜正民主編的《哈佛中國史》（中譯本），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斷代史系列》和日本講談社的《中國的歷史系列》（中譯本）。此外參考了錢穆的《國史大綱》、孟森的《明清史講義》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中的《清代全史》等。呂思勉的《中國通史》、美國伊佩霞《劍橋插圖中國史》等未納入參考。這些著作並非每部都有明顯的章節來討論王朝興亡的原因，甚至各個朝代的寫作都有差異，但各部著作都在敘述中涉及這個問題。比如說，《劍橋中國秦漢史》在談到秦代的滅亡時，立有專節《崩潰的原因》；而在漢代又沒有這樣的專節，只是在《漢代的滅亡》一章（尤其是其中的《對漢王朝滅亡的剖析》一節）中討論到這方面的問題。此外，在具體的討論時，不同作者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本文的歸納只是綜合其大意，不一一對應各部書的具體表達。

[2]按：引文見《晉書·劉隗傳》附《劉波》傳，後世史籍多引此文。《漢書·循吏傳》、《後漢書·左雄傳》、王符《潛伏論·三式》等均作「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3]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第三章中引述了這段文字，認為不能把「士大夫」和「百姓」作對立的「階級」來看待，因為「士大夫」是通過科舉獲得了治天下資格的「百姓」，這個看法顯然是有問題的。除了忽略了董仲舒「身體」的比喻（董仲舒的話見《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也未注意到漢宣帝的說法，更忽略了先秦以來各類史籍中保留的「共治天下」觀念的真實含義。很顯然，文彥博並非因為士大夫來自百姓而贊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他恰恰是在傳統語義上使用這個詞。更何況，這段文字整個語境中的「士大夫」和「百姓」（神宗的話）都是對立的。